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是社會市場的弱勢群體。它們會面臨很多法律風險，其中包括8大要點：
一、“有限責任”變成“無限責任”
民營企業的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麾下注冊的公司越來越多，但企業主只有一個。在他們眼裡，手心手背都是肉，每個子(分)公司的錢與人都是他的。長此以往，必然會造成旗下各個公司管理產生大量的往來借款，人員身份魚龍混雜的結果。根據新版《公司法》，這樣做可能會構成連帶責任。
二、公司高管職業風險加大
相比舊版《公司法》對公司高管的責任追究不夠明晰，新版《公司法》不僅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規定了更為詳細的義務、責任，而且規定了具體可操作的責任追究方式。
根據新版《公司法》，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若違法執行職務，輕則被罷免，重則有可能被法院判決向公司或股東承擔鉅額賠償責任或身陷囹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公司高管職位的光環和豐厚的工薪報酬就不足為道了。
三、成為“殺一儆百”的“一”
在中國，對法律法規的重視與強調往往伴隨著一陣風暴。風暴之前或之後，有關部門對你的“越軌”行為都有可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旦風聲趨緊，民企需要提前準備，免得成為政府“殺一儆百”的“一”。
四、婚姻問題
企業主一次離婚或許就能毀掉整個企業。比爾·蓋茨和夫人梅琳達就簽了財產協議，提出協議的人不是比爾夫婦中的某一方，而是微軟董事會，理由是“為了企業安全”。
財富在企業家的婚姻裡絕不只是個金錢問題，民營企業家在承擔家庭責任的同時也承擔著社會責任。一旦婚姻家庭出現了危機，就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經營和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
婚前財產公證可以確保婚前個人財產的歸屬，避免可能出現的財產糾紛，有效遏制以金錢、財產為籌碼的功利性婚姻。另一個是婚後所得約定，可以確保夫妻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對公司經營發展和社會公共利益同樣重要。
五、公司的錢和自己的錢
對於民企，特別是具有濃厚家族意味的企業，老闆們往往認為，公司的錢就是我的錢，買車買房、出國旅遊、擔保借貸等個人開銷悉數從公司支取，個人行為與公司行為混同。
這種行為在上市之前也許風險不大，最多隻是股東之間會產生糾紛，但一旦公司上市，如果老闆們繼續不走程序從公司支取資金，不按規定披露信息。就有可能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資金、信息披露不實，誤導公眾，而遭遇調查和訴訟。
六、合同風險損失難以彌補
現代社會，幾乎每一項交易背後都有合同法律關係的影子。很多企業並不重視合同簽訂前的風險防範，往往在一單重要業務快要成交簽訂合同之時，才想起找律師“隨便看看”合同文本，而且也不願意就法律服務支付足額的律師費。這時的法律文件常以外方律師起草的合同為藍本，要討論修改合同文本，要麼時間上不容許，要麼客觀上不可能。由於很多企業簽訂合同很輕率，不存在董事會合同審批制度和法律顧問把關制度，直接導致糾紛增多，矛盾出現後損失很難彌補。遭遇合同詐騙之後再訴諸法律或請求律師幫助的案例並不少見。
例如，2001年，敘利亞外商馬樂旺未經浙江省外經貿廳審批，沒有到省工商局登記註冊，在義烏設立辦事處並開展跨國貿易。頭幾次採購商品過程中，馬樂旺很講“信用”，貨款結清也守時，因此大部分經營戶在以後交易中放鬆了警惕。後來，他以“錢未匯到”為由拖欠貨款，最後當欠款積累到一定程度並引起經營戶注意時，馬樂旺已經出境逃之夭夭。
七、以“私法”取代“公法”
出於某種原因，有些企業認為《公司法》縛手縛腳，不利於企業運作。而企業內部的管理、股東之間的關係，只要大家相互協商一致，就可以制定獨立於《公司法》之外的內部章程和規則。
這種妥協和規定，也許內部和諧的時候誰也不會去計較，可以相安無事，但一旦出現紛爭鬧上法庭，不可能獲得法律的支持，最終判定無效，並且只能按法律規定的執行。所以民企最好是先理清這些關係，不要因為一時的權宜之計埋下企業發展的定時炸彈。
八、賬外資產過多
許多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賬外資產閒置的問題。許多資產不入賬，家庭財產與企業的資產界限不清晰。賬外資產事實上會讓你的賬面資產縮水，企業涉及被收購、融資的話，就降低了手中的籌碼。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再來清理，就會非常的繁雜與艱難。
國內著名的“嚴義明鬥長征電器”案的發生，就是因為嚴義明發現長征電器存在鉅額賬外資產的問題，但在上市公司長征電器的所有財務報告中,無論是短期投資還是長期投資都沒有這筆投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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