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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米蘭·昆德拉有句話：老人是對老年一無所知的孩子。很多老人並沒有做好面對老年的準備，以為這段路與以前走過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路段沒有太大的不同。但他們不知道，雖然路面還是原來的路面，但此段路的沿途風景，與以往走過的相比，已相去甚遠。
好多年前的一個上午，周大新從一棟四層樓樓下走過時，看見一位拄著柺杖的老奶奶，用網袋提著兩個洋蔥頭，喘著粗氣望定單元門，問明原因，才知道她是擔心那兩個蔥頭太重提不到樓上去。
周大新幫忙提了洋蔥頭跑上樓放到她家門口。下樓時，老奶奶正拄了柺杖吃力地爬著樓梯。“有朝一日，我會不會也像她一樣，連兩個洋蔥頭也提不動？”周大新說，就是那一天，他第一次想到了老。
母親90歲患病臥床，直至92歲去世期間，她完全失憶了。即使周大新到床前，她也會問：你是誰？或說些莫名其妙的話。這時周大新真切地體會到，人老到某個時候，是有可能變痴呆的。
衰老，讓周大新對時間生出了真正的恐懼。但時間並沒有顧慮他的感受，日復一日，毫不留情地把周大新也推進了老境。
2017年，中國老年人達到2.4億。整個社會進入老齡社會了，周大新相信有越來越多的人會有類似的體驗。他有種衝動要寫作，通過文字反映老年人的生活。這就是《天黑得很慢》的來歷。周大新想用這部作品寬慰天下老人也寬慰自己———人從60歲進入老境，到天完全黑下來置身黑暗世界，這段時間裡有些風景應該被記住。記住了，就會心中有數，不會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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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就住在公園附近，這裡是夏季老人們納涼的好去處，尤其黃昏時活動很多，打牌的下棋的推薦保健品的都有。他就想，以黃昏結構小說應該比較有意思。
《天黑得很慢》以萬壽公園的7個黃昏串連而成。周大新以詳盡的講述涵蓋了一個老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可能遇到的各種可能。“老年生活是一個巨大的話語空間，尋常的敘述所發出的低分貝聲音在這個空間裡沒什麼回聲，最終決定把我想說的話捆成集束手榴彈，趁著黃昏扔出去，讓其炸出一聲巨響，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周大新說。《天黑得很慢》在敘述角度上節奏緊湊，敘述語言不求華美，以便很快抵達老年讀者的心底。
“小說前四章起類似拍驚堂木的作用，我用這個辦法吸引觀眾。就像鄉村裡演戲，正戲開演之前要敲很長時間鑼鼓。這裡講了很多技術，我相信科技發展會為延長生命帶來福音。涉及‘道’的部分，我是儘量符合道家傳統。一位專門研究老年痴呆問題的專家看了後說，周大新的書不是科學著作，但有點道理。經過心理干預的病人會有好轉。”周大新說。
這是中國首部全面關注“變老”的長篇小說。通過陪護員對一個家庭生活的近距離觀察和親身參與，反映了中國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養老、就醫、親子關係、黃昏戀等等，小說既寫出了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之後身體逐漸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過程，也寫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獨。
小說從故事和人物入手，逐漸獲得了哲學的高度和深度。每一個生命自從誕生，就在慢慢靠近衰老和死亡。在這個過程中，人所有的活動和情感，人所保存的所有的文明與記憶，都在與之對抗。正如電影《尋夢環遊記》中說的：“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記得你。”只要有人記得，只要有愛，只要有生命走過的印痕，活著就有價值，有意義，變老就不可怕，死亡也不那麼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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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兒子和母親相繼去世，周大新既感受到生命的無情，這些生命中特殊的經歷，也使他的作品發生了一些變化。“過去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不是切身經歷，感受不是特別真切，難免寫得輕，沒有重量，只是在編故事上用力，很多東西沒上升到哲學層面。自己經歷到的事情，才有真正深刻的體驗，能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
周大新說，天黑之前，人生最後一段路途的光線會逐漸變暗且越來越暗，自然增加了難走的程度。這就需要一束束光照亮，這種愛之光的光源無外乎三類，一是他人，包括老人的親人；一是社會，包括政府和慈善組織；還有就是老人自己，每個老人經過一生的歷練，在心底都積聚或多或少的愛意。三處源頭釋放的愛意交匯後，發出一種華彩之光，為人生最後一段路途鋪上溫暖的底色。這或許能幫助老人們順利走到生命的終點，再換乘另外的交通工具，無憾地進入另一個世界。“《天黑得很慢》對這種華彩之光有描述，比如陪護員鍾笑漾對孤居老人蕭成杉的自願陪護，蕭成杉對鍾笑漾父愛般的關心，曾經感動了握筆的我，但願也能感動我的讀者們，給邁向老齡化社會的老人心裡送去一點暖意。”
儘管寫了40多年，寫作經驗和技巧都相對成熟，每一部作品的展開，對周大新來說依然是個痛苦的過程。用什麼樣的敘述視角、敘事節奏、敘述樣式，他要求必須和自己以往的作品不同也和別人不同。而一旦確定敘述節奏，還要不斷試驗。《天黑得很慢》幾次開頭都放棄了，直到他找到最適合的表達方式。周大新的做法是選取最熟悉的，最好是有過體驗的、令自己心生感動的街景，將其移放在腦子裡，摻入生活歷練，潑上感情之漿，任其發酵和變化，最後變成一團朦朦朧朧的既似現實街景又像海市蜃樓的圖畫。之後，再努力用筆將其畫在紙上。
“我拒絕聽候消息靈通人士的指引，把街頭新聞移植到小說裡。那不符合我的創作習慣。之所以寫《天黑得很慢》，是因為這種生活我已開始親身體驗，它令我心酸心疼，不寫出來身心都不安寧。”周大新說，每個老人最終要遇到的痛苦，他在寫作過程中曾猶豫了很久。寫，就會觸犯眾多老人的禁忌，讓大家難堪；不寫，又覺得不真實不真切。最後，我還是決定寫，把老人蕭成杉遭遇困境的畫面無保留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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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評論家陳駿濤的話說，周大新是一位“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作家。雖然同在中外經典名著中借鑑，但周大新的寫法相對保守。對於那些可能是翻譯家潤色之後的作品，他始終有一種“防備心理”。“因為你寫的是中國題材、中國人物、中國故事，就得從中國的傳統中汲取，再和現代的語言交集、交匯。”周大新吸取的是西方文學中對人生，對生命、對人性、對社會的觀察，觀察的角度和態度，表現社會生活、表現人性的手法。他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
無論是《安魂》《曲終人在》還是《天黑得很慢》，周大新的作品中，總流淌著一種淡淡的悲涼和憂傷的情緒。這和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關。
“生命這個過程對人來說是個悲劇，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劇結尾：那麼辛苦地長大、學習、勞動，最後是衰老、死亡——我連我爺爺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裡都不知道。連最親的後代都不記得，他們活這一生的意義是什麼？我經常追問自己，總覺得有種荒誕感。”周大新覺得，從烏有中來到烏有中去。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他經常追問活著的意義，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寫作給已老和將老的人帶來一點幫助，給終將變老的人一點提醒。
周大新的作品中很多人物，如《曲終人在》中的省長歐陽萬彤，《天黑得很慢》中的笑漾，都幾乎是完美的。周大新不否認自己的一種理想主義情結。他說：“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這樣美好的人物。沒有我就創造，我確實有理想主義情結，生活中惡的事已經夠多了，我想給人們描繪一個美好的畫面。”
這種價值觀，周大新說是受到列夫·托爾斯泰的影響。“他主張要愛一切人。世界上每個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壞人，觀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憐憫的必要。憐憫也是一種愛。愛和被愛才是我們人活著應該爭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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