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冰
年幼遭到父親的暴力 母親的漠視
從此他對親情失望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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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冰結識了一位瑞典友人
並進行了一通愛國主義商業互（ga）吹（liao）
（原諒我捉急的英語）
直到這位友人謙虛地表示…
藝術領域瑞典只有兩樣東西拿得出手
1，ABBA樂隊
2，英格瑪·伯格曼
_(:з」∠)
好的，我閉嘴了
ABBA在此不表，我們來說說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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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mar Bergman 英格瑪·伯格曼
（1918-2007）
有一回伊納裡多（《荒野獵人》導演）來到位於羅德島的伯格曼故居，在一張舊椅子前他不敢輕易坐下…生怕打攪了這位沉睡已久的電影大師的英靈。
拉斯·馮·提爾（《狗鎮》導演）以他獨特的方式講述對大師的印象時，一滴淚從他的眼角滑落。
是伯格曼把李安領進電影的大門，多年後拍《色戒》時李安不堪重負，拋下一切飛往羅德島，只為見一見這位啟蒙老師……
李安與伯格曼
我們說過太多電影界的神話，唯有伯格曼是電影史上的神。他一生圍繞著生死、時間、人際關係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多數以黑白為主，《呼喊與細語》是少有的彩色作品之一。
影片運用濃烈的紅色來製造一種緊張氣氛，家中地毯、窗簾、桌椅…清一色的紅色鋪陳顯現出人物內心的不安；就連起到場景切換作用的淡入淡出效果都使用了紅色來過渡。
伯格曼認為紅色是靈魂的顏色，紅色也是人物內心的焦慮和緊張的外延。
而與之相對的是戶外環境，攝影師尼科維斯特捕捉了許多相當有質感的光線，整體影調也是偏柔和的綠。室內外景的反差顯示出房子的主人——艾格尼斯的分裂。一面她渴望親情的溫暖，一面卻不可控地被病痛限制在這棟令人神經緊張的建築當中。
在這棟建築中居住著中日患病時日無多的二姐艾格尼斯和她的女傭安娜。艾格尼斯的兩位姐妹前來送她最後一程，或許是等待的時間超出了預期，兩人都顯得有些不耐煩了，連夜都沒能堅持陪護。
三姐妹有各自的代表色。
艾格尼斯是象徵純潔的白色，她的身邊總有白玫瑰裝點。
大姐卡琳是黑色。在會議中她以一襲黑色裝束示人，代表拘謹嚴肅且壓抑的人物性格。
小妹瑪利亞則是紅色，與房間內景象徵緊張的紅色不同。瑪利亞與醫生會面時身著紅色洋裝，意在勾引醫生。她從小最得寵，性格也最為開朗，她身上的紅色代表著熱情。
生為姐妹，卻在性格上，生活上都相互隔離，全無親密感。每當艾格尼斯病重之際她呼喊的名字是日復一日守在病榻前的女僕安娜，而不是自己的血肉至親。
表現死亡是伯格曼的拿手橋段。《第七封印》裡最著名的正是那場與死神下棋的戲。《呼喊與細語》中的設計更為隱晦，分別從“聲”和“影”兩個角度來表現死神的逼近。
時鐘是片中反覆出現的一個物件。
艾格尼斯病中起夜，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時鐘。不只是去瞧瞧自己還有多少時日，還是為自己的生命多上一圈發條？
伯格曼不斷地給出時鐘鏡頭的特寫和混剪，在表現艾格尼斯病痛的段落中背景聲刻意強調了時間流逝的“滴答”聲，這是死神的腳步。
在艾格尼斯生命最終的時刻，伯格曼佈置了一道光射進臥室。刺眼的光線正好蒙在艾格尼斯的臉上，這是死神降臨的時刻。
伴隨著讓人氣短心悶的沉重且粗糙呼吸的呼吸聲，艾格尼斯迎來了死亡之前驚心動魄的掙扎。艾格尼斯死不瞑目，她生前最後的心願沒有實現，就是：三姐妹能夠和好如初。在她最痛苦無助的時刻親姐妹都是躲得遠遠的，始終守護在她身邊的唯有視如己出的女僕安娜。
艾格尼斯死了，光束也隨之熄滅。死神將她的靈魂帶走，剩下的只有黑暗。
在聲效和光影的搭配下，伯格曼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死神。
某天夜裡，艾格尼斯停屍的房間內傳出急促的呼吸聲。安娜循聲而來，只見卡琳和瑪利亞倚在房門口，表情即驚愕又惶恐。
安娜進入房間後第一個動作便是關門，這一扇門隔開的是生死兩界，門內是一個真正暴露靈魂的場所。安娜是艾格尼斯的守門人。
卡琳來到門內看到復活的妹妹，她拒絕相信一切。該死之人已死，她不願與妹妹分擔痛苦。
接著被召喚進來的瑪利亞呈現出的是萬分驚恐，她強迫自己去接近姐姐，卻在最後一刻奪門而出。
有著血肉之親的艾格尼斯復活了，她的姐妹卻表現得如此冷漠。唯一願意相信艾格尼斯的人只有安娜，導演將二者的動作特意設計成米開朗基羅的著名雕塑“聖母憐子”，進一步刻畫這對沒有血緣的隱形母女。
艾格尼斯的復活真正考驗的是活著的人，這一幕既荒誕，又令人震驚，它彷彿只存在於安娜虛妄的夢中。
影片直射了人性的一些東西：資產階級的偽善和無產階級的真愛等對立的元素。但是伯格曼沒有深挖，而是更加寬泛地討論了：親情關係到底可靠不可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更加危險？
在艾格尼斯死後，其餘的家庭成員們前來分配遺產，他們是大姐寧可自殘也不願與之發生關係的冷漠老公，小妹被戴綠帽子成習慣的窩囊廢丈夫……這樣一群資產階級連“一樣物件”都不捨得留給安娜。還嘲笑安娜在艾格尼斯臨終一刻“想做好人”。
最後伯格曼安排他們溫文爾雅地向安娜告別實際上諷刺了這群人的自私和冷漠。
《呼喊與細語》帶我們又一次領略了伯格曼的殘酷，他對於人生，對於這個世界的重重質疑。
伯格曼幼年時期收到嚴厲的父親以暴力管教，曾經因為尿床而被整宿關在密不透風的壁櫥中作為懲罰；而他的母親不僅沒有起到保護兒子的作用，反而縱容丈夫的暴行，忽略在某種程度上更是助紂為虐。
成長環境鑄就了伯格曼受創的人際觀，致使他成年後不斷投身於女人的懷抱尋找缺失的關愛，卻始終不能與其中之一長相廝守。
伯格曼和第四任妻子Käbi Laretei（1959
雖然《呼喊與細語》用艾格尼斯溫馨的日記作為結尾，似乎給了觀眾以某種對於人生的希望，但是其中關於親情的問題沒有得到任何的緩解，姐妹之間的和解僅存在與艾格尼斯的想象當中。
這就是伯格曼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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