今天的故事，我們要先從一枚小小的郵票說起。
1983年1月5日，原郵電部發行了第一輪十二生肖系列郵票中的《癸亥年》生肖郵票。圖案採用的是美術大師韓美林創作的一頭小豬。這頭小豬兼具剪紙和皮影風格，身上繪滿紅桃綠葉，寓意人壽年豐，生生不息。
這套郵票發行前一個月，“計劃生育”被正式寫入憲法；而再往前三個月，“計劃生育”被寫入中共十二大報告。
從此，“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被長期執行。
從此，很多“80後”就有了一個獨特的標籤——獨生子女。
36年彈指一揮間。
2018年8月6日下午，由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主辦的“《己亥年》特種郵票印刷開機儀式”在北京郵票印製局舉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18年8月6日，2019《己亥年》生肖郵票圖案揭曉，再度由韓美林設計完成。其中一圖名為“五福齊聚”，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
在這張圖上，兩頭大豬和三頭小豬同時出鏡——
36年，當年的獨生子女紛紛步入而立、奔向不惑之年，郵票上的一頭小豬也變成了三頭小豬。
這立刻引起了外媒的關注，《泰晤士報》更是直言，這張郵票“清楚預示了中國人口政策的轉變”。
媒體的傳言讓韓美林不得不發表聲明，稱這套郵票並沒有傳遞任何信號，並強調“藝術家不是政府政策的代言人”。
那就讓藝術的歸於藝術，我們來談政策層面的動向。
8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提到“將計劃生育扶助保障項目明確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與此同時，各省市近期紛紛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
這些都再次引發了人們的揣測：
中國是要全面放開生育了嗎？
全面二孩政策
效果低於預期
2015年10月29日閉幕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這意味著，推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徹底成為歷史。
受此影響，次日開盤後，二胎概念股集體大漲，號稱“A股最純正奶粉股”的貝因美更是應聲漲停。
緊接著，就有券商發佈研報稱，奶粉是二胎政策放開的首要受益行業，而貝因美是首要受益標的，並因此將貝因美上調至“增持-B”評級。
不過，貝因美接下來的表現卻讓市場失望了。
2015年，貝因美實現淨利潤1.04億元，但刨去政府補助則是虧損1970萬元；2016年和2017年更是分別鉅虧7.81億元和10.57億元，股票簡稱也因此變更為“*ST因美”，股價更是一路下跌至今。
低於人們預期的，不僅僅是貝因美。
還有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
全面二孩政策在出臺前曾經歷過很長時間的醞釀，有學者甚至擔心“一放就亂”。
然而，該政策從2016年1月1日正式推行後，2017年全國二孩出生人數僅比2016年增加162萬，一孩出生人數甚至比2016年減少249萬，總和生育率並沒有實現預期中的提升。
總和生育率指的是“一國或地區婦女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
國際上認為，該指標達到2.1才是一國實現和維持代際更替的基本條件，而我國則多年一直在1.5至1.6之間，即便是全面生育二孩政策被認為將顯現效果的2017年，該指標也只有1.7。
同時，育齡婦女總人數也在減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宋健指出，我國育齡婦女中20至34歲生育旺盛年齡人群的數量，在2000年已達到峰值1.66億，2010年降為1.61億。而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成為生育主體，育齡婦女人數還將不斷減少。
由此，人們發現，社會熱議的諸如“東北人口流失”等問題並不是最應被擔心的，相反，最被擔心的應該是：
人們不生了！
遼寧省在人口發展規劃中直言，“隨著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生育年齡後移及人口老齡化加劇，儘管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後總和生育率在一定時期內將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難度很大。”
加快出臺
鼓勵生育配套政策
於是，從地方到中央，開始加快出臺鼓勵生育的配套政策。
今年6月以來，遼寧省、陝西省、新疆石河子市、湖北咸寧市等多個省市先後出臺政策鼓勵生育，從延長二胎產假、進行補貼獎勵、加大住院分娩補助力度，到增加托幼機構供給、女性勞動權益保障，無所不包。
據新華社8月13日消息，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提到“將計劃生育扶助保障項目明確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中央制定計劃生育扶助保障補助國家基礎標準，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提高。”
對此，恆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在一篇題為《全面放開生育或已不遠，你生嗎？》的文章中指出，這意味著計劃生育扶助從原本的地方事權為主變成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未來有望提高計劃生育補助保障標準和加大發放補貼的力度，給予二孩家庭更多補助傾斜。
受此影響，8月14日，二胎政策指數再次拉昇。
但是，回望過去的表現，二胎政策指數在單獨二孩出臺前到全面二孩出臺前的3年裡一路拉昇，反而在全面二孩出臺後開始了一路下跌的征程，成了A股一大“偽指數”。
消亡的人口紅利
能否恢復？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一度鼓勵生育，強調“人多力量大”；上世紀70年代開始，提倡“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而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4億暴增到1978年的9.6億。這在給資源環境造成壓力的同時，也為改革開放後的人口紅利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被普遍歸因於人口紅利。
人口學家王豐稱，“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除了制度變化的因素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益於人口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即由於年輕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擴大而帶來的經濟收益。”
華泰證券研究顯示，從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撫養比來看，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66%左右持續波動上行，最高達到2010年的74.5%，與之對應，人口撫養比也於2010年達到最低點34.2%，人口紅利實現最大化。
2011年，我國勞動力人口比重進入趨勢性下行通道，老年人口撫養比和總撫養比均出現向上的拐點，人口紅利進入衰減期，此後GDP潛在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雙雙波動下行。
同時，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逐漸走弱，農民工工資逐年攀升，“用工荒”頻繁出現。
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直言，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你把人口因素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放在一個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里面，會發現，以2010年為界，之前這個因素是正貢獻，2010年之後就變成負的，顯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經迅速消失。”
不過，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延續或者恢復我國的人口紅利，並不是一件容易說清楚的事。
短期來看，人口出生率的增長會提高撫養比，將進一步削減人口紅利，以至於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生娃後，開始消費降級”了。
但從長期來看，新出生人口最終將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勞動力供給，使撫養比降低，並通過增加消費並帶動了相關產業的企業和政府投資，從而有利於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最終對長期潛在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
所以，考慮到人口結構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不光是呼籲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加快出臺，全面放開計劃生育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今年6月，陝西省統計局發佈《陝西省2017年人口發展報告》，針對“未來出生人口增長後勁乏力”的挑戰，報告建議，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出臺鼓勵生育措施，通過對生育進行補貼獎勵等方式提高生育意願，增加出生人口數量，優化人口年齡結構。
不少學者也建議全面放開生育。
8月8日，人口與生育問題學者何亞福更是表示，雖然衛健委尚未發佈今年上半年新生兒的出生數據，但毫無疑問，將會比去年上半年的數據還少，為此，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進全面放開生育政策。
生娃是家事
也是國事
“俠之大者，為國生娃。”
這並不是一個段子。
8月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一篇題為《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的文章，稱低出生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開始不斷顯現，“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僅靠家庭自覺，還應該制定更為完整的體制機制。說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
但是，即便全面放開生育，年輕人“為國生娃”的意願也不容樂觀。
恆大研究院今年3月發起過一個生育意願投票，共有12.3萬人參與。結果顯示，不考慮“不生”選項意願生育率約為2.04；考慮“不生”選項不生孩子比例超預期，意願生育率約為1.73。
究其原因，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去年10月，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發佈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壓力是影響生育二孩的決定性因素，其次為教育壓力和照料壓力。
8月13日，一則新聞引發社會關注：
湖北黃岡的張某和高某已經有一個小孩。在懷第二胎待產期間，考慮到沒有經濟能力撫養，二人商議將二胎賣掉，並通過網絡聯繫到中介朱某某。交易結束後，張某得4.5萬元，朱某某得中介費2萬元。
這種買賣人口的違法行為，我們當然必須抵制，並交由法律進行裁決和懲治，但它客觀上也透露了現代人養育二孩的經濟壓力。
生育意願的影響因素非常複雜，並不簡單取決於經濟社會壓力。從全球範圍來看，生育率低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很多西方國家，普遍出臺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鼓勵政策對生育率的提升並不明顯。
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與我國地理特徵相近、文化特徵相近的國家，也曾經過長時間的控制人口政策後，轉而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均不盡如人意。在韓國，由於人口出生率連年走低，很多醫院的婦產科甚至改成了皮膚科等其他科室。
專家認為，即便如此，從我國的現實出發，鼓勵二孩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越來越高。
任澤平就建議，儘快實行鼓勵二孩乃至全面放開生育政策，提升中國人口生育率迴歸至1.8-2.1的適宜水平。
對此，他提出了三條政策建議：一是考慮給予家庭個稅減免、分娩補助、落實產假等激勵；二是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長效機制，實施“人地掛鉤+金融穩定”；三是提升教育醫療社保保障房等財政民生支出比重，並優化支出結構，解決托幼難問題。
一直關注人口問題的攜程董事長梁建章更是直言，“要想改變這一點，必須拿出真金白銀，實行全球最大力度的鼓勵生育政策。根據我們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國家將GDP的2%到5%用於鼓勵生育。照此標準，中國至少要花2萬億來鼓勵生育。”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認為，目前很多省市的鼓勵政策並沒有切中要害，“我認為首先要徹底放開，讓人們有生育自主權，然後再看看生育達到什麼樣的水平，才談得上鼓勵生育，然後要考慮應該給予怎樣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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