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赋权：从“酷儿”到“新酷儿”
有研究指出：“在Web2.0和Web3.0时期，随着传播形态的进一步丰富，网络话语权朝着更具个性化、参与性、自组织性、开放性、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并从形式和结构上发生了一定变迁，从而产生更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种“个性化”、“开放性”的特点正符合了女同群体的酷儿性变迁，我国女同群体中很难再看到诸如美国政治场上激进的女权主义表达，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新酷儿”表达，占领流量高地的新媒体平台便成为了酷儿们展现自己的优势地带，娱乐性与去政治性是“新酷儿”的重要标志，“新酷儿”作为新媒介时代的群体文化展现方式，成为这个时期女同群体文化的最新表达方式。
在“新酷儿”对“酷儿”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仍旧以贯之的是“酷儿”一词产生的根本原因——酷儿理论作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利用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传统的二元性别模式，目的是彻底改变异性恋模式常态化（heteronormative）的社会状态和性别意识形态（heteronormativity）。“酷儿”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是通过李银河译介的《酷儿理论》，书本的发行引发了一定的关注，加诸我国LGBT群体近些年的不断发声维权而进入公众视野。
“酷儿”是如何演变成“新酷儿”的呢？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它脱去了身份政治的外衣，成为了一种强调个性化、娱乐化的亚文化形态，兼具商业经济的娱乐性与新媒介时代的去政治性，取代了过去“酷儿=身份政治”的刻板标签。
不同于“酷儿”的话语策略围绕“性别”、“性”的讨论方式，“新酷儿”具有它独特的话语策略——围绕“娱乐”、“个性”进行，但这不代表“新酷儿”话语就缺乏了身份抗争的含义，只是这种文本是隐藏的，被商业经济与数字媒介裹挟着前进，这也符合底层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一定语境下，酷儿的日常生活也具有微观政治意涵，它可以是一种话语行为、生活方式，有了新媒介的语境，酷儿政治在我国的土壤上告别了激进的身份政治模式，更多同性恋者选择用酷儿称呼自己，用酷儿生活定义自己的生活。
女同个体的媒介展演
“新媒介赋权”的概念是随着近年来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而出现的，在此，笔者将其放在具体的亚文化群体下进行阐释将更具说服力。女同个体在自我发展中逐渐脱离了集中的身份政治抗争时代，逐渐将焦点落在自我发展、个性展演的方向，而新媒介的出现恰好为她们提供了完美的空间和平台。
微博和微信允许使用者创作、分享和发表，是私人性质的公共空间，也是一种更为温和的传播媒介，能够对社会进行渗透式影响，微博和微信也是同性恋者最多使用的大众社交软件。
如果说微博还与传统的交互式社交平台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建立在强关系强联系基础上的微信更强化了同性恋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媒介话语权，循着“差序格局”的方式，逐渐争取身边朋友和亲人的理解，并且可以创造双重线上身份，展现出最真实的自我。除了大众社交软件，女同自有社交软件的出现也为她们带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以Rela、Lesdo为代表的女同商业性社交软件，是当下所有女同个人的“必备”。
个体是群体的缩影，女同群体通过“新酷儿”文化实践，逐渐掌握了个性化生存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出镜”，更在于自我表达与文化追求，个体的发展推动了群体话语权的生根发芽。谈及边缘群体的媒介权力，主要指的就是话语权，它是其他权力的基础与根本，女同群体的发展离不开个体对媒介话语权的争取。
网络空间中的权力更是强权集团以“话语”建构起来的，它为同志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在身心上满足了女同群体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需求，无意识间将自己的价值观通过数字媒介渗透其中，从而让强权价值取得更广泛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女同群体被新媒介赋予的权力是有边界的。
但是媒体作为第四权力而存在，本身就有话语权，媒介话语权是运用媒介平台表达思想，进行自由交流的权利，女同群体在这种权力的空间中自由表达，充分发挥了其自由的话语权力，加之新传媒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走向了分众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为主的模式，任何媒介都可以成为话语平台，女同群体的价值观也逐渐进入了公共领域，获取了相当的自我展演空间，这便是新媒介的赋权力量。
女同群体的文化联结
女同社群从前互联网时代的地区性部落、组织发展到当下的组织联盟，实现了国内甚至国际的文化联结，新的传播科技迅猛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笔者在苏州Lesgo志愿小组的志愿者服务期间，参与了2017年5月17日的“彩虹拥抱”活动，这是一个由苏州Lesgo志愿小组、同性恋亲友会等多个国内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整个活动从前期策划到最后的落地都通过各地的同志组织线上参与，线上规划、线上布置而实现的。
除了针对同志群体的文化实践，在全国性话题的推动中，各地女同组织、同志机构也积极联合起来，基于微博、微信、社交软件等平台进行宣传与落实。比如在教师性别培训课程的项目中，同城青少年咨询中心、酷儿论坛、上海骄傲节、向阳花开等同志机构、组织都积极参与主办、协办等工作，在互联网上合力推动项目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国内的群体文化联结，国内与国际的文化接轨也成了重要的实践内容，在同志圈中为人称道的“上海骄傲节”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存在。上海骄傲节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运营的非营利性庆典，通过联合各城市组织、机构，通过一系列体育、文化、社交、教育活动来组织“新酷儿”实践，为推动中国至国际的同志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LGBT组织的赞助和支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显然，在新媒介时代，女同群体甚至同志群体有了更加宽广的话语空间、实践场所、文化表达方式，他们不再局限于呼吁性别政治的公正客观，更注重了身体在场的文化意义，蜕变成了“新酷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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