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办法。原价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
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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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皮革厂”登报处置最后的资产
8月8日有媒体发布公告称，《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再次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5月12日经债权人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7月18日经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1）温龙商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对该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
公告称，二次分配将于2018年8月10日开始实施，最后分配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为人民币6338292.36元。
地摊神曲一炮走红
2013年，失踪两年多的“江南皮革厂厂长黄鹤”突然成了地摊上大红人。全国多地卖皮包的地摊商家都在循环播放一段黄鹤携巨款带人跑路的录音招揽生意。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我们没有办法。原价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从最早的一辆推车、一两张大海报开始，慢慢升级为录音版、配乐版，为引人关注，甚至还凭空添加了各种内容。
后来，该曲通过网络传播不断被重新演绎，逐渐成为了现在网友耳熟能详的网络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跑路事件揭秘
资料显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于2002年设立于温州，一直经营良好，一度成为当地知名皮革企业。2010年实现销售额3.41亿元，利润3425万元。当年还在台州临海开了新厂，两家工厂的产值合计达5亿。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从未生产过成品皮包，其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合成革原料销售。
良好的经营状况持续到2011年厂长黄鹤跑路。至于黄鹤跑路的原因，坊间传言是他欠了巨额赌债无法偿还。因其人至今下落不明，江南皮革厂随之破产清算，这个曾经的温州品牌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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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皮革厂”为什么而倒？
记者在近期的调研中了解到，在历经了大起与大落之后，号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老板们近几年也已经是“曾经沧海”，不求大富大贵也成为部分人的口头禅。
但商海沉浮，岂是凭一己之力又可左右。“即便企业想关张也不容易，毕竟还有一堆债务和应收、应付在。”
而随着近几年温州大规模拆改违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飙升、个体户转企业（以下简称“个转企”）等政策来回“折腾”，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已经“薄如刀片”，甚至有老板表示企业已经是在零利润“空转”。
原因一：成本飙升 利润薄如刀片
35岁的郝伟（化名）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经营20多年的锁具生意，除了公司老板的身份，他还是一名滴滴司机。
每逢周六日的两天里，他开着自己的宝马X1穿行于温州大街小巷，接单跑活。“现在老婆快生二胎了，多赚点奶粉钱。”他自嘲道。
事实上，做滴滴司机并不比开公司多赚钱。据他介绍，他周六日两天平均每天只跑8小时，平均毛收入也就是600～800元/天，刨除油费等到手也就是三四百元，而且还不算车损。
“一把锁成本二三十元，扣除各类成本到手利润也就是3%，而且还不算报废率。现在锁具行业都是白菜价，赚不了钱也饿不死，在夏天甚至还不如我老婆的3家奶茶店赚的多。”郝伟说，“夏天的奶茶店一家营业额都在5000元/天左右，而锁具在夏天一天也卖不出去500把。”
与郝伟同样深感经营之难的还有秦正伟（化名）和李海超（化名）。
浸淫鞋服行业20多年的秦正伟白手起家，目前公司年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但同样扛不住飙升的成本。“近几年成本涨得太厉害了，现在工人工资已经达到70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了，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10%左右递增。”秦正伟说，“我们现在的净利润率只有1%～3%，甚至是零利润。”
而公司年产值1700万元左右、深耕汽摩配行业的李海超也坦言，员工工资现在人均45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而且还在以每年15%～20%的比例递增，而除了人工越来越贵，原材料节节攀升也已经越来越挤压利润空间。以汽摩配所需的电子元器件举例，原来进货价只有几厘钱，现如今已经翻了100倍达到一毛多钱，而包装所用纸壳也从原来的五六毛钱上涨至1.8～1.9元。
“2008年金融危机时，制造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净利润还在12%～15%左右，但这几年净利润却只有1%～3%，可以说薄如刀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原因二：民间借贷引发“跑路潮”
温州永嘉县的某工业园内，一家锁具工业厂房正被挂在阿里拍卖的网站静待起拍，而这也是其第二次被挂牌，相比起之前的2700万元价格已经降至2100万元，但至今无人问津。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厂房之所以被挂牌拍卖，是因为银行追债，老板跑路。“这家企业在温州也是二三十年的老牌公司了，老板在2009年从银行贷款了几千万元还有部分高利贷，去炒房和开矿，因为还不起钱被银行追债。结果大老板在前年因癌症去世，儿子接手公司后也在去年跑路了。”
该知情人士说，此前该老板在温州有多个厂区，总占地约在60亩左右，结果都因为到期无法偿债而卖掉了，现在唯一的厂房也被银行拿来拍卖。
类似的情况在温州并不鲜见，老板跑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上演。
据媒体报道，自2011年4月以来，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市已有上百家企业倒闭、企业老板跑路，甚至出现一天内9家企业主负债出走的情况，而且关停倒闭企业从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
数据显示，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也扎堆倒闭。温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瞬间激增，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涉案金额50多亿元，同比增长71%。
温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民间借贷、向银行融资等可谓达到疯狂地步。而随着民间借贷接连爆雷，进而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温州中小民企由此又步入另一份尴尬，融资难和融资意愿低普遍困扰着温州老板。
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同时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的1/6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
“温州民营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08年之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温州的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所以出现产能过剩和产业空心化，2011年也就集中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而因为当时多数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所以也引发了地区性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上升，银行抽贷、断贷现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渐演变为信用危机，所以温州人都被搞怕了。”周德文说。
“温州的老板现在都看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向企业倡导，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尽量避免动用杠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许剑翩说。
原因三：棚改拆走“中小微”
近年来温州因棚改也让不少中小微企业元气大伤，而正如郝伟所言，净利润低至尘埃，甚至是零利润空转的也不无可能。
“我们企业在2016年还是规模以上企业，不得已从瑞安搬到平阳县的工业园内，而之所以搬迁是因为此前当地政府把本该给予我们的土地指标卖掉了，导致我们的企业一直处于违章建筑状态中，随着温州大拆大改，企业只能被迫搬迁，现在入驻同一个园区的企业60%都是来自瑞安。”郝伟说。
企业的搬迁并不是简单地挪个地方，而更多的是背后的一本经济账。“我们每年光在路上的损耗就高达50万元以上。”郝伟说。
何为路上损耗？据其介绍，因为公司并非普通制造业企业，所用工人必须是熟练工，而从瑞安搬迁至平阳后，因为园区配套尚未完善，招工难等持续困扰着企业，为了使企业正常生产，只能高价聘用既往的瑞安工人，但其代价是企业将为此支付员工住宿费、伙食补贴费，甚至向园区购买员工夫妻房。
“如果从企业单纯经营角度来说，企业的毛利润在20%以上，但因为其他不必要的成本等导致，公司现在基本零利润运行。”郝伟说。
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之前温州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属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场地就是自己家或租别人家的房子，虽然大部分属于违建，但毕竟是零租金或低租金，但随着棚改的拆除，中小企业也就失去了很大的成本优势。虽然温州的各个区县都在推广小微园对其招商，但他们并不愿意入驻。“因为重新购买或租赁厂房会把成本抬高，而且要搬到偏远的工业园里，毕竟不如在自己家方便。”
“一刀切的拆迁对小企业来说是灾难，拆10个死7个。”许剑翩惋惜道。
温州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15年7月以来，温州市将市区204平方公里重点区域内的96个行政村纳入改造范围。目前，当地累计完成签约8.42万户，旧房拆除7.39万户，拆除面积达1153万平方米。如果以户均三口人计算，温州这短短的几年内就有22.17万人实现就地“移民”。
此外，据2018年国家实施新一轮棚户区改造（2018年～2020年），温州市还安排三年棚改计划13万套以上，2018年浙江省棚改计划中，温州计划开工151个项目100066套，棚改数量占全省四分之一。
万洋集团总经理吴建民表示，很多中小企业被拆掉后，除了部分进入到工业园区，更多去了江西、安徽和江苏徐州等地。
原因四：“个转企”折腾 卖包子的都是老总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仅是温州的中小企业被折腾，甚至连个体户也受到牵连，随着城市的拆迁改造，不少靠租赁沿街铺面的个体工商户也被连带拆除。不仅如此，几年前盛行于温州的“个转企”运动也让老板们叫苦不迭。
“现在温州大街小巷连卖包子的早点摊贩都可以说是老总。”温州当地人说。
河南人张晨（化名）和朋友来温州已经多年，做个体户的他靠开按摩店为生，年收入基本在三四十万元左右，而就在前年，辖区政府部门上门要求他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来运营。“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只是政府说改也就改了，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变成企业后平均每年要多缴3万～5万元的税，所以后来我又托关系变更回个体户了。”
上述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个转企”是2012年省里说浙江的个体户占比过大，而企业占比小，而且部分个体户已经体量很大了，所以就要求把符合条件的个体户转变为企业，当时有个说法是“要把老板变成老总”，所以省、市相继成立了转企办，虽然并非强制，但也是有指标考核的。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此前温州市工商局内部“个转企”专题汇报内容显示，截至当年10月底，温州市已累计完成“个转企”21910家。对照彼时省政府下达的全年完成5100家的任务目标已超额完成，完成率为429.61%。对照省政府给温州市三年完成“个转企”12700家的任务目标，完成率为172.99%。
记者注意到，该汇报内容也提到，随着“个转企”活动的推进，已发现12个方面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反映转后税额等负担增加，甚至出现政府部门强制变更办理“个转企”的现象。汇报内容举例称，某农家乐饭店在转前每月地税50元，转后每月缴税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转前不用纳税的，转后则国税部门上门催缴。据现有数据可查，仅在2014年～2015年间，温州市“个转企”数量分别为2.3万家和1.8万家。
“温州市这几年一直在推动‘个转企’，这是很荒唐的。个体户本来就是社会的分工不同，没有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哪里来的企业，不能单靠指标来支配。”温州当地人说。
问题：温州经验还要不要？转型还是升级？
记者从2018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注意到，当前温州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
不过，业内对温州如何在培育提升传统产业与招商引资“高大上”产业之间做出平衡，也保持审慎乐观。温州多位经济界人士在受访时均表示，就目前来看，政府主要精力可能更多地青睐于后者。
上述银行业人士也提及，如果是温州传统产业或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贷款，一般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其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比如皮革、制鞋、不锈钢商贸、家居类等，这些都是政府和银行不支持的行业。而如果是国家现在鼓励的科技型、生物制药、新能源等产业，银行支持力度会大一些，比如可通过专利权质押贷款、政府贴息贷款等，银行也会对这些行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授信。
吴建民表示，现在各地都在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生命大健康等产业，导致同质化竞争严峻，这恰恰说明是不懂产业，问题出在政绩观和舆论导向、产业知识缺乏。
“高科技与低科技只存在于实验室里，在生产线上不存在高低之分，并不是无尘车间和机器换人就代表高科技。在产业中，只有前端和后端、上游和下游之分，每个产业都有各自的分工。”
周德文表示，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来制定产业规划和战略，而非跟风而上。温州的优势是传统的民营轻工业企业，需要的是对轻工业的整合提升，而非轻易转型。
“一个擅长做眼镜的怎么能做太阳能？企业一定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多转型死掉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周德文说，温州几十年的发展至少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而这是别的地方花钱都难以买到的，一个城市转型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资本，还要有技术和人才等多种要素。
“没有一个产业是落后产业，服装产业、眼镜产业就一定落后吗？难道大家不穿不戴吗？温州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不能把传统的优势产业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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