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91歲的女特工、二戰期間功勳卓著的鉑爾在回憶往事時提到，在接受訓練時得到的指示是，一旦被俘，要保持48小時的沉默，以便她的同夥有時間逃脫。
心有所動。48小時的沉默，給人性以迴旋空間。
欲求有血有肉的身體忍受長時期的痛苦折磨，個人認為，未必合人性。我想，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故而那些為了理想能夠忍受極端苦痛的人，被我們視為英雄。
如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說”推翻“地心說”，教會對之施酷刑，身體被拉成3米長，但有一口氣他就依然不屈；如古羅馬那個堅持自己學術見解的女數學家，身體被反對者用海貝一片片割下，連續數天，方才氣絕；如趙一曼，被殘忍的日本人折磨成半身炭化、指甲全無、白骨可現，也絕對不低頭。
寫下這些，我已不忍。那些親身經歷的人，是如何捱過極端難熬的每一分、每一時、每一天的？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反覆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遇到“敵方”酷刑，能夠持否？如果誠實地回答，我可能會全力尋求自殺之道，如不得就可能會妥協，也就是說，我或許會當一個儘量不傷害他人的叛徒。也許大多數人和我一樣，並不太怕丟掉性命，但非常非常畏懼長時間的、超越常規的劇痛。
所以，看到鉑爾說到“48小時的沉默”，我終於釋然。原來，有一種叛變，是可以得到諒解的。只要你在劃定的時間裡堅守了立場與原則，就可以了。酷刑和痛楚，擔心和懼怕，均有一個能夠期盼的期限，有可以張望得到的彼岸。
但，這不合我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熱衷說“中庸”的我們，在自古至今的大小爭鬥中，往往只看到“敵我兩方”的尖銳存在，不寬容中間地帶，不寬容人性的極限。所以，在得勢者嚴厲的目光裡，敵人總是很多。而那些被打入另冊的“叛徒”，基本上再無翻身餘地。不能從身體上消滅，得勝者也要在思想上、文字上將之處以極刑。
就這樣，大形勢一有風吹草動，就人心惶惶，就人人自危。而我們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的中國人，似乎已習慣了此種日積月累的緊張心境，度年如日。
什麼時候，我們能夠推己及人，在矛盾、困惑、對立面前，除了做簡單的是非判斷，還稍帶考慮“48小時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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