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克扣扶贫款、偷挪村集体资金、办事群众要盖章讨要“好处费”、征迁款被干部截留……群众对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微腐败”反映强烈，深恶痛绝。
日前，据媒体报道，今年安康将严惩这些身边的“微腐败”。安康市市长赵俊民表示，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坚决遏止和惩治基层贪腐问题，实现正风肃纪无法外之地。
一方面是村干部“微腐败”不断，群众深恶痛绝，一方面是各地创新基层治理方法，一些村干部知民生疾苦，被群众拥戴，如何杜绝“微腐败”，多一些好干部？
“牛气”来自哪里？
曾经流行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是一句戏虐村干部的话，意思是说再小的干部都有约束他人的能力,不要不把身边的村干部放在眼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说到村干部，坊叔先给坊友们“科普”一下：村干部所在的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性组织，不是一级政权，也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村委会成员有别于政府公务员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从国家领取工资。
但是村委会成员从事村委会的工作，要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当给予适当的补贴。而补贴，可以从村民上交的提留中解决，也可以从集体经济上交村委会的收益中解决。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梳理秦风网曝光的案例可知，村委会腐败行为就多半来自这些“提留”和“收益”，比如村民集体财产、补贴发放、低保办理、土地征收等。聊举两例：
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宝鸡市陈仓区东关街道大王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宽让利用职务之便虚报亲属为公益性岗位人员，并领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共计12000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运煤公路修建项目征地补偿中，榆林市神木县永兴街道圪针崖村村委会主任贾明清伙同圪针崖村村民小组组长贾云等人虚报占地面积，套取资金15.87万元予以私分，在2016年3月被开除党籍，收缴违纪资金，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什么频频出现“微腐败”？
表面上看，村干部“微腐败”频发是因为监管缺位，如陕西省纪委的一位官员所说，近年扶贫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在基层由来已久，原因在于有些地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薄弱，基层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村务公开、村监会监督等事务公开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深层次原因在于，基层村委会盛行的能人治理“凌驾”于村民自治之上。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 “政治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与教育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那些先富起来的经济能人比如致富带头人、小企业家等比普通村民更趋向于追逐村支书、村长、组长等干部岗位，一方面在于，在农村没有一定的威望和人脉，工作不太好开展；另一方面在于，对能人而言，村干部能和政府产生更多互动，有利于他们在经济上“更上层楼”。
所以要解决这些“微腐败”，一方面要解决“人”的问题，担当村干部的经济能人要提高规则意识，行有所止，作为村民自治重要组成部分的村民要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不能盲目依附于能人；另一方面要解决“制度”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要跟上时代，不断创新。这方面陕西乃至全国近年来均在不断探索，也因此诞生了不少好方法和好村干部。
在一些农村村干部是个“苦差”
也许我们经常在纪委网站的曝光台上看到一些村干部腐败的案例，但那只是部分现实，而且是在少数富裕村或者城郊村，一些有“油水”的地方。
在其他一些农村，村干部却是个“苦差”——活多钱少，操心不讨好，干好干差一个样。一些村干部甚至想“撂挑子”，曾经给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带来困扰。
“因为村集体账上没有一分钱积累，自身都是‘贫困户’，有道是‘手里没把米，鸡都不围你转’，我们说话办事自然没底气。”留坝县的一位村干部曾如此调侃。
为什么村干部这么不好当？一位村支书曾经“整理”了他要干的活儿：
负责协调村民关系，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比如有人的地被别家占了，有人打农药打到邻居地里了……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事儿，如果调解不好就会激化矛盾。
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民生方面的政策宣传和解释，给村民盖章、开证明等，现在村干部实行坐班制度，工作日每天必须有一名村干部值班，让村民有事找得着。
负责一些政府项目的代收费工作，如新农合、农业保险等，以及自上而下普惠性项目的资源分配，如低保、危房改造补助、社会救助等。很多村民不理解为啥让自己交钱，为啥不给自家办低保，要解释给他们听。
还有完善村庄基础设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干部既要做知民情察民意的“调查员”，带团队谋发展、组织干部群众的“管理员”，还要做拓市场找路子的“引导员”以及解忧济困的“服务员”。没有一定的综合素质和相当的耐心，这差事一般人干不了，干得了的也不一定愿意干。
正因为不好干，所以陕西基层涌现出的那些优秀村干部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坊叔梳理了陕西部分优秀村干部的事迹，发现他们身上有两个共同的特质：能力和担当。
比如2017年陕西省劳模、宁强县石墙院村村支书赵永跃，自己通过建养猪场养猪富起来后，面对渴望增收的农户，将自己的养猪技术和管理经验倾囊相授，他带头成立的生猪产业合作社带领百户村民养生猪、种果蔬药材，合作社成员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上。
比如被评为“2016中国十大杰出村官”的陕西省优秀党支部书记、西安市碑林区西何社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建平，35年来，带领西何家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了由乡村向社区的转变，股份制改造让村民变成股民，人均拥有一套100平方米住房和60平方米商业用房。
这些干部不仅自己有增收致富的能力，还将自身发展和全村的发展捆绑到一起，带动全村人走向小康。这是难能可贵的。
还基层社会“风清气正”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1号文件也以乡村振兴为主题，进一步明确了“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村善治、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五大目标。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无论是中央、省市，还是基层，近年来在重视基层“惩恶扬善”的同时，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制度。坊叔经过梳理和总结，将其分为三个方面：
乡村管理。近年来，陕西基层单位在探索乡村管理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例如汉阴推行“321”基层治理模式（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村民的“三线”式联系，实施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加上村民自治平台），旬阳县推进“三治融合”（自治固本、法治兜底、德治为基），西安市高陵区将党务、政务、警务三务合一，推出以“一村一警一站一队”为核心内容的“高陵模式”。
这些管理模式除了有自身特色，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将基层管理任务分解，比如汉阴分解给党员、人大代表和中心户长，旬阳分解给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新乡贤”，西安市高陵区用机关民警下沉包村解决基层警力不足问题，实现了“警务、政务、党务”三务前移。
管理任务分解的成功，源于两方面：一是基层乡村（社区）干部自己积极探索、主动争取，上级单位理解并支持；二是乡村精英素质不断提高，愿意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
经济发展。村级组织经济实力不强、管理手段单一、服务平台缺失等问题，消解了村两委的权威性，导致“空壳村”频现，同时，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业化而出现“人走屋空”，乡村“空心化”。要引进人、留住人，就要让大家增收致富。
这既要村干部自己带头，村民们也要积极参与。例如先富起来的村民带头成立合作社、出外务工挣了钱的村民返乡创业、组建村支部领导下的集“经济、管理、生产、服务、公益”等功能于一体的扶贫社等，人人都要有“村干部意识”。
村干部激励。“收入不如外出务工的村民，加上村里红白喜事开支多，经济负担很重，对家庭都不知如何交代。”这是一位村支书的烦恼，也是其他很多村支书的忧愁。村干部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忧愁，如一些村干部没有养老保险，村干部没有上升渠道，干好干坏一个样，等等。
好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如辽宁省开始逐步落实“工作有待遇、干好有发展”的激励机制，明确乡镇换届时每个县区至少要有1名符合条件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为村干部提供一条上升通道。锦州市准备由市级财政出钱，增加村转移支付资金，实行“基本报酬+绩效考核奖励报酬”的工作报酬制度。
陕西各地也在探索村干部考核管理办法，如城固县探索推行“三考两评”管理办法，差异化发放绩效补贴，激发村干部工作活力；陕西省委相关部门组织实施2017年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中为贫困县（区）考试录用乡镇公务员工作，等等。
村干部怎么样，农村就怎么样。在基层治理和发展的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要进一步向农村延伸，抓住“村干部”这一“关键的少数”，避免出现“好人当不了，恶人争着当”的局面，选出好村长、留住好村长，把基层社会打造成风清气正，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来源：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208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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