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一件貼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犢崮“土匪郵票”的實寄封,在美國某著名大型拍賣公司付拍，當時該封估價為7500-10000美元，最後以10000美元成交。
什麼是“土匪郵票”？
抱犢崮“土匪郵票”前後貼用不足一個月，是美國人克勞和麥根心血來潮借人質通信為由突發奇想創作出來的，雖沒有郵政效用，但畢竟在信函上出現過，記載著舊中國的一段郵政歷史，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郵票形式，令世人回味無窮。
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50分，以孫美瑤、孫桂芝、郭琪才、周天松等為首的山東建國自治軍，在上海張錦湖、張聘卿等同盟會元老的授意下，在津浦鐵路臨城(今棗莊薛城)與沙溝車站之間的姬莊村附近將鐵路扒毀，劫持了世界聯運國際列車——京滬第2次特快列車，俗稱“藍鋼皮”。人質中除了企圖拒捕的英國人納思滿被當場擊斃外，共計69人，有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墨西哥等外國乘客39人，中國乘客30人。他們是準備去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客，其中包括部分知名人士，如袁世凱女婿楊琪山、南高教育科長張繩祖等。這些被劫持的人質連夜被押送到距離臨城35公里的抱犢崮上看押起來，等待被贖回。事件發生後轟動國內外，史稱民國第一案——臨城大劫案。
美國記者被劫逃脫後又回來參與救援
“臨城大劫案”發生後，英、美等國立刻向以黎元洪為首的北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北洋政府在最短時間內解救人質，並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覆。於是歷時一個多月的談判開始了，孫美瑤等人向北洋政府提出諸多條件，如果不答應，他們就“撕票”。因為孫美瑤手中握有外國人質，談判自然佔了上風。北洋政府迫於壓力，決定以“撫剿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圍剿，一面派人和談。隨後，北洋政府許多要人和總統顧問安迪生參與調解，同時以美國孔納上將、法國英太伊為首的16國武官團來棗莊監視圍剿，各報社記者、被劫者親友雲集棗莊，棗莊一時成為中外聚焦的熱點。
為了給被劫持到抱犢崮的人員提供物質供給，上海的美國商會和紅十字會組織了一個救援團來到棗莊。據1923年5月10日《申報》載：5月9日，美國在上海的英文《大陸報》記者李白斯(Lehrbas)在臨城劫車案中，曾被孫美瑤部俘獲，三小時後逃脫，於5月7日下午6時30分回到上海。李白斯為了跟蹤報道此事，決定繼續到臨城一帶實地調查，隨時報道真相，並代表美國商會、紅十字會，攜帶大量藥品、食物、衣物等日用品到棗莊，以便設法接濟被劫持的洋人、華人。正在此時，在上海經營廣告業，曾在《大陸報》服務的美國人卡爾·克勞(Cart Crow)以及他的助手麥根(Mc Cann)主動請求與李白斯一同前往棗莊參與救援。
“土匪郵票”的幽默誕生
李白斯來到棗莊後採寫新聞通訊發往《大陸報》，克勞和麥根在棗莊美國救援團負責傳送食品、衣物及各種日用生活用品，以救助被劫持在山上的洋人和華人。當時，北洋政府當局開去一列火車停在棗莊，供談判人員及西方各國救助人員辦公。美國救援團在火車上的辦公地點距離抱犢崮有20公里的山路，起初，克勞僱用17個勞動力每天向抱犢崮山中運送生活物品，到後來僱用35個勞動力向山上運送物品。在運送物品的同時，被劫持在山上的外國人，要寫信給山下人，報告被劫持後的情況，或者將家書託山下人代為郵寄給遠方的親朋。
在被劫持的外國人中，有個美國人鮑威爾，他是密勒氏評論的主筆、上海遠東評論週報記者，他天天寫信向山下送，另外一位美國人蘇洛芒，也寫信往山下送。於是，美國救援團的克勞和美國領館工作人員郝士福，就製備了一個能鎖口的“郵袋”，用來裝山上、山下來往的信件。每次運送物品的運輸隊，往返山上山下時，都攜帶著“郵袋”。開鎖的鑰匙備有兩把，山下救援團一把，克勞自己保管；山上一把，就由鮑威爾掌握。送上山的信件，由鮑威爾處理分發；送到山下的信件，由克勞分發處理。克勞在火車上，放置了一個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並在上面用漆寫上“Band It Post”，翻譯成中文就是土匪郵政。這樣，山下救援團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員之間，開通了“通訊”渠道。就在這條通訊渠道上產生了貼附在實寄信封上的帶有面值類似於郵票式樣的標籤，這種特殊的郵票被稱為抱犢崮“土匪郵票”。
抱犢崮“土匪郵票”是這樣誕生的：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麥根和克勞到棗莊外閒逛，當他們走進一個小村莊時，發現有許多店鋪，走進一家小刻字店，看到店裡擺設的樣品，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勞發現，這家小店除能刻字外還能印刷，而且印刷品的質量非常好。他想到郵寄信件時，火車上的郵箱有“土匪郵政”的字樣，如果能有“土匪郵票”，那將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回到住處，從事廣告業的克勞和麥根連夜設計郵票的樣圖。第二天，他們把樣圖拿到刻字店，要求老闆按樣圖刻出模板。起初老闆不肯刻，他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但克勞一再保證不會洩密，並且願出雙倍的價錢。老闆答應後根據樣圖刻出了模版，並開始印製。歷史上的抱犢崮“土匪郵票”就這樣產生了。
“土匪郵票”分為5分和10分兩種，木刻製版，黑色印刷，長方形，周邊無齒，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郵票是麥根設計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質被扣押的地方“抱犢崮”，郵票的兩邊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的字樣，用紅色紙張印刷。在雕刻時，由於刻字人的疏忽，誤將“C”刻成“0”，把“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錯票，從而使5分郵票變成了50分郵票，但使用時仍當作“5分大洋”。10分的郵票是由克勞設計，與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沒有圖案，也沒有中文，只有英文，使用黃色的紙張印刷。郵票周圍有花邊，上面印著：“PAO TZU KU BAND IT POST”翻譯成中文為“抱犢崮土匪郵政”。
為此，1923年5月23日，上海的英文《大陸報》發表了5月22日發自棗莊的通訊：“二十二日棗莊通訊雲，目下諸事停頓，靜待北京會商之結果，即攜帶書信食物入山之送信人，亦復失時，直致夜間九時半始至，昨日苦力三十五人攜帶大宗物品上山，以備緊急時敷數日之用，此外復有安迪生送匪之香菸十萬支，營救團送匪之白米三石，惟昨日送往之物，始公然為匪所劫取，共失去燈一，毛巾一，及香皂數匣。克勞及郝士福兩氏備有郵袋以供送遞信件，袋口固封，自蘇洛芒徙至崮巔，今惟鮑威爾有鑰匙啟之，上山之信件包裹皆粘匪之郵票，信件一角，包裹五角，而下山之信，則預將郵票送入，由諸人自粘，以便送往上海等處雲。”
“土匪郵票”在上海掀起軒然大波
據考證，《大陸報》刊登的五月二十三日棗莊通訊，為介紹抱犢崮“土匪郵票”的第一家媒體。《申報》又將《大陸報》的通訊進行了轉載，並在這則通訊後，附有“土匪郵票”圖及文字說明，文曰：“此為抱犢崮匪徒發行之郵票，大小適如上圖，英文譯義，第一行為抱犢崮，第二行為匪郵，第三行為一角、紙色黃，其字類木刻，西人郵票收藏家視為珍品，而中國之汙點，亦將從此長留矣。”於是抱犢崮土匪郵票在上海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文匯報》針對“土匪郵票”一事，發表長篇文章，斥責土匪“厚顏無恥”。隔了幾天，《大陸報》對“土匪郵票”一事，又發表了一篇棗莊通訊，指出根本不存在“土匪發行郵票”一事，而是美國人克勞、麥根私自印製的兩種紙片，讓被困在抱犢崮山中的被劫持人員，粘貼在信封上寄出，作為進出山郵件的通行證，這是客觀事實。
克勞在《抱犢崮匪郵之真相》的回憶文章中表明瞭自己製作“土匪郵票”的目的：乃遊戲之作，不過是為了打發一個無聊的下午而已。雖然不一定這麼簡單，但從美國人普遍樂觀、調侃的心理狀態看，此說還是比較可信的。“土匪郵票”是克勞和麥根二人的遊戲之作，不具合法的郵資憑證效能，信件到達克勞和麥根手中轉寄時，他們將中華民國的正式郵票和自制的“土匪郵票”並貼，信到郵局時，郵政局的工作人員在兩種郵票上都蓋了郵戳。當時，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郵票”立刻在上海傳開了。上海的集郵人把“土匪郵票”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許多郵商和集郵者在上海得不到郵票，便寫信給克勞和麥根，要求得到“土匪郵票”，有人怕遭到拒絕，不惜開出高價購買。克勞和麥根當初印製“土匪郵票”時，只想作為郵件的一種通行標識，做夢也沒想到會受到如此歡迎。收到求購信後，他們趕到印刷“土匪郵票”的小店，將每種郵票各加印300張，寄給上海的集郵愛好者，所得的錢款，正好用於人質寄信的費用。
“土匪郵票”成為集郵者的搶手貨
由於報紙的大力宣傳，克勞和麥根的“土匪郵票”在社會上的名氣越來越大，不久，天津郵政局發現了此事，遂作出決定，從今以後，凡是貼有“土匪郵票”的郵件，不論是否貼有正式郵票，一律不予投寄，退給寄信人。1923年6月13日，被綁架的人質全部釋放，在社會上發行了一個多月的“土匪郵票”，也就正式收場。
克勞和麥根發行“土匪郵票”如今早已收場，但那些發行的郵票已流入民間，因發行時間短，數量少，更因為“土匪郵票”與震驚中外的“臨城大劫案”有關，在以後的幾十年裡，這些郵票變得越來越珍貴，成了集郵者的搶手貨。目前能夠知道的青島陸游、臺大何慶輝教授和集郵名家張振珊、李東閣，日本水源明窗等少數人收藏有此珍品。截至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貼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犢崮“土匪郵票”的實寄封，前幾年在美國某著名大型拍賣公司付拍，當時該封估價為7500-10000美元，最後以10000美元成交。
因“土匪郵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為它申請世界吉尼斯紀錄，經過吉尼斯總部的考察，2010年“土匪郵票”被收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被稱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所發行的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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