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研討會之嘉賓評議七(何建明)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研討會之嘉賓評議七(何建明)

徐治道:

接著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何建明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研討會之嘉賓評議七(何建明)

(照片由評議嘉賓本人提供)

何建明:

郭齊勇《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出版的重要意義

郭齊勇教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迅速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熱烈討論,這不僅僅是郭老師以他數十年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深思給我們提供了一本很精彩的大作,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時代到了非要弘揚和發展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不可的地步了,而郭著的出版正當其時。

自201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孔子研究院座談會上發表"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講話之後,從中央到地方都興起了一股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

201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來先生的大作《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版了張岱年、程宜山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精神》。

201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樓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2017年中華書局重版了張岱年主編、方立天副主編,主要由劉笑敢、程宜山、陳來三先生執筆的《中華智慧》。

201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鍾鑑先生的大作《儒釋道三教關係簡明通史》。

以上這幾位都是當今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大家,這些著作出版了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現在郭齊勇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出版,更是將這個熱潮推向更高階段。

郭老師這部大作是他數十年思考中國文化精神之特質的思想結晶,以上各位前輩和同輩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完全贊同。

我在這裡特別提出《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中《中國人的信仰與儒家在中國的作用》一文,該文是2012年在第二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中發表的演講稿,但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中國文化之作,郭老師在文中一開始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傳統,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源頭,他說:

一直到春秋戰國,伴隨中國多民族多宗教不斷融合,大一統逐漸形成,上古宗教慢慢轉移成一種文化。這個文化的認同很重要,它和希臘城邦不同的是,它有若干的氏族和族群,所謂以夏變夷的過程,就是文化不斷認同的過程。他在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化認同並沒有排除宗教的神靈崇拜,特別是對天命和天道的敬畏,而神權對王權始終有制約的作用。他認為儒家雖然對於宗教傳統的認識有些理性化,但並沒有完全否定神靈和宗教。而是通過超越和內化,轉向內在性道德的一面。他還提到,中國靠人文性的文化道德教育、人文性的宗教,主要就是儒教(即人文教),它既是宗教之教,又是教化之教。這是在王權之上,又遍在民間之中的,這是中國人的終極關懷、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之所在。《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道與人道一致,性、道、教是統一的。

我很認同郭老師以上的說法。

其實,中國人的宗教觀,如儒、釋、道三教觀念,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西方更強調的是宗教之教,而中國更強調的是教化之教,我們有神道設教的傳統。所謂神道設教,也就是指中華民族的宗教,不是西方式的由一神創造一切、一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而是神人相依的教化之教。中國的宗教文化強調的是,如道教講"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佛教講"自作自受",也就是說,我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由不得外在的那個唯一主宰的神靈的控制。

我覺得《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同時充分肯定了儒、道、佛三教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並以此闡發關於中國文化精神之特質的觀點。

郭老師在剛才的發言中特別提到: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聖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我們的一些學者和主流媒體在談到中國文化時,通常只談儒家文化和世俗性的道家文化,儘量不談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就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當然,從另一個方面去看,我們一些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學者,有時候過於強調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也難免"矯枉過正"。事實上,我們只要懂得中國歷史的人,誰都無法否定,漢唐文化,道家道教文化與佛教文化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不說漢初文景之治中的黃老之學,說就唐代這個最讓中國人最驕傲的朝代,就是一個以尊崇太上老君為標誌的時代,唐高祖李淵為李唐王朝訂立三教規就是"令老先、孔後、末後釋宗"。唐太宗雖然說"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但如著名學者張舜徽先生所說:"唐太宗所以大過人者,在能以道家清靜之旨,施之政理耳。"唐太宗就曾明確地指出"君無為而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到了李唐王朝最鼎盛的唐玄宗那裡,《道德經》已成眾經之首。這裡所說的老子,不單純是世俗的老子李耳,而是道教的太上老君。這裡所說的《道德經》,也不單純的是世俗的道家經典,而是道教的最高經典《道德真經》。事實上,到了宋代以後,中國的文化就一直是以儒道釋三教交融為主體的,最喜歡批評道教和佛教的宋代大儒朱熹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鄒欣"撰寫《周易參同契考異》而流傳於世。

這也就是說,道教文化實際上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在當今中國文化傳承和發展當中,我們應當積極地去發掘、傳承和發展中國道教文化的優秀傳統,如道教所強調的"慈、儉、謙"三寶文化傳統等等。

佛教對於宋明以後的文化之影響,不用我多說了。佛教中國化最典型的成果就是禪宗的創立和禪文化在各階層的廣泛影響。郭老師剛才說到:

禪宗的偉大和不朽,就是以證悟自性後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來救助迷妄的眾生,撥開迷霧。這就是要啟迪我們每個人,不論智愚、賢不肖、窮達、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因此,禪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聖,既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又善於解脫超拔出來。從這種意義上說,每一個參與者實際上都應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與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才能有一種現今十分匱乏的敬業精神、奉獻精神。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就是辛亥革命以後太虛大師所領導和推動的近百年中國現代佛教革新運動中最有影響和最富創新的人間佛教之特質。已故當代中國佛教"生活禪"的倡導者淨慧長老就是很明確地繼承和發展了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傳統,進而提出了更適合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理念。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都值得我們去繼承和發展。

徐治道:

感謝何建明老師的精彩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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