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盃往事的專欄裡，我們講述了很多足球美麗的一面。但接下來有關的1962年世界盃回憶，我們要談到足球黑暗的一面。這是因為智利與意大利這場被稱之為“聖地亞哥之戰”的比賽，充斥了裁判的偏哨、球員的暴力以及這所有事情背後的傲慢與偏見——而這，其實也是很長時間內足球無法迴避的伴生品。
要談論聖地亞哥之戰，首先要從智利在南美的自我定位談起。智利人向來自認為，他們是“南美的英格蘭（los ingleses de Sudamerica）”，有一種“光榮孤立”的遺世獨立感。比起周邊混血民族眾多的南美鄰國來，智利人認為自己屬於高貴的“白人國家”，也是南美少見的穩定國家。當然，這兩條都不太靠得住：很多智利人其實是印第安人與白人混血的後裔，智利的政局也不太穩定。
在足球上，智利的成績很長時間內極為糟糕。很少有人知道，智利是南美第二個成立足協的國家。1913年，智利足協就加盟了國際足聯，這要比烏拉圭早上10年。但南美錦標賽的頭30年裡，智利國家隊的最高排名也只有一次第三名（1926年）。到1950年代，智利取得過南美錦標賽的亞軍，但他們從來沒有成為南美足球的主流國家。
1952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讓智利足球界有了想法：既然那麼小的芬蘭都能舉辦奧運會，智利為何不能舉辦世界盃呢？1956年國際足聯在里斯本召開的大會上，智利和一直光芒壓制著智利的阿根廷爭辦1962年世界盃——聯邦德國當時也提出了申辦，但在投票前退出了，畢竟，世界盃已經在歐洲連辦了兩屆，該輪到南美了。
赫爾辛基奧運會。
問題是，該給阿根廷還是智利？阿根廷人志在必得，在烏拉圭和巴西先後主辦過世界盃後，也該輪到地區另一大國阿根廷了。阿根廷足協主席在FIFA大會上進行了70分鐘的演講，基礎設施遠勝的阿根廷人認為自己贏定了，最後說：“我們明天就可以舉辦世界盃，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智利媒體也認為自己不行，提出應該在投票前退出申辦，以避免羞辱性的失敗。
但智利申辦負責人卡洛斯·迪特沃恩（Carlos Dittborn，也是天主教大學隊的主席）非常聰明地利用了智利的弱勢，他的演講只用了15分鐘，其警句也被載入史冊：“正因為我們一無所有，所以將傾盡全力。”此外，迪特沃恩把智利塑造為一個政治包容和穩定的社會，而阿根廷則在1955年剛剛發生軍事政變，執政的庇隆政府積極反共，也讓東歐集團決定投智利的票。最終投票結果，智利以32票對阿根廷11票完勝。可惜的是，迪特沃恩未能見到比賽的舉行，他在比賽開始前一個月心臟病突發去世。
1960年，智利發生大地震，里氏9.4到9.6級的強震至今依然是有紀錄的最強地震。地震造成3000到5000人死亡，至少200萬人流離失所，經濟損失達到5億美元之巨。與此同時，從各地來到首都聖地亞哥的移民越來越多，以至於圍繞聖地亞哥形成了一圈貧民窟，被稱為“貧窮帶”。
地震與海嘯使智利人民無家可歸。
派往前方的意大利記者對智利相當沒有好感。《晚郵報》記者說：“首都（聖地亞哥）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的象徵，它因為所有可能的罪惡而受苦：營養不良、娼妓、文盲、酗酒和貧困……智利糟透了，聖地亞哥則是其最令人作嘔的代表。”另一個記者更刻薄：“這裡的電話不能用，出租車就像忠誠的丈夫一樣稀少，給歐洲拍發一份電報要花掉你一條胳膊一條腿，一封信要過5天才能看到。”《民族報》記者說：“整個街區都是公開招嫖的妓女。”還有記者說：“氣氛是如此壓抑，以至於一些國家的足協不得不找來心理醫生來幫助他們的球員們避免抑鬱。”
這些話，成為了智利和意大利這場比賽成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醜陋比賽的背景。
智利人對於意大利記者的報道當然不滿，因為他們的自我認知和意大利報道完全不同。你很難說清到底誰更正確，但很顯然一方多少有點老舊帝國對落後國家的居高臨下，而另一方則民族自尊心過強。寫報道的幾個意大利記者迅速逃離了智利，這顯然是明智的——有一個阿根廷同行在聖地亞哥的酒吧被群眾誤認為是意大利記者，暴揍了一頓，最後送醫住院。在智利的意大利人發現，不管是酒吧、飯店還是超市，他們都不受歡迎。球隊的訓練場，也在武裝警衛的保護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962年6月2日，智利隊與意大利隊在小組賽第二輪遭遇了。當然，那屆盃賽在這之前就已經遊走在暴力邊緣，賽前一天的智利《號角報》就已經宣佈：這不是世界盃，這是世界大戰。《快報》在比賽當天早晨也說：“本屆盃賽越來越有演變成暴力流血鬥毆的跡象……足球似乎被球員們忘記了，他們只想摧毀對方。”
在頭兩天進行的8場比賽中，共出現了4次球員罰下、3條斷腿、1例腳踝骨折和幾例肋骨骨折。《好球！拉美足球史（?Golazo!: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Football）》一書援引智利媒體的統計數據，頭3天共有30多名球員在比賽中受傷。阿根廷和保加利亞的比賽中，出現了69個任意球。俄羅斯和南斯拉夫的比賽中，杜賓斯基（Eduard Dubinski）的腳被直接剷斷，但鏟他的球員穆伊奇（Muhamed Mujic）甚至未被罰下，是南斯拉夫足協感到羞愧才對他自行進行了一年的禁賽。
《好球！拉美足球史》。
意大利人也自知不妙，他們向國際足聯提出申請，希望國際足聯收回對此役主裁的任命——最初的任命是一位西班牙人，畢竟智利也說西班牙語，意大利人覺得不安全。國際足聯就派去了在揭幕戰（也是智利隊首輪比賽）中表現不錯的英格蘭裁判肯·阿什頓（Ken Aston），二戰中曾在亞洲戰場當過中校的阿什頓後來回憶說：“我不是在吹罰一場足球比賽，我這是在當軍事演習的裁判啊！”正是這位阿什頓，在4年後的英格蘭世界盃上，受路上交通標誌的啟發，發明了1970年世界盃開始啟用的紅黃牌制度。
警察維持場上秩序。
不過，阿什頓在“聖地亞哥之戰”中的表現可不怎麼樣。比賽從一開始智利人就不停挑釁，下腳極為狠辣，而一旦意大利人報復，則他們會遭受懲罰。開場12秒，阿什頓就吹了一次犯規。開場4分鐘，意大利球員費里尼（Giorgio Ferrini）成為本場被罰下的第一人。憤怒的費里尼遲遲不肯離場，武裝警察不得不把進入場內把他抬走——比賽因此中斷了10分鐘，而這只是當天三次警察入場的第一次而已。
阿什頓將費里尼送出球場。
智利左路大將萊昂內爾·桑切斯（Leonel Sánchez）是職業拳擊手之子，他的一記左勾拳擊碎了意大利隊長馬斯基奧（Humberto Maschio）的鼻樑。此後，桑切斯又點數擊中了意大利右後衛馬里奧·達維德（Mario David），結果桑切斯再次毫髮無傷，而達維德則因為報復動作被罰下，意大利只剩9人了。傷口上撒鹽的是，正是桑切斯在第73分鐘罰出任意球，幫助隊友拉米雷斯（Jaime Ramírez）進球，智利取得1比0的領先。
阿什頓將馬里奧·達維德驅逐出場。
阿什頓在事後解釋自己為何沒把桑切斯罰下時，比較委屈，“我當時背對著事發地點，如果裁判或邊裁沒有看到任何東西，那他確實啥都不能做。我確信邊裁看到了，但他沒有和我說。”
那個年代，裁判組不要求來自同一個國家，這一邊的邊裁叫列奧·戈德斯坦（Leo Goldstein）。看名字，就大致能猜出他是猶太人，他也確實是納粹屠猶的倖存者。他當時已經被驅趕著走向毒氣室，突然間獄警詢問有誰當過足球裁判，戈德斯坦雖然其實沒有什麼裁判經驗，依然舉了手，就此救了自己一命。二戰後，戈德斯坦移民美國，此刻是作為美國代表在執法比賽。阿什頓對他的裁判能力嗤之以鼻，“我是被配了一個墨西哥人，一個美國人。他們不怎麼樣，所以很快就是我獨力面對22名球員。”
被罰下的意大利球員達維德多年後依然憤怒，“我們根本不是打架，我們是捱揍。我們是受害者，不是施暴者。桑切斯打碎了馬斯基奧的鼻樑，但裁判卻啥都不管，而我們的費里尼試圖報復桑切斯卻被罰下了。桑切斯後來又拳擊了我，但裁判裝作啥事沒有，結果我又被罰下了。”
當時為《觀察家報》寫稿的英國著名足球人物傑米·希爾（他當過球員、記者、主教練和工會主席等各種行當，他是萊因克爾之前最有名的BBC《當日比賽》主持人，而他還當過助理裁判）撰文說：“意大利人難以理解——我也一樣——為什麼儘管桑切斯模仿了拳擊手洛基，卻依然可以留在場上，而他們（意大利人）中的一員卻因為遠為輕微的犯規行為被罰下？球員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裁判也應該承擔起作出這樣嚴重誤判的責任來。”
裁判阿什頓還是很委屈，“我知道這比賽不好吹，但沒想過它根本沒法吹。我只能盡我所能，我確實想過中止比賽，但我可不敢保證這樣做的話能確保意大利球員安全。我那時候是這麼想，現在依然這麼想。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我沒有加入任何補時（就是為了意大利球員安全）。”德國足協名譽主席、前裁判鮑文斯（Peco Bauwens）指責說：“我就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英格蘭裁判如此軟弱。”
在羅馬，意大利不得不出動軍方，以保護智利大使館。而國際足聯對誤判並沒有任何行動，對桑切斯最終只有申誡，而費里尼還被停賽了一場。那屆比賽的“熱鬧勁”並沒有完全過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半決賽中，瑞士裁判不得不把兩隊隊長叫攏，讓他們管好自己的球員，而巴西對智利的另外一場半決賽中，也有兩人被罰下。
其中一名球員，就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加林查。賽後加林查在更衣室內哭泣：“好吧，我是被罰下了。但整個下午都在被踢，人總有個限度吧？當我被踢時，我會還擊。也許我錯了，但我準備面對一切後果。”巴西足協立即開動外交機器，他們先是通過秘魯總統給當場比賽的日裔主裁判山崎（Arturo Yamazaki）施壓，希望他在聽證會上支持不處罰加林查。
加林查。
在聽證會上，烏拉圭邊裁埃斯特班·馬裡諾（Esteban Marino）的意見也很重要，因為是他示意秘魯裁判山崎作出判罰的。巴西人通過自己的世界盃裁判約翰·埃策爾（John Etzel）找到了馬裡諾，直接塞了1萬美元，讓他人間消失。當時參與報道世界盃的巴西記者說：“他就這麼消失了，一切都像是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沒有人知道他去哪兒了。”沒有了馬裡諾，國際足聯以證據不足為由赦免了加林查，加林查得以在決賽中出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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