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感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
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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