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群體之一，同姓諸候王，富可敵國，為富不臣。漢朝建立以後，漢高祖劉邦採取同姓宗親分封制度，將劉姓諸候王分封到全國各地，本意是想以天子為中心，諸候王作為天子的屏障輔助保衛漢王朝天下的。在土地上諸候王們佔據了漢天子天下的大多數。

在經濟上，諸候王們更是富可敵國。當時諸王所轄之地，都是天下最富庶的封地。諸候各國富可敵國，富饒的鄉村，繁華的都市，幽靜的園林，高車怒馬的王親，富庶的商賈，天下的財富都掌控在諸候王的手裡。漢景帝時，吳王與楚王最富有，這些諸候王一頓大餐就能頂上皇帝一年的正常開銷。吳王的封地盛產銅礦，吳王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大造銅錢，當時連漢朝廷的一半錢都是吳王供應的。除此之外，吳國又地處東海，又壟斷食鹽經營，吳王的財力遠遠超過了漢朝廷。隨著他們財力的不斷增長，諸王們又有軍權可以大量擴充自己的軍隊，諸王們越來越不把天子放在眼裡，公然驅走朝遷守官與中央對抗。

富人群體之二，豪強之富，富可抗官，為富不仁。豪強的形成，是西漢初期百業凋零，吸取了秦王朝勞民傷財過度導致滅亡的教訓，為了確保漢王朝的經濟復甦和人口生產力的恢復，漢王朝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政策產物。在官府少干預的情況下讓百姓自由發展經濟，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先富起來的階層開始慢慢走向壟斷和兼併了，這些豪強宗族勢力在地方也漸漸橫行不法，魚肉鄉里，隨著財力的日見增長開成為一方的土皇帝，並且任用遊俠亂法擅行仇殺，嚴重威脅了大漢王朝的地方政權。這些豪強宗族勢力大至分為王室宗族勢力，擁有大量土地資源的地主和佔有大量財富的大商賈。他們佔有了當時社會大部分的財富，農民只能擁有小部分社會財富，造成了當時社會極大的貧富差距的同時也嚴重影響了王朝的財政收入。

這兩個群體的人不光是漢朝最富的群體，同是也是最反叛的群體，此時的諸候王與豪強不光佔有漢朝的絕大多數財富，也與另外一個重要外患勾結，那便是匈奴，他們已經開始與匈奴人在各個方面開始暗通有無，暗過各種“間諜”活動和走私活動，大量獲利於匈奴與漢朝民間。

雖然諸候王與豪強在外構成潛在威脅，但並沒有他們在民生方面構成的社會問題大。他們直接影響了大漢的民生問題，漢武帝採取“攘外先安內”的策略，著手解決諸王擁兵自重和地方豪強宗族勢力林立所成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

因為“無為”60年，漢朝社會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衣食足而不知榮辱，富貴多且遍地貧賤。而解決社會長治久安的問題，是不能“無為”了，而是必須要有所作為。作為在哪裡？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二是教化問題。先吃飽飯問題自然是放在教化的前面，面解決生計問題首要在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問題的解。這個問題哪一家可以解決呢？這是兩個時代的大命題，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力行，很顯然，平均地權和教化儒家遠比法家強；而談到資本運作，節制資本，法家則遠勝儒家。在“更化改制”之時儒家著手“改正朔，易服色”替《五經》博士置弟子等，著人物便是當時的董仲舒。

而法家，當時著名的人物便是桑弘羊，他推行了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從《鹽鐵論》中，桑弘羊確有節制資本並不是為了籌款備軍備，而是為了限制當時官僚資本。

漢代到了漢武帝時期，由於內在的社會問題和外在的匈奴已經迫在眉睫，很顯然是，漢初推行的道家“無為”已經不能適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複雜的社會環境，不能解決問題適應時代的必然為時代所淘汰。

海馬叔叔說史事兒

這是不可能的。

我說的不可能，不是說“歷史不可以假設”，而是說，只要社會稍微有所穩定，有所發展，就必然會採取儒家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意識形態。在歷史上，有的統治者大力推崇儒家，這當然會推高儒家的地位；但是，即使是統治者推崇道家、佛教，以道教、佛教或藏傳佛教作為國家，但也仍然不得不使用儒家作為唯一的意識形態。

說白了，儒家在西漢中期以後逐漸成為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不是個人意志所決定的，而是中國歷史邏輯的必然。

為什麼？

我們對比一下中國本土儒家、法家和道家的異同，就能很清楚的明白：

從理論上說，對國家的治理是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怎樣的統治是合乎正義的。

法家是一種管理學，法家思想歸根到底是一種管理思想，法家不解決政治的根本性問題，法家不回答：何謂正義？什麼樣的統治者是好的統治者？法家只回答：如何管理？如何把思想貫徹下去？

所以，法家即使在古代社會以“外儒內法”的方式，成為事實上統治中國的工具，但從來沒有達到意識形態的高度。

再來看道家，道家雖然也談論聖人，倡導自己的政治哲學理念，譬如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等，但是，道家也沒有回答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道家對政治的根本回答是：不需要政治，政治是無意義的，不需要政治就是最高的政治，沒有統治者就是最好的統治。

這其實是取消了政治哲學的存在，你都取消了，還怎麼治理？

治理國家，並不是只依靠思想，也不能只依靠手段，而是一整套整理治理國家的技術。基本的內容包括了三種：思想（經）、框架設計（禮）、制度載體（法）。

思想：儒家、道家都有，法家沒有

框架設計：儒家有，儒家的禮樂提供了整套國家的設計，上至皇帝與天如何溝通怎麼祭祀，下到最底層的士大夫穿什麼衣服。這些東西道家和法家都沒有。

制度載體：儒家、法家有，道家沒有。道家的思想，是不可能生髮出法律制度來的，因為道家都把法律制度的意義否定了。

另外，法律雖然與法家更近，但儒家從西漢開始，直到清末沈家本設計大清新律，一直都堅持不懈的爭奪對法律的解釋權。西漢的“春秋決獄”，著名的“親親相隱”，都是儒家用自己的思想去把控法律的解釋權。而這些，都是道家所做不到的。

因此，僅僅從這一個方面來看，道家就絕無可能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道家只能在王朝初期，統治未穩，各項制度草創未成，國家機器尚未開足馬力的情況下，作為維持統治秩序的權宜之計而已。

danyboy

估計不會有太大變化。

首先，道家在歷史上曾多次居於主流地位

漢代初期就是奉行黃老之術，主張與民休息，漢代功臣張良因迷信黃老，辟穀而至身體虛弱，呂后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何故自苦若此。

漢代自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儒與原儒已有很大不同，容納了法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特別是在皇家層面並未完全接受儒家，儒家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用以馭下而已，漢法苛刻，不遜於秦，其實是儒表法裡，儒家只起裝飾作用。

唐代因皇帝冒為李耳後人，道家被尊為國教，儒家長期被打壓，以後武則天為篡位需要，打壓道教，力挺佛教，但整體上說，道教在唐代一直是主流的意識形態。

漢代與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非常強大的朝代，體現為對外用兵不斷，成績不錯，漢代拖垮了匈奴，唐代戰勝了突厥，這是中國歷史上兩次比較大的對外勝利，所以國人多自稱漢人或唐人。

不過，漢代、唐代定都西安，而西安以西無險可守，向西進軍其實是為了王朝安全，未必與道家信仰相關。

其次，信仰道家的朝代的特色

1、神秘主義橫行。唐代宮廷有非常多的神秘禮儀，有的只有皇帝自己才能參加，道教至茅山道走向普及，變得過於簡略，此前儀軌複雜，帶有很強的貴族氣息。

2、貴族崛起。由於道教是小圈子中的秘密儀式，故共同參與者容易形成小圈子，彼此之間簡直比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還要鐵，這是理解唐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背景，很多升遷、派系，其實與道教儀軌相關。

3、與民休息。道教主張無為，強調國家退後，放手民間自行管理，所以道教主導時期往往是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期，但由此也帶來各方利益激烈衝突，所以無為難以持久，往往需要儒家來接盤，通過強制平均，來消除爭議。

4、重視科技。道家反對泛倫理主義，比較能接受世界本然的狀態，有一定的求真意識，所以道家人士往往從事科研工作、博物工作，如葛洪等。

需要說明的是，道家與道教還是有一定區別的，道教是為了應對佛教衝擊而形成的一種宗教，它綁架了道家，其內部體系基本完全抄襲自佛教，只是把名稱中國化了一些。整體來看，道教比道家要封閉，更偏向神秘主義，道家則豁達、公允得多，但道家沒有社會組織形式，是一種貴族氣息濃郁的思想，到漢代以後，擁有社會動員手段的道教的影響力就比較大，提到道家，人們往往想到的是道教。

其三，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力有限

信仰道家和儒家，只是一種偏好，恐怕世上絕沒有這樣的蠢人，會100%地忠於自己的思想，完全按思想的細則去行事。

不否認，歷史上有一些仁人志士會捨身求法，但那是非常狀態下做出的非常選擇，這些偉大人物日常生活也是要尊重生活邏輯的，他死的比較偉大，不等於他平時上廁所也是偉大的，吃飯也是偉大的。

人是具體的動物，思想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在思想中，人有常識理性、經濟理性等，看到別人賺錢，沒有人不眼紅，看到別人發達，沒有人不想模仿，看到別人的好東西，也沒人不想據為己有。

所以，改變社會的根本動力在經濟、法律等。就算今天落後了，人也是會學習的，他很快就會趕上。

沒趕上，說明他沒看到別人過得好，或者別人過得太好了，他實在趕不上。一定解釋成思想侷限，我是不太贊同的。

換言之，信儒家也好，信道家也好，只要肯學習、肯模仿、肯嫉妒，那麼一定會和別人過得差不多，儒家、道家只能安頓內心，當它與現實利益相沖突時，99%的人還是會選擇現實（大是大非的問題除外，因為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所以說，信什麼、傳統如何，都是可以走進現代化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據賈雷德·戴蒙德說，50年前那裡還是原始社會，現在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有了自己的飛行員，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飛行員一樣好，而這個飛行員的爺爺卻只會在叢林裡生活。

可見，人類的適應性非常強，信仰、文化、傳統未必就是阻力，沒必要過度強調它們的作用。新儒家和信道家只是個人選擇，最終你都得坐到格子間裡去受資本家剝削。

老虎他爹

漢朝不是沒用道家，漢初用的就是道家，而且還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以說歷史給了道家機會，道家也交出了不錯的答卷，那為什麼此後中國歷史，道家一直無法成為主流呢？這一點要從人性深處找出答案，因為道家學說，對於統治者而言就是一個反人性的設計。

道家要求統治者無為而治，但是作為一個統治者，不管是雄心壯志還是胡作非為，都用一種與生俱來的做事情的衝動，要求一個統治者什麼都不做，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內省總有一種做點什麼的衝動，尤其是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之後，做事情的衝動是完全無法遏制的，哪怕是短暫壓制了做事的衝動，但只要限制沒有之後，做事的衝動，還是會從內心深處冒出來。

漢初採取黃老之說治國，完全是迫不得已的結果，漢初國家疲敝百姓窮困，實在是經不起折騰了，統治者就算是想做些什麼，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所以也只能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

後來到了漢武帝那裡，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就徹底改變了，並且此後老子的主張也很難成為國家主流，就是因為無為是一種太高的境界，做事才是人類本身無法抑制的需求，老子學說本質上也不符合一個大帝國治國的需求。

歷史證明，只有儒家才能維持中國這麼大一個帝國的統治，老子的小國寡民的主張，是完全不符合中國這麼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的。

昭烈名臣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儘管道家思想沒有被重用，這不妨礙老子成為聖人。

我們都知道，自漢代以來，儒家思想被統治者推崇，成為歷代的正統思想，後來又經過宋朝一代的發展，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深遠。而道家思想自老子開始逐漸成型，其在《道德經》提出了“無為而治”的主張，成為中國歷史上某些朝代，如西漢初的治國方略，在經濟上可以緩解人民的壓力，休養生息，對早期中國的穩定起到過一定作用。闞澤記載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短短數十年就為文景之治奠定了良好基礎，所以其治國還是有一套的，如其所說治大國如烹小鮮！

英國人李約瑟說過:"中國人性格中有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源於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經爛掉的大樹。"所以說道家思想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影響是深遠的，儘管它不是主流，但不妨礙他的傳播！

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經濟、治國、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存在於中華文化各個領域之中，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外學者普遍認為:"道家思想可以看作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是國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氣概。"道家也是實用性的流派，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也可功成身退，隱身而居，每當國家為難智之時，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氣挑戰災難亂源，誅邪衛道，撥亂反正，曾出現過不少動人故事。

至於為何道家後來被棄用，我認為更多的是其一個觀點與中央集權和皇權等級發生了衝突，那就是齊物論的觀點，也就是一切事物歸根到底都是相同的，沒有什麼差別，也沒有是非、美醜、善惡、貴賤之分。如果道家思想成正統，說不定早就實現馬克思的理想了，根本不會有皇帝，官員之類的了。

在當時皇權社會如果萬物沒啥區別，那麼皇帝哪接受得了呢？如果這樣還有什麼天威可講，還有誰聽命於他呢？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不會因孰人得道而賞，孰人失道而罰。這是統治者無法接受的，所以道家成不了正統的原因之一，那麼為什麼歷代又不滅道家呢？因為其還有用處，畢竟後世道家思想與道教緊密結合了，既然不是主流，在皇權掌握輿論的社會，平民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留著你又何妨？

樸易堂國學易學文化

有學者稱,世界宗教誕生於人類的第一個軸心時代。什麼叫軸心時代,我也理解不了。但我從歷史的大概中看出,宗教思想的確發生在同一時期。其實,人類的奴隸制時期,估計人類只有語言,還無文字,有文字也不便推廣。而宗教的特色本身就是思想傳播,既需要語言,還需要文字,更需要圖像,總之要有更先進,更廣泛的思想傳播工具來進行傳播,不好說,人類文明的標誌,是世界各地宗教思想的誕生和傳播推廣。時間在人類奴隸制社會沒落,封建別社會尚未建立的新舊交替時期。這不會只是偶然,而具必然性,是人類第一個階級社會的否定,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宗教是學術,是思想,而贏得信眾,便是理論。世界宗教是為建立人類全新的新社會而作思想準備。據我所知和理解,所有的宗教宗旨全都是為這個生命世界所準備終極關懷。凡是人類公認的宗教,都具備了對生命的終極關懷的思想和方法。由此也想到了當時人類的生產力已經比較發達,生活供應處於過剩時期。

中國歷史上的周朝,既是中國奴隸社會制度的成熟,但同時也是這一制度的沒落。《周易》是中國文明有記載的最早文獻。之後的春秋戰國,中國有諸子百家的學術爭鳴,都是在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提供思想。前後有著六百年的過渡時期,秦朝統一六國,那是中國道學的一種勝出。秦始皇用的老子的道學思想,不理解道學不要緊,但歷史就是這麼記載的。戰爭六百年,是秦始皇結束了中國內戰,實現了大一統。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秦二世滅亡是太監假造遺囑殺太子。為了統一意志,秦始皇身前有過焚書坑儒的舉措,這也證明了儒學在當年諸子百家中的地位與道學差不多。漢朝立國,劉邦為儒生平反昭雪,立國思想改了。這在政治上的當年是一種何等急需的人才召喚啊。反秦者有功!誰呀?被坑的儒生啊。用什麼思想,那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需,劉邦的體制機制是沿用秦始皇的,並沒有絲毫改動。但在朝延內,道學信仰者被踢出了政治核心圈,被邊緣化了。理應相信的是,中國凡開朝立代的帝皇皆非儒學的忠實信徒,無真立不了真。得手以後,國家的主導思想無人去更改過。儒學始終保持了它帝皇正統的地位。但皇帝從不真正地實行它,皇帝行的是自已的一套。就如同特朗普,行的是持朗普的一套一樣。是特朗普代表了美國。中國也有儒、釋、道、三家的學術思想保留了下來,並非儒家橫行。從中國目前的文化時尚看,中國道學思想在知識群體中,接受者最為廣泛,這也許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學術傾向。本人認為,這符合中國當下的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與實際需要。儒學已經不起任何科學邏輯的推敲。當一種思想的沒落以後,必然會有另一種思想會起主導實踐的作用的。文化本身斷不了,也不可斷。新的諸子百家是否需要會根據人們選擇的實踐路線而定。

李198588733

其實，中國歷史就是一部道家思想治國的發展史。有人說中國歷史從漢開始，走的是外儒內法的路子，其實在我看來，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論儒兵法墨，從本質上講，都是道家學說的一個個的分支，就像一棵大樹上的枝葉和果實一樣，所以從道用這個角度來講，儒道兵法墨皆為有為法。而如果從道體的角度講，也只有道家思想是無為，是根本，相當於大樹的根一樣，因為根是深埋於地下的，如果你不把土拋開，是根本看不到大樹的根系的。所以，這是一個粗淺層面上的無為而無不為。這種無不為就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而採取相應的策略，而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說在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任務是必然不一樣的，但是要達到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要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而漢初經過高祖文景帝的休養生息，實際上出現了三大社會問題:一、同姓諸侯王嚴重威脅了中央集權，儼然如同一個個獨立王國，嚴重阻礙國家的本質統一。二、豪強實力崛起，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雖然比之前有起色，但是與豪強集團和諸侯王以及官僚集團相比，還處於水深火熱中，也就是所謂的貧富差距過大。三、就是匈奴外患。而漢初之所以能夠實行黃老無為之術的原因在於外患已暫時解除，而國家卻是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而這時候除了走黃老無為之術外，其實還有一條路可以走，這就是後來的國家干預經濟，比方說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以及小日本的軍國主義，還有就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有為。但中國古代史在一個政權的初步建立階段，無一例外的走的都是黃老無為的路子。但是這種黃老無為的思想在應用的過程中是有問題的，有人批判說不論儒道法還是墨，都主張愚民，其實這個說法根本錯誤。不是這些學派在主張愚民，而是古代的聖人為數極少，只有他們才知其然和所以然，而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舉個不恰當的例子來說，就是聖人知道1+1＝2，也知道為什麼1+1＝2，而老百姓只知道1+1＝2，卻不知道這是為什麼。而諸子百家實際上無一例外的主張，要讓老百姓都知道為什麼1+1＝2，這就是馬克思的主張，共產主義社會不但是經濟的高度發展，同時也是人本身最高級別的解放，這其實跟道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所謂的大同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大家同時也不要忘了，道家脫胎換骨於周易，也是求變的，也就是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要採用不同的發展策略才行，如此說來，墨法儒等各種講術而不講道的學派才紛紛出現，他們所謂的道，就如同盲人摸象般，根本不及道家所謂道之萬一。而這時候像秦始皇和漢武帝風格的君主掌控政權的話，這就是有為。而如果掌權者換成老子或莊子式的人物時，這種有為其實不叫做有為，就成為了無為，看有為還是無為的標準其實很簡單，就是看他們講道還是講術，如果是講術，那就是儒兵法墨各家，就是有為。而如果講道，那就是道家，那就是無為。可能有很多人不太好理解這個觀點，現在我舉大禹治水的例子來說明有為無為。請問，大禹治水是有為還是無為？有人說有為，理由很簡單，因為大禹治水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體現了人定勝天的道理。其實這個看法很片面，我的看法是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無為而無不為。大禹治水一方面體現人定勝天的道理，同樣，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人不能勝天的道理。在這裡有個故事眾人皆知，就是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有人可能說大禹是作秀，我的看法是這體現了大禹的無私奉獻精神，這種無私不但是行為上的，也是思想上的，也就是說大禹本身沒有公私觀念的區分，但是所行之事卻是至大至公的，就像後來的商鞅一樣，“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這種人在歷史上是確有其人的。這就是無為的第一個體現。無為的第二個體現在於，對於客觀規律的把握。人可以發明創造出什麼以前自然界不存在的東西出來，但是人創造不了規律，人只能去認識並順應規律，否則就會遭天譴，這個道理作用於人事，就是順勢而為，順勢而為就是無為，就好像餓了吃飯，困了睡覺一樣，自然而然，理當如此。而大禹的父親鯀盜用天帝的息壤，用堵的辦法治水，結果大水決堤，死傷無數，被舜帝殺死，從而用了其子大禹，而大禹一改其父堵的策略，用了疏導的辦法，就是對於水勢的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才最終治水成功。而後來的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也是對於客觀規律的正確把握，才修成了一大奇觀，渾然天成。所以，這種無為的結果就成了有為，為無為而無不為。當然有人說後來大禹變壞了，隨著權力地位的提高，他有了私心，比方說他殺掉防風氏的首領，我倒是解讀不出這種觀點來。還是那句話，形勢變了，治國的手段就得變，這就是後來被唯物主義所批判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其實這句話並不是唯心主義，它的潛臺詞是，天變了，道也變，而道也確實不是一成不變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這都是一條線式的在變化，所以商鞅有句名言是絕對真理，治國不一世，便國不法古。所以，現在再回到最初的題目上來看，漢武帝的所為，就是典型的有為，而如果將統治者換成老子，老子肯定走的也是有為的路子，但是這個時候的有為就與漢武帝的有為有了本質區別，到底是有為還是無為，關鍵還是看其出發點。所以，我們學歷史，要把歷史哲學諸子百家神話、傳說結合起來看，你會發現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乾坤正法79859246

一、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八十章》

這是老子所構想的理想社會。所以，用老子之思想，最完備的狀態，也不過是達到老子所設想的理想狀態而已。而小國寡民，就是老子所認為的完美狀態。

這樣的社會，在老子看來是安恬自然的。人們沒有衝突爭奪。而這種寧靜自然，是以少私去欲為前提的，所謂「不見可欲」「不貴難得之貨」云云。一切物慾文明，老子皆視為對「道」的違背。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盜誇。非道也哉。」《道德經·五十三章》

所以老子所設想的理想社會，大抵是一種如動物般的生活狀態。無知無慾，自然生長。老子這種觀念，是針對他所面對的現實以及對現實問題的認知而生出的，茲不贅述。

在這種社會中，統治者應該是無為的。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道德經·五十七章》

又有所謂「聖人不仁」云云。也就是說，統治者是沒有存在的意義的，自然而然就好了，啥都不用幹。既然否定一切統治行為，那麼進一步可以推出，最好沒有統治者。

所以你看，以老子思想治國，最好也不過是這種狀態，那就是老子的理想狀態了。

二、

當然了，一切學說都是可以變的。孔孟之說在漢代被誤解的不成樣子。而實際上，老莊之學，在漢代被誤解之程度，比孔孟之學更甚。

「道家……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

觀《論六家要旨》所言，可見在漢人眼中，道家已經變成了一個「雜家」，既有陰陽五行之成分，又採儒墨之說，還混以名家及法家之理論，這顯然和老莊之學相去甚遠。不僅去老莊之學甚至遠，連其本身都是一堆拼湊的東西，根本無法成一完整系統，亦不能成為一學派。

然其大抵有三個方向。

第一是與法家結合而變為「黃老之術」。韓非早有《解老》《喻老》之文，則以權術解老子，便不足為奇了。

老子說「柔弱勝剛強」，指向的是「無為」和「不爭」。言權術者則由此引出「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之現實權術。敵力正盛，則自己處柔，不與之爭，待敵力窮，則制之。

老子說「將欲廢之，必故舉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原只就現象而言。言權術者，則引以為權術之法，比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就解為，想要攻取某國，先送他禮物，讓他放鬆警惕，再趁其不備攻而取之。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老子與經此之解而為言權術陰謀者，則天下皆以此為尊，其後果可以想見。

其二是由貴生而引出的縱慾放誕生活。老子是言「貴生」的。所謂「善攝生者」。可是老子之所言「貴生」，是基於人們耽於慾望而不顧性命，所以老子云：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道德經·四十四章》

是要人們熱愛生命，自然無為，少點慾望追逐。這仍是就無為，守柔，不爭而言的。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道德經·七十三章》

老子亦由此而否定各種社會文明。

可是後世之言老莊者，卻只孤立的取其對文明的否定和對「生」的珍貴，從而流入縱慾行樂之放誕生活。

若就這個方向而言，則舉國上下皆推崇縱慾享樂之生活，而否定文明與秩序，則其結果亦可想見。

其三仍是就貴生而引出。老子由於見到人們因慾望而相爭奪，不計死傷。在此基礎上而言「貴生」，這是就「少欲」而言的。

老子主張人應該少欲無為，愛惜精力，然後可以：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道德經·五十九章》

這就就不會莫名其妙就被自己給整死了。然而「長生久視」被人誤會，遂引出追求形軀之不死之說。

並且老子在言這種貴生的理想狀態是，說：

「蓋聞善攝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用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這看上去就很玄幻。但之所以能所謂「路行不遇兕虎」之類，不過是「以其無死地」罷了，無非是遠離危險的意思。

但這就被後人誤以為有某種「神通」。實際上這種描述，在《莊子》中更多，皆被視為某種「神通」。

「不死」與「神通」結合，遂有神仙法術之說。國家以此為基本治國理念，則其結果，亦可想見。

除去老子的理想狀態不言——那根本不具備現實性，無論對統治者還是百姓。就老子思想在漢代呈現出的三種方向而言，以之治國，似乎也都不太妙吧。

孫虛白

肯定是根本性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不同。

首先、道家是一種逆向思維，比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第二、從道家思維看，他沒有傲慢這一姿態。這就不容易出現儒家獨大時那種諷刺、挖苦一切與儒家相悖的行業和領域。儒家的問題不僅是自己腐朽，它壓制打擊一切他們不擅長的領域。所以漢民族音樂、舞蹈全部丟失，工匠、商人等等一切全部被壓制。道德經裡姿態是非常低的，而且講述反證、逆向思維，這就會出現懷疑精神。懷疑是知識進步的一大推動力。

第三、道家沒有儒家那個講親疏的大毒草，儒家無意間打造的朋友圈潛規則文化是中國社會兩大毒草之一。中國人人人相惡與之有著根本的聯繫。人脈潛規則競爭必然會讓一個圈子、一個集體關係非常負責和惡劣。這是儒家文化實際造成的狀態。

第四、老子對統治者的態度是很鮮明，民之飢，與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第五、明代是有一點道家味道的。只是他只是皇帝自己無為，而統治機器、倫理、思維都沒有變革，所以問題會很大。更重要的是無為不僅僅是皇帝不折騰，而是整個體系都要靠近無為，少折騰，放開手腳。包括解除封關禁海才能叫無為。光皇帝自己無為不見得就好。法制就是一種程度上的無為，制度在那裡了，自己發展去吧。不需要事事有人管，有人帶領。

道家也會有問題，就是修仙悟道的人會大大倍增，就像印度，樹上掛著一個，地上倒立著一個。這樣的人會變多。不過到不了印度那個程度，因為人種差異。但這方面的騙子會增多，不過道家不強盛，今天騙子也不少。

國病

漢初就是以黃老道家為主的，與民休息就是以道家思想為根基的治國思想。但是，道家思想過於重視清靜無為歸根食母，所以，從根本思想傾向思想格調上說，道家思想是不適合強大王朝的帝國文明的。

儒家則內聖外王貫通得比較好，修行更注重事上磨礪，而不是以清靜為主。所以，儒家人格以君子和大丈夫為體現，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做大丈夫，養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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