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開幕。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13人出席會議，代表全國50餘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參加會議。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出現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為之一新了。
1.為何黨的誕生紀念日定為7月1日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也就是黨的生日。為此，黨和國家每年都要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但是，這個紀念日是什麼時候、是怎麼定下來的？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際開幕日期嗎？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或處於秘密狀態，或處於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白色恐怖下。那個時候，黨還顧不上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活動慶祝自己的生日，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證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為紀念黨成立15週年，一大代表陳潭秋在共產國際機關雜誌《共產國際》（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此文是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進行紀念的，並沒有確切指出一大開幕的具體日期。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逐漸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1937年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到了1938年，為紀念黨成立17週年，許多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延安的同志，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大會召開的時間，以隆重紀念黨的生日。可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都記不清了。
其實，黨的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開幕，長期存在著不同說法。
就一大代表而言，李達回憶說是“7月1日下午8時”，張國燾也說是7月1日；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說是7月20日；陳潭秋1936年發表的文章中說是7月底；共產國際指派參加一大的代表馬林在1922年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籠統地說是7月，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說是7月。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而共產國際保存的兩份文件，沒有名字，也沒有文件時間。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馬林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卻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個原因是，“‘一大’以後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頁。
這樣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紀念日！——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後回答。不久，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的演講時，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週年紀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是1941年6月《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20週年、抗戰4週年紀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週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4週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指示》強調，宣傳的要點是：在黨外，“要深入的宣傳中共20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的歷史。他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黨內，“要使全黨都明瞭中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為團結全國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每個黨員都要正確懂得如何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要加強策略教育，與學習黨在20年革命鬥爭中的豐富經驗。”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頁。
這一年的7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同時發表關於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0週年社論。《解放日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編輯《中國共產黨20週年紀念特刊》，刊發朱德、林伯渠、吳玉章三位同志的紀念文章。在此前後，《解放日報》還大量報道了延安各機關團體紀念建黨20週年活動。
從此以後，紀念七一成為我們黨、新中國成立後同時也成為我們國家的例行活動。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開頭指出：“1949年的7月1日這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28年了。”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頁。董必武在回憶一大時也說：“‘一大’問題，在中國文獻上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個說得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頁。董老這裡所說的“後來定的”，以及毛澤東使用“表示”這個詞，都說明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是一個象徵性的日子。
大約20世紀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與子女的談話中，明確說：“在上海開的第一次黨代會並不是7月1日這一天開幕的，但會議確實是在7月召開的；7月1日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個象徵性的紀念日。” 董良翬：《聽父親董必武談黨的一大》，《百年潮》2012年第5期。
20世紀70年代末，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教授通過對代表行蹤、可以藉助的間接事件、當時的文字記載等多方面嚴格認真的考證，最後得出黨的一大確切開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結論。這一考證成果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但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仍舊延續下來。2011年7月1日，全國各地舉行各種活動，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
2.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麼推選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 五四時期出版的有影響力的刊物。
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李達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根據馬林等人的建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黨的第一次李漢俊全國代表大會。隨即，他們寫信給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以及旅法、旅日華人中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大會。
張國燾接到開會通知後，除了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因為路途遙遠來不及派代表回國參加，其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都積極響應，推派代表。由於當時黨正在籌建之中，還沒有統一的規章制度和嚴格的組織手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特點也不盡相同，黨的活動又處於秘密狀態，因此各地代表的產生方式有所不同，到達上海的時間也先後不一。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後，馬上開會討論人選問題。劉仁靜後來回憶說：“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劉仁靜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張國燾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因此在代表產生後，他便立即動身赴上海。劉仁靜則在1921年6毛澤東何叔衡月底才動身，他與鄧中夏、黃日葵同行，從北京乘車南下，於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南京年會。隨後，劉仁靜離開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時已是7月7日左右。
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毛澤東、何叔衡。據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記載：“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謝覺哉在1952年回憶此事時說：“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董必武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謝覺哉：《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新觀察》1952年第11期。
武漢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陳潭秋後來回憶說：“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9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中文版），莫斯科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
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由北京赴上陳潭秋海的途中，過濟南時下車停留一天，約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大明湖的遊船上詳談了一次。張國燾離開後不久，他們也乘火車南下，大約在6月下旬到達上海。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後，便在黨員譚植棠家中召開會議，推選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廣州黨組織的成員外，陳獨秀、包惠僧也參加了會議。會上推選陳公博為廣州代表。他於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勵莊從廣州出發，經由香港轉赴上海。陳公博在1944年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9頁。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赴上海參加會議。
各地代表陸續來到上海。除陳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華街大東旅社外，大多數住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後改為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內。博文女校開辦於1917年，董事長是黃興夫人王宗漢，校長是黃紹蘭，約有學生100人。李達夫人王會悟承擔了為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
至此，13位代表會聚於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發生了。
3.為什麼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參加一大
由於年代久遠、相關檔案資料極其缺乏、當事人相繼離世等諸多原因，有關黨的一大的一些問題一直被爭論不休，比如一大的閉幕時間，一大代表的資格和人數，一大中央局成員等。但最引人關注和令人費解的問題是，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為什麼都沒有出席黨的成立大會？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又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所以李漢俊等在信中，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陳獨秀本人和廣州代表一起出席黨的一大。但陳獨秀因當時在廣東政府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政務纏身，不便離開。於是，他在廣州黨員會上便提名陳公博出席黨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包惠僧後來回憶說：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200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會前陳獨秀與我談過，還讓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經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
包惠僧還說：
“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有人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當時是有一點，但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頁。
陳獨秀雖然沒有參會，但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委託陳公博帶到大會，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這四點意見是：
“一曰培植黨員（按即徵求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三曰紀綱（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為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36、147頁。
那麼李大釗呢？當時，他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時值學年終結期間，公務繁忙，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這樣，北京早期黨組織就開會推舉了張國燾、劉仁靜。劉仁靜稱：
“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到他。”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1頁。
張國燾是這樣回憶的：
“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31頁。
一大代表回憶中所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職務所在，公務繁忙，無法脫身。
遺憾的是，我們始終未發現兩位當事人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所有旁人的推斷，也許都是想當然。對於今天的人來講，更無從知曉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也許他們並沒有把這次會議當成多麼重要的事情，也許在他們的頭腦中，黨已經成立（指1920年成立的黨的早期組織），這次上海會議不過是共產國際急於召開的一次事務性會議。無獨有偶，北京黨的早期組織的鄧中夏說他不能參會的理由，也是此間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在他看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要比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更重要。
恐怕兩位偉人當時更沒有想到，一個在全國僅有50多名成員的小黨，28年後會解救人民於危難之中，執掌政權；90年後，會成長為擁有8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這個黨，在追根溯源的時候，會那麼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興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黨的一大代表。
試想，如果當時他們兩位有這樣大膽的推想，在孰輕孰重的衡量中，可能會有另外一種選擇。那麼，今天，我們再看一大代表，肯定不會是上述13位了。所以說，歷史有必然性，歷史也有偶然性，這也是歷史的魅力所在。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一大，但這無損於他們作為中共主要創始人的卓越貢獻。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
“……我去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它的組織裡，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陳獨秀對我發展這方面的興趣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與陳獨秀探討了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親聆他談他自己的信仰，這在我一生也許是最關鍵的時期深深地影響了我。”［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是的，毛澤東等一大代表沒有忘記“南陳北李”，全中國人民也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功績。
4.最年輕的一大代表才19歲
在出席黨的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長的是45歲的何叔衡，最年輕的是19歲的劉仁靜。30歲以下的9位，佔70%。13位代表的平均年齡是28歲，恰巧是毛澤東當時的年齡。
在13位代表中，湖北籍5位，湖南籍4位，“兩湖”相加共9位，佔70%。此外，山東、江西、貴州、廣東籍各一位。與北京大學有關係的有5位，即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加上曾在北大工作過的毛澤東及在北大短期學習過的包惠僧。如再加上未參加會議的“南陳北李”兩位北大教授，共7位。另外，13位代表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4位，即董必武、李漢俊、李達、周佛海。如再加上“南陳北李”，共6位。
上海代表李達和李漢俊同為商務印書館編譯。
北京代表張國燾是北京西城區文化補習學校的數理教師，劉仁靜是英語教師。
長沙代表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主事，相當於校長，何叔衡是該校教師。
武漢代表董必武是武漢中學校長，陳潭秋是該校英文教師。
濟南代表王盡美是濟南一師學生，鄧恩銘是濟南一中學生，也是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水族）。
廣州代表陳公博是廣東法政專科學校教授。
包惠僧當時無固定職業，由陳獨秀通過《新青年》雜誌發行人蘇新甫介紹，暫在報館工作。
留學生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第七高等學校（相當於中國大學的預科）的中國留學生。
5.一大中就有所謂“‘左’和‘右’兩種傾向”嗎
濮清泉是陳獨秀的表弟，因參加託派組織曾和陳獨秀等人一同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獄中陳獨秀經常和他談起自己的經歷。這些談話給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80年，濮清泉發表幾萬字的長文《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披露了陳獨秀許多鮮為人知的經歷和見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這篇文章中，濮清泉談到陳獨秀對黨的一大的評價：“他說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就有‘左’和‘右’兩種傾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3頁。
事實確實如此。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李漢俊之兄李書城（新中國成立後首任農業部部長）的住宅內召開。
當天，參加大會開幕式的13位代表全部到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也出席會議。
會場的陳設十分簡樸，但氣氛卻很莊重。房間的正中放著一張長條型大餐桌，四周圍著一圈圓凳；桌上放著茶具、一對紫銅菸缸和一隻飾有荷葉邊的粉紅色玻璃花瓶；東、西牆邊各安置了一隻茶几和兩張椅子，靠北端的紅漆板壁邊，放置了一張小桌。
會議原預定由陳獨秀主持，因他未能來上海，臨時推選參與一大籌備工作的北京代表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記錄。
在開幕式上，首先由張國燾向代表們報告會議籌備經過，說明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的重要意義。接著，張國燾提出大會的議題，包括制定黨的綱領、黨的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劉仁靜坐在馬林旁邊，把張國燾的話譯成英語講給馬林聽。坐在馬林另一側的李漢俊偶爾也補充翻譯幾句。
張國燾講話後，由馬林致辭，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表示祝賀。他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概況，並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馬林一口氣講了三四個小時，一直講到將近半夜，給代表們留下深刻印象。十幾年後，毛澤東對此還記憶猶新，評價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隨後，代表們具體商討了會議的議程和任務，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各地區的工作，然後討論和通過黨的綱領，制訂今後的實際工作計劃，最後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這些議程分別安排在以後幾天的會議中逐項進行。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因各地組織成立的時間都不太長，工作只是初步開展，代表們的報告也就都比較簡短。
7月25日和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後實際工作計劃。
7月27日、28日和29日，連續三天舉行三次會議，對黨的綱領和決議作了較為詳盡的討論。
代表們在討論黨的性質和奮鬥目標時，意見基本一致，但在個別問題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漢俊認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中共要走什麼樣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國和歐洲考察，再成立一個研究機構，經過一番研究後，才能決定。他認為，目前黨最實際的做法是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待這一革命成功之後，中共可以加入議會開展競選。
北京代表劉仁靜反對李漢俊的意見，認為歐洲的議會道路在中國根本行不通，中國共產黨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他拿出《共產黨宣言》，說中共應該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去做，即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
對於李、劉二人之間的爭論，濮清泉如實記錄了陳獨秀的評價：
“張國燾、劉仁靜兩人是傾向極‘左’的，主張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說他倆是醉心左傾名詞的‘瘋子’，簡直是痴人說夢。他倆也不看看當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情況，以為那樣少數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漢俊卻傾向極右，他主張黨只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他認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進行非法活動，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落後了，要想象俄國無產階級那樣，最少還要幾十年。陳獨秀說，李漢俊要搞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可慘的是蔣介石連這個合法的人，也不允許他存在，必殺之而後快。李漢俊還免不了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陳說第一次代表大會，拒絕了這兩種傾向，制定了黨的章程（按：應為黨綱）。他說這個章程是按照列寧建黨的原則，即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精神而制定的，是訂得好的，比歐洲各國的黨章要革命得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3頁。
應該說，陳獨秀對一大“左”、右兩種傾向的概括是比較準確和深刻的，他對一大綱領的評價今天看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由於強調遵循布爾什維克列寧式的建黨思想，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國際式的社會民主黨的弊病。
6.一大曾熱烈爭論共產黨員能不能“當官”的問題
代表們對於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熱烈爭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共黨員經執行委員會許可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篇檔案資料對“引起熱烈爭論的一點”，作出如下記載：
“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們的黨員做官沒有任何危險，並且建議挑選黨員加入國會，以使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見。”
“……一方堅持認為，採納國會制會把我們的黨變成黃色的黨，他們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證明，人們加入國會就會逐漸放棄自己的原則，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變成叛徒，把國會制認為是鬥爭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另一方堅持主張，我們必須把公開的和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不相信在24小時內可以把國家消滅掉，不相信總罷工會被資本家鎮壓下去，那麼政治活動就是必要的。起義的機會不會常有，它很少到來，可是我們在平時要做準備。我們應該改善工人的狀況，擴大他們的眼界，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鬥爭和爭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鬥爭。因為公開宣傳我們的理論，是取得成就的絕對必要條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壓迫黨派在國會中的共同行動，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2頁。
大會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最後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十四條規定：“黨員除非迫於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受此限。”這反映了爭論雙方都做了一些讓步，一般不能擔任部長、省長之類重要職務，但可以擔任校長、科員等文職僱員和士兵、警察之類職務。這個《綱領》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條註釋：“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後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7.一大上海會議期間中途闖入會場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麼人
7月30日晚，代表們正在開第六次會議的時候，一名身穿灰布長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從虛掩的後門闖進來，朝屋裡環視。李漢俊問他找誰，他說找社聯的王主席，接著又說找錯了地方，然後就退了出去。在距此不遠的地方，確實有一個社聯組織，但這組織既沒有主席，也沒有姓王的人。因此，大家認為這事非常可疑。
馬林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立即說這是一個“包打聽”，建議會議馬上停止，大家迅速離開。於是代表們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陳公博和李漢俊。
十幾分鍾後，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兩輛車停在瞭望志路，十來個巡捕包圍了這棟小樓，法國警官帶著中國密探進入樓內搜查。由於沒有發現什麼可疑跡象，沒多久就離開了。
那麼，7月30日晚，那個首先闖入會場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幾十年過去了，無人知曉。直到1990年，著名作家葉永烈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中叔皇處瞭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這個人。葉永烈便前往薛耕莘老人的寓所拜訪。在談話中得知，那個身穿灰布長衫闖入上海一大會場的人，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長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885年，米店學徒出身，讀過三年私塾，臂力過人。他與黃金榮是結拜兄弟，遂進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作巡捕，後升為政治探長。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間，程子卿也做過一些對黨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因此，新中國成立後，經有關人士說明相關情況，程子卿沒有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分子處理。1956年，程病逝於上海。
8.一大最後一天會議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
當一大上海會場受到法國巡捕搜查後，李達夫人王會悟提議，會議可以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繼續召開。王會悟後來回憶說：“上海已不能開會了，到哪兒去繼續把會開完呢？代表的意見不一。我想到我家鄉嘉興的南湖，遊人少，好隱蔽，就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李達去與代表們商量，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我便作為具體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與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乘頭班車去嘉興。”
第一批代表由王會悟帶領離開上海後，李達又帶著其餘代表，乘後一趟車出發。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怕再引起別人注意，沒有繼續參加會議。李漢俊和陳公博也沒有去嘉興。王會悟回憶說：“到嘉興後，我去鴛湖旅社租了房間，作為代表們歇腳之處。又託旅社代僱一艘中等畫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們上船前，我還出主意，讓他們帶了一副麻將牌。”“代表們上船後，以打麻將為掩護，繼續開會。我坐在船艙外望風，見有船劃近了，就敲窗門，提醒代表們注意。”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等編：《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浙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頁。
這次會議開了一天目前史學界對黨的一大閉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幾種不同的說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繼續7月30日晚上被打斷的議程。
首先討論並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由於黨的綱領問題已在上海的幾次會議上作了比較深入的討論，此次著重討論黨的今後工作部署問題，比較具體地研究以工人運動為中心的各項實際工作。
吃過午飯，會議接著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李達後來回憶說：
“有千把個字，前半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說中國已有產業工人百餘萬，手工工人一千餘萬，這一千多萬的工人，能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工人階級受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剝削和壓迫，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只有自己起來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關，建立勞工專政的國家，沒收國內外資本家的資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當時南北政府的本質，主張北洋封建政府必須打倒，但對於孫中山的國民政府也表示不滿。因此有人說‘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數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政府比較北洋政府是進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語句修正通過了，宣言最後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這個宣言後來放在陳獨秀的皮包中，沒有下落）。”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頁。
關於這個宣言草案，陳公博回憶說：
“最後，宣言被通過，但第二天另一項議案又議決，宣言的發表問題留待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第一個宣言沒有公佈，因而這個宣言的原稿遂不為世人所知。”陳公博著，韋慕庭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頁。
會議在討論共產黨對其他黨派的態度問題時，出現了短時間的爭論。一種觀點認為，“無產階級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應該始終與其他黨派進行鬥爭”；另一種意見認為，“在行動上與其他黨派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從當事人的這些回憶可以看出，當時爭論的焦點在於對其他黨派是採取鬥爭還是聯合的策略問題。會議通過了第一種意見。會議最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指出：
“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繫。”
“在加入我們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繫。”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共六項內容，其中第五項專門是“對現有政黨的態度”，其全文如下：
“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鬥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鬥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
據王會悟回憶，會議進行到下午5點鐘的時候，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汽艇“突突突”的聲音。在船頭放哨的她警惕地敲了幾下窗戶，船艙內的代表們中止了討論，把擺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來，“呼啦呼啦”地搓起麻將牌。等汽艇漸漸靠近，才發現不是警察的巡邏艇，是私人租用遊玩的。
經過剛才的虛驚，大家都意識到，必須加快討論，儘快結束會議。
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會進入最後一項議程，即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考慮到當時的全國黨員不過五十多人，各地的組織也不健全，所以決定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黨的工作。
選舉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選很簡單，共三人，即書記一人，宣傳主任一人，組織主任一人。
選舉結果，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局組織主任；李達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說，一大“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即李達——引者注）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這顯然與會議的記載和其他當事人回憶有些出入。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把此事講得比較清楚：“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當時由周佛海代理書記，是因為散會之後，周佛海仍留滬度暑假。在留滬的四人之中——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和周佛海，選定由周佛海代理書記。周佛海的回憶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顯然有自抬身價之嫌，因為當時既沒有委員長、部長之說，當然也就沒有他擔任副委員長之事。
下午6時，夜遊消夏的遊船逐漸增多，南湖水面上漸漸熱鬧起來。在這黃昏之中的槳聲燈影裡，張國燾宣佈會議閉幕，並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閉幕儀式。在莊重的氣氛中，代表們輕聲呼喊：
“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代表們走下畫舫來到岸上的時候，湖面上已經暮靄沉沉、漁火點點。大家乘坐晚車趕回上海時，已經是午夜時分。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這樣結束了。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後來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進行的，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落後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20年代初走上中國政治舞臺，是中國社會和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後，為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辛亥革命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政黨不能承擔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要解決中國發展進步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革命的先進理論，必須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偉大使命，歷史地落到了剛剛誕生的、只有五十多名成員的中國共產黨身上。
9.一大中央局選舉，有一人沒投陳獨秀的票
一大最後一天會議進行中央局選舉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劉仁靜是這樣回憶的：
“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唸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就沒有吭聲。1923年李漢俊到北京時，我去看他，他對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還表示感謝。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為那時選舉好象事先有默契，選誰每人心中都有數。”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頁。
從劉仁靜的回憶來看，中央領導機構三位領導人的選舉似乎事先規定了候選人。從董必武的驚問來看，很可能這是所有選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約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於對有人越軌的極大驚異以及對李漢俊的個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會忘掉無記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當場查問起來。
現在看來，劉仁靜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爭論對象李漢俊一票，首先說明劉仁靜是個有個性、有主見的書生，看到李漢俊有學問有貢獻，不免惺惺相惜。同時，這一票也說明劉仁靜襟懷坦白，爭論時對事不對人，即使對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間的正常討論。劉仁靜之子、劉仁靜傳記作者劉威立對此評論道：
“總的看，這一票投者無意，聞者有心，後來似乎成為大會的花絮流傳。幾年後蔡和森還開玩笑地說這票有歷史意義，這雖然過甚其詞，卻也折射出當年選舉的一些特色。無論當年醞釀候選人名單的具體過程如何，張國燾個人當時顯然還不具有使選票高度集中的威望與能力，所以當他後來與代表們逐個商談時，勢必要借馬林的權威來說服人。在這種情況下，劉仁靜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談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說成有歷史意義，亦即被用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即使在剛誕生時對共產國際也並非唯命是從，也是可以理解的。”劉威立著：《劉仁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頁。
而選舉是否根據馬林的意見規定了候選人，並由張國燾在選舉之前與大家做說服工作呢？陳獨秀後來在南京監獄中與濮清泉的一段談話，似乎可以作為印證：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實際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陳既這樣說過，我就如實地把它寫出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2頁。
10.國家主席、烈士、叛徒、被判死刑的漢奸……一大代表的迥異人生
一大結束後，13位代表和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分赴各地，也分別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歸宿。
李達：上海代表，一大召開前負責組織聯絡和後勤保障工作。主持創辦中共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和革命叢書。創辦上海平民女校，任校長。1922年7月出席黨的二大。同年11月赴長沙，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並主編校刊《新時代》。1923年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與陳獨秀髮生意見分歧，隨後離開黨組織。此後從事理論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北京政法大學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在武漢含冤去世，終年76歲。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李漢俊：上海代表，參與一大的籌備工作。一大上海會址便是他兄長李書城的家。1922年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發生意見分歧，離開上海到武漢，在武昌中華大學、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自動脫離了黨組織，但仍繼續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活動。同年10月任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執行委員、教育主任委員。1923年2月參加京漢鐵路總同盟大罷工。同年6月在沒有出席黨的三大的情況下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24年中共中央鑑於他自動脫黨，正式開除其黨籍。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等職，對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抵制和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憤怒聲討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行徑，並掩護了大批共產黨員。1927年被桂系軍閥殺害，終年37歲。新中國成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張國燾：北京代表。一大後，又連續出席了黨的二大至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1931年回國，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至12月，帶領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蘇區，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擔任紅軍總政治委員。隨後，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並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繼而另立“黨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與紅二、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到達陝北。雖然黨中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但為了教育和挽救他，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靠國民黨。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組織，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新中國成立前隨蔣介石逃往臺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故於加拿大一養老院，時年82歲。
劉仁靜：北京代表，是參加一大年齡最小的代表。1922年赴蘇參加共產國際四大。1923年回國，參加黨的三大。同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被選入團中央領導機構。1926年起赴蘇學習。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接受託洛茨基的觀點，1929年又私訪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國後因積極參加託派活動，被開除出黨。1935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7年出獄，贊成國共合作抗日。抗戰勝利後，認為中國有和平發展機會，反對進行解放戰爭，發表過批評中國共產黨革命路線的文章。1950年在《人民日報》發表公開聲明，檢討自己的錯誤，表示誠心擁護中國共產黨。此後，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曾任國務院參事。張國燾去世後，他成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1987年8月，在北京北太平莊附近過馬路時，被一輛行駛很快的公交車撞上，不治身亡，終年85歲。
毛澤東：湖南代表。在黨的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成員。1927年9月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創建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革命軍。1931年11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確立了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逝世，一直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9月，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
何叔衡：湖南代表，是參加一大年齡最大的代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參加湖南省黨部改組工作，曾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後，秘密到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8年6月赴蘇，出席黨的六大。同年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1930年回國後，在上海擔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全國互濟會的主要負責人。1931年，奉命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內務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北上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2月，在轉移途中被敵人包圍，突圍時在福建長汀犧牲，終年58歲。
董必武：湖北代表。黨的一大後，回武漢建立和發展湖北的黨組織。1926年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常委兼農工廳廳長。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赴蘇，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2年回國後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臨時最高法庭主任。同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西北局黨務委員會主任。1937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代主席。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被中共中央派到國民黨統治區的武漢、重慶，參與領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項工作。1944年11月回延安。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9歲。
陳潭秋：湖北代表。1923年2月，參與領導京漢鐵路江岸地區工人大罷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國民黨湖北省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1927年5月，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大革命失敗後，曾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等職。1930年9月，在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同年12月在哈爾濱被捕。1932年7月經黨組織營救獲釋後回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糧食人民委員。同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央分局委員。1935年7月去上海治傷，曾參與指導左聯的工作。後赴蘇聯學習，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939年5月回國，化名徐傑，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新疆辦事處主任。1942年9月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終年47歲。犧牲後因消息隔絕，在黨的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央委員。
王盡美：山東代表。1922年到上海參加黨的二大，會後被留在中央負責領導工人運動。參與制定《勞動法大綱》，先後領導山海關、秦皇島等地工人罷工鬥爭，併為開灤五礦總同盟罷工指揮部成員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關領導建立黨組織。1923年2月，被反動當局逮捕，經工人營救獲釋。後重回山東，主持山東黨的全面工作。1925年1月，出席黨的四大。同年2月，抱病組織青島國民會議促成會，參與領導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因長期積勞成疾，於1925年8月19日在青島病逝，終年27歲。
鄧恩銘：山東代表。黨的一大後，回濟南建立中共山東區支部，任支部委員。同年，參加發起濟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年底赴青島，創建黨組織，先後任中共直屬青島支部書記、中共青島市委書記。1925年，領導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和青島全市工人大罷工，組織成立青島市各界聯合會和市總工會。同年8月，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1927年出席黨的五大。回山東後，任中共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書記。1928年春，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後調回省委，被派到淄博礦區負責黨的工作。同年12月，在濟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終年31歲。
陳公博：廣東代表。1922年自行宣佈脫離共產黨，赴美國留學，後被開除黨籍。1924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撰寫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對黨的一大召開日期的考證及對一大黨綱、決議等相關文獻的披露，對中國大陸史學界關於一大和中共早期歷史研究有較大參考價值。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8年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同年12月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944年11月就任偽行政院院長、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抗日戰爭勝利後逃往日本，後被押解回國。1946年4月被國民黨高等法院判處死刑，6月在蘇州被處決，時年56歲。
周佛海：旅日代表。抗日戰爭時期賣身投靠日本充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1946年被國民黨高等法院判處死刑。1947年3月蔣介石下特赦令，改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臟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時年51歲。
包惠僧：由陳獨秀指定出席黨的一大。1922年至1923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1924年國共合作建立後，曾任鐵甲車總隊政治教官、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27年1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夏鬥寅叛變後一度被夏扣留，後回武漢。大革命失敗後脫黨。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安排下，任國務院參事。撰寫了近百萬字的回憶錄，有很高的史料價值。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5歲。
除以上13位代表外，有必要稍加筆墨介紹一下兩位參會的共產國際代表。
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在華化名孫鐸。馬林是其俄文譯名的中譯名。荷蘭人。在荷蘭荷京大學修完政治經濟學課程後，投身於荷蘭工人革命運動，擔任港運秘書。1900年到鐵路部門工作。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前往荷蘭殖民地爪哇，1914年在爪哇建立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前身）。1920年6月作為東印度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到蘇俄參加共產國際二大，任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秘書。會後受列寧委派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到中國協助建立共產黨。1922年至1923年三次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彙報工作，隨後被共產國際任命為遠東局負責人之一。後回國，在荷蘭碼頭工會擔任秘書。1927年脫離荷蘭共產黨。1929年建立託派組織——革命社會黨，1938年拒絕參加託派的“第四國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荷蘭的抵抗運動，後被德國法西斯逮捕，於1942年4月被殺害，終年59歲。
尼克爾斯基：俄國人。1919年至1920年在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並參加共產國際機關行政處工作。同年6月，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委派，來中國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隨後又轉到中國東北工作。1926年回國，先後在哈巴羅夫斯克、赤塔等地工作。1938年因涉嫌托洛茨基派被捕。1943年遭到錯殺，終年45歲。後被平反。
時代驕子，風雲際會。十幾個人，相聚上海，完成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大浪淘沙，歲月無情。還是這十幾個人，後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生歸宿。畢生為黨的事業奮鬥者有之，為人民解放而獻身者有之，中途脫黨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淪為漢奸者有之。他們的曲折經歷，盡現複雜離奇的社會變遷，折射出劇烈動盪的時代特點，也讓後人留下對人生深深的感慨和思考。
閱讀更多 江干史志 的文章
關鍵字: 蔣介石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