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後，漢人排滿情緒下降。為有效提高朝廷的運作效率和拉攏漢人，康熙逐漸重視文化功能。為增強漢人參政輔政的意願，在科舉上不提倡蒙、滿參考，歷科鼎甲人物幾乎全為漢人。自湖廣分設貢院後，湖南科甲出身者不斷增多。“學而優則仕”的教導下，清廷中的湖湘實力逐漸崛起。隨著嘉慶、道光年間陶澍、賀長齡、曾國藩等人高中進士，官至督撫、侍郎的高位，湖湘政治實力群體日益成型。
歷代以來靠著蔭勳、貴戚、軍功、捐納得高官者不在少數，但以文治國的國策下，進士出身代表著學術文化極具才華，學問與名爵齊備使得高官頗以進士出身為傲。清代滿漢之分嚴重的情況下，漢人更看重進士出身這一文化上的驕傲感。孫中山曾說：“官吏非由此（科舉）出身，不能稱為正途”。而湖南與湖北分闈考試以後，湖南文運大昌。
其一，湖廣分闈前後兩個時期，湖南進士狀況是完全不同的。分闈前的78年，清一共開科30次，共錄取7298名進士，湖南進士只有68人。分闈後到科舉廢除的182年間，一共開科82次，共錄取進士19016人，湖南進士667人。這說明了湖廣分闈對於湖南科舉進步的重大影響。
其二，長沙府在分闈後進士人數大增，402名進士不僅遙遙領先全省其他各府級單位，就全國而言也不落下風。曾國藩曾在道光二十五年科考成績公佈後，寫下了“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的對聯，描繪了長沙府科舉盛況。
其三，就鼎甲人物而言，湖南全部13名一甲進士都出現在分闈之後，其中狀元有衡州府的彭浚和長沙府的蕭錦忠。長沙府9名鼎甲人物雖在全國而言尚稱少數，但也反映了長沙府優秀人才的崛起。以湖廣分闈為界限，全省的科舉優勢完全集中到了長沙府，並且長沙府為全國貢獻為數頗多的進士。
湖南擁有很多世出人才的文化世家，在《湖南歷代文化世家》系列書中，輯錄了湖南40餘家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世家。在這些文化世家中，大多都頻出進士，甚至父子同為進士，如長沙府益陽縣的胡達源為嘉慶二十四年探花，其子胡林翼為道光十六年進士。長沙府從科舉和學術厚度而言，都稱得上是文化重鎮。 湖南進士除了家學淵源外，他們或他們父輩之間大多數有師出嶽麓、城南兩書院的同門之誼，在科舉時代師出同門，接受相似的為人處世之道，使得在朝局中他們互相幫助。
楊度曾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形象的反映出，晚清時期湖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如若不是科舉締造的人才優勢，湖南也許在晚清時期依舊是“荊蠻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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