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區的植物藥一直為世願目，到了唐代，因為朝廷對醫藥的重視，自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制《開元濟方》五卷，頒示天下，天寶五年（公元746年）八月，又敕郡縣長官就《開元濟方》選選取切要者，於村坊要路榜示宣佈。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二月，德宗又制《貞元元集要廣利方》五卷，計856方，頒行州府，散題於大街通道上。安康是植物藥之鄉，因而蒞任安康的行政長官，自然十分重視藥物的開發和利用。元和年間（公元806－820），著名詩人姚合刺史金州，於是安康的藥物又堂而皇之地進入文藝殿堂。如姚合《題金州西園九首》，其二《藥堂》：“時聞有仙鼠，竊藥簷隙間。”其七《石庭》：“藥草枝葉動，似向山中生。”又如《寄紫閣隱者》“養情書覽苦，採藥路多深。”《期無可上人不至》：“客來初夜裡，藥酒自開封。”還有“點兵尋戶籍，燒藥試仙方。”“地僻無驛路，藥賤管仙山。”從姚合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康植物藥資源十分豐富，他作為地方行政長官，不僅上山採藥，還在園中種藥；既親自燒試藥方，又將植物藥泡酒，製成藥酒。藥幾乎成了他政務的一部分。無怪乎著名詩人張籍在送人來金州時，也囑咐到金州找植物藥多的地方居住，《送僧歸金州》說：“聞道漢陰山水好，師行一一偏偏經過，事須覓取堪居處，若個溪頭藥最多？”唐代是安康植物藥的繁榮時期，《唐新修本草》、《唐書・地理志》等書所記的植物藥就多達130多種，其中15種是進貢朝廷的專項藥物。據《鎮坪鄉土志》說：“藥之類民利賴以資事畜者，莫如黃蓮、黨參、當歸、大黃、花椒為最夥。”又說：“光緒庚寅（光緒十六年）之災，高山種洋芋謀食，種藥材謀衣。
自洋糜爛無種，高山人一往而空。藥材類如黃蓮、黨參，大起價值，謀利之人漸由低山運糧至高山老林，興種一切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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