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經大半個中國的世界第三長河，沿江造就和串聯了無數大小城市鄉村。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逐步南移，長江沿線特別是江南地區更是成為世所矚目的財賦重鎮。加之天塹浩蕩，長江成了很多人矚目的天然“馬奇諾防線”，引得古往今來南渡的小朝廷和偏安本地的割據政權費盡心機想要以長江為限分割南北。
可奇怪的是歷史上所有這類“劃江而治”的念頭最終都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軍隊，最終不過變成了襯托中華“大一統”輝煌事業的幾縷如夢雲煙而已。
江山自雄麗 風露與高寒
對於所有企圖“劃江而治”的江南政權而言，劃江而治有兩個自然地理上的不可克服的困局——一是如果以宜昌以下的長江為防線，防禦正面綿延數千裡，不可能處處佈置重兵，而進攻一方卻可以選擇一點進行突破；二是長江雖然號稱天塹，但並不是整個中下游都是寬闊無際或水流湍急的天然屏障，有許多地方反而是易攻難守的突破要點，如採石磯、瓜洲、田家鎮等。
看似天險的長江，實則處處都是漏洞，所以意欲以北平南的英雄們大都不太看得起長江天塹的作用，正如《三國演義》中荀彧為曹丞相劃策所云：“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
劃江而治的另一個問題是軍事防線離政治和經濟中心太近。
江南所有大都會基本都在江邊或離長江咫尺之遙且無天險可供扼守，前者如南京，後者如杭州。長線一旦被北軍突破，江南政權因為缺少緩衝，政權中心被兵臨城下很快就會勢如山崩——從南唐到南宋再到南明無不如此。
因此，自孫吳之後歷來經營江南的政權都牢記“守江必守淮”的經驗教訓，力圖將防禦中心部署在淮河流域。從地理形勢來看，淮河作為四瀆之一，在古代也是一條比較寬的河流，而且兩岸河網密佈，湖泊眾多，這對來自北方的入侵者會形成很大的阻礙。而且淮河距離長江尚遠（即使今日從淮河中游的蚌埠乘坐高鐵去南京都需要近1小時），就算淮河防線沒擋住對手，南方政權也有足夠的緩衝餘地。
如果吳國能壓到淮河一線， 河南就將門戶洞開 ，魏國不能不將基地北移到河北或山西 ，吳國未必會敗。
在北軍南下的過程中南軍可以利用密佈的水道遲滯敵人進攻，再輔以遊兵騷擾，更會讓入侵者叫苦連天。等北軍克服千難萬險來到長江邊，早已成為強弩之末，而南方政權反而靠近了補給線，越打越強，勝算大增。 因此凡守淮的南方政權往往能偏安長久，甚至北上爭雄；而守江的南方政權卻很難長期支撐，大都是些風雨飄搖的短命朝廷，一朝江北大兵雲集，通常都能以如湯潑雪之勢贏得勝利。
長江巨浪徵人淚 一夜西風共白頭
誠如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南直方輿紀要序》中所言：對於偏安江南一隅的小朝廷而言，“其時之盛衰，大約以淮南北之存亡為斷”，因而“守江必守淮”成為劃江而治者奉若圭臬的原則。比如後來的宋室南渡，憑藉江淮之間的緩衝優勢，熬過了金太宗到海陵王的數次南侵，甚至面對所向無敵的蒙元軍隊也能苦熬數十年。
南明小朝廷本來也想“復刻”一把，無奈江北諸鎮缺乏統一指揮，甚至有自相殘殺者，史可法督師江北獨木難支。加之甫一入關的八旗精銳確實戰力驚人，瞬間沖垮了江北孱弱的防線。
自古至前清，歷來長江下游的危局多是大江南北分屬兩造，爭霸局勢幾乎只能圍繞江淮所屬權而展開。而鴉片戰爭之後，即使南方地方政府或割據政權可以“守淮”而治，卻因為海上的西洋火輪更多了一個受敵方向，越發難以防守。
撞開國門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就是因為英艦隊溯江而上，揚言進攻南京，清廷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不得不屈膝求和而簽訂的。隨著西人東來，火輪飛渡，長江失去了天塹作用，劃江而治似乎也就隨著太平天國的覆亡成為塵封的前朝往事了。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長江最後一次作為軍事防線而出現。
幾十年後，長江又一次被給予了“天塹防線”的期望。
國民政府當然知道爭奪淮河對保衛首都南京的作用，與解放軍在江北進行了激烈的爭奪。然而淮海戰役一畢，江北土地盡失，國民政府又一次面臨南陳和南唐的窘境。期待憑藉“長江防線”保全東南半壁的蔣介石，就像歷史上將偏安一隅的希望寄託在滾滾長江的統治者一樣失敗了。
但是這場失敗與古代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還有所不同。得到了外界科技和裝備輸入的南軍看上去實力更勝一籌，而解放軍還沒有現代化的海空軍——這與古代歷史上北軍往往擁有更強軍事裝備正好相反。
可戰爭並不是唯武器論的天下，人的戰鬥意志能夠逆轉裝備上的差距。解放軍在沒有專門渡江器材的情況下，前赴後繼地發動了渡江作戰，僅三天就拿下了南京，又一次創造了歷史。
古往今來，長江兩岸兵革頻發，硝煙散盡之後回首往昔，“劃江而治”之所以美夢難成，可能更是民族的命運使然——長江萬里，不是劃分南北的天塹，而是滋養和融合華夏民族的血脈。
正如海陵王的豪言：“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這也是千百年來英雄們嚮往的目標，太平天下，豈容金甌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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