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藝術的線條沒有絕對的直。
直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勢向,
在具體的應用中書者必須追求的是曲中之直,
一種徑直而富有運動感的勢向,
因此如何用“曲”,
便是書法藝術線條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 左為背勢,右為向勢
其實“曲”並不一定便是圓,
由於勢向的變化,
“曲”同樣可以給人造就方的感覺。
比如,筆畫勢向的相向、相背,
就可以產生一圓一方的不同變化。
姜夔《續書譜》“向背”條稱:
“求之古人,右軍蓋為獨步。”
王羲之確實是自古以來
最善於運用向背以求變化的第一大家。
即使是同樣的字,
向背之勢不同,以至方圓互別,
有時會至在同一作品中,
右軍都能隨意使用向背,毫無牽強之感,
足見其對字形變化的運用,
已臻極度自然的境地。
· 左為背勢,右為向勢
同樣的字,
右軍能在向背之間自然切換。
右軍在同一字中還可採用向背變化,
如“時”字,“日”旁相背,
而“寺”旁又採用圓勢,
成字的最終效果究竟是方還是圓,
怕是很難明言的。
又如“蘭”字,外相背而內相向,
“簡”字則外相向而內相背。
“明”字左相向右相背。
“觴”字左相背右相向。
“耶”則使用的是左右偏旁的相背之勢。
“彭”、“湍”、“ 懷”三字
是豎相向而橫裡採用相背之勢。
“暫”字更有趣,
兩個偏旁竟然大膽地寫成“((”之形,
實在是非相向又非相背。
整體說來,
右軍書法的向背之勢比任何人都用得多,
用得鮮明而又複雜,
向中有背,背中有向,
從而就絕不能簡單地以向背概述其方圓。
右軍法書總的給人的感覺是,
循規蹈矩而又出人意外,
這正是右軍技藝的最高明處。
· 王珣《伯遠帖》
其實,何止右軍,
晉人法書,如王珣《伯遠帖》等,
都具有這種變化特點,
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晉代楷書尚未被規則化,
最少清規戒律,故最顯自然生動,隨意灑脫。
米芾曾曰:
“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聊徒成下品。”
正是看到這一點而引以發議的,
而右軍正是諸多晉代傑出書家中的代表人物。
晉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尤其在唐法凝固之後。
比如歐書多用相背。
虞、褚多用相向。
(上為虞字,下為褚字。)
顏真卿幾乎淨用相向,
而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又幾平全用相背。
(左為顏字,右為李字。)
他們都將相向或相背
作為自己的一種典型書貌來使用,
風格固然強烈了,但也因之而帶來了習氣。
不過應該說明,
行書作書,
使用相向之勢者遠遠超過相背之勢者。
比如宋四家中,唯東坡向背兼用,
米、黃二家,都以相向為主。
趙孟頫行楷步踵李邕,故時尚方勢,
而小字行書則明顯偏圓。
明代文、祝多圓,
董其昌自稱“破方為圓”,自然更重圓勢。
唯晚明張瑞圖,相背露鋒,
則是一味注意方勢的,
這在整個書法史上也是頗為少見的。
尤須指出的是五代的楊凝式,
儘管他盡得魯公心法,
他的行書作品《盧鴻草堂十志圖跋》
極似顏真卿書,淨用圓勢;
而他的《韭花帖》與前者相比,
幾乎判若兩人,筆觸清健,以方勢為重,
顯然深得二王意韻而又不失自家風貌,
足見其善學善用。
無怪宋諸名家對他推崇備至。
左為《韭花帖》,
右為《草堂十志圖跋》。
總之,
在行草書的書寫過程中,
向背之勢都不可缺少,
自然變化、合理安排、始臻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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