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8日，《學習時報》頭版頭條“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欄目刊載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尹力的署名文章《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川報觀察現全文轉載如下：
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 尹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根本遵循。我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四川時的重要講話精神為引領，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形成產業結構優化、創新活力旺盛、區域佈局協調、城鄉發展融合、生態環境優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發展新格局。
今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視察時指出，要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形成產業結構優化、創新活力旺盛、區域佈局協調、城鄉發展融合、生態環境優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發展新格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四川高質量發展明確、全面、精準的定位，是我們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根本遵循。我們要深刻領會、切實貫徹，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取得實實在在的進展。
第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推動“三個融合”上突破，加快構建“產業結構優化”新格局。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基本方面，對經濟質量有直接影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產業是伴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深化而不斷擴展的歷史範疇。在經濟成長低級階段，產業結構演變主要表現為產業間比例關係調整，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產業間結合狀況對經濟的影響力上升。現代經濟與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結合加深，產業與產業之間、產業內各生產部門之間、生產部門與要素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更加複雜，形成產業體系，深刻影響經濟進一步發展。換句話說，一個區域的產業佈局要獲得好的聚集效益，必須更加重視人、財、物、技的結合問題。當前我國經濟已達到很大體量，但結構性問題明顯，一個重要表現是缺乏高端產業和產業鏈高端，同時產業內融合配套不足、產業間有機關聯不夠。破解的關鍵是，尊重社會化大生產規律，著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產業轉型升級作為各產業各部門有機互動融合提升的系統工程，按照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推動三產同轉共進、全域協調聯動，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我們將堅持把優化產業結構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立”“降”促進資源向高生產率部門流動，圍繞“三個融合”推動產業全面整體協調發展，即：圍繞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優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圍繞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推進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和新興產業培育，加快先進製造強省建設;圍繞三次產業融合，提升服務業配套水平，助推一二產業發展，開拓經濟發展新空間。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打通“三個通道”上突破，加快構建“創新活力旺盛”新格局。推動發展首先要解決動力問題，發展動力決定發展的速度、效能、可持續性。現代經濟理論認為，驅動經濟增長既可以依靠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也可以依靠技術創新。近年來，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減少，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和資源等要素投入實現經濟增長已遇到“天花板”。與此同時，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對我國新舊動能轉換既提供了機遇也形成了倒逼。歷史上每一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面貌和格局，印證了科學技術是作為“乘數”作用到勞動力、土地、資本、管理等生產要素上去的，科技創新的“乘數效應”越大，對經濟發展貢獻越大，發展質量也越高，創新已成為經濟發展第一推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實現我國經濟由大變強、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根本之策。現在社會進入創新活躍期，我們要順勢而為、深化改革，著力破除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弊端和制度障礙，提高人們創新創造的積極性和自由度。我們將深入推進全面創新改革，以政府自身“放管服”改革撬動重點領域改革，聚力打通軍民融合、科技與經濟結合、科技與金融結合“三個通道”，降低市場運行成本，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同時，以擴大開放倒逼改革創新，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等，打造東南西北四向拓展、全域開放的立體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走出一條內陸地區擴大開放的路子。
第三，提升規劃統籌水平，在實施“一干多支”發展戰略上突破，加快構建“區域佈局協調”新格局。協調發展是新時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是高質量發展的內生特點。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總體上經歷了從擴大到縮小的過程，但近年一些局部區域經濟分化，發展差距有擴大趨勢。地區間發展差異多是由地理地緣條件、科教文化因素和產業基礎決定並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定時期內也與發展動能轉換等結構性、體制性因素有關。各地因為自然歷史稟賦不同，發展不均衡具有客觀必然性，也可以說不均衡是發展的動態表現，但差距過大也不利於形成可持續的互利關係。這個發展差距，不能簡單理解為經濟總量差別，而要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等指標。區域發展佈局應該強調“協調”而不是“均衡”。協調是平衡與不平衡的統一，區域協調不是要齊步走，關鍵在各自發揮比較優勢，把自身潛能充分發揮出來，同時通過加強區域間發展聯繫和互動融合，使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這需要提高區域發展統籌層次，尤其是發揮黨委政府作用，強化以差異、互補、協作為特徵的共生共榮路徑設計，跟進措施並監督執行。我們將充分考慮各地歷史條件和區域特徵，發揮好規劃引領、政策導向和區域協同發展領導體制作用，繼續支持成都做大做優做強，提高首位城市對全省輻射帶動力，同時按照差異化發展要求，著力構建“一干多支、五區協同”發展格局。
第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做好“五篇文章”上突破，加快構建“城鄉發展融合”新格局。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當前我國最突出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突出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同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一樣，我國經歷過長期的城鄉二元分割和工農業剪刀差歷史階段，近年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城鄉融合開始加快，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但城鄉發展差距並沒有根本扭轉，城市虹吸鄉村資源，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農村常住人口年齡知識結構、農村社會建設和鄉村治理等方面問題則更為突出。現階段城鄉發展融合的主要方面在鄉村振興。放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看，“三農”狀況決定著全面小康的成色和現代化質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最艱鉅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後勁也在農村。我們將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實按照“四個優先”要求推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引導城市資金、技術、人才等現代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好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篇文章”，擦亮農業大省金字招牌，加快向農業強省跨越。
第五，建設生態經濟體系，在“五項重點工作”上突破，加快構建“生態環境優美”新格局。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環境問題一直伴隨人類活動而存在，尤其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工業化後，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呈指數增長，環境問題隨之加劇。工業革命後，西方發達國家幾乎都走過了“先汙染後治理”的過程。我國工業化是時間壓縮型的，但幾十年高速增長並不能從總量上節約資源環境要素投入，由此在短時間內積累了較嚴重的環境汙染、生態退化、資源枯竭等問題，成為發展瓶頸和民生痛點。現在國家實力大幅提升，綠色低碳技術迅猛發展，使我們有條件解決這一難題。環境問題的表象是環境損耗超過了再生能力，根源在不合理的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好的環境質量和好的經濟質量是一致的。綠水青山要變成金山銀山，關鍵在樹立正確思路，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建設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減少資源索取和要素依賴。我們將堅定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重要戰略思想，樹牢大局觀和長遠安全觀，履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政治責任，落實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要求，紮實推進節能減排、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汙染防治、國土綠化、生態建設“五項重點工作”，譜寫美麗中國建設新篇章。
第六，抓住民生關鍵問題，在推進“三個著力”上突破，加快構建“人民生活幸福”新格局。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相輔相成，發展為改善民生奠定基礎，反過來，改善民生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釋放居民消費潛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內生動力。經過長期發展，中國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老百姓生活水平持續提高，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需求層次上升。同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改善民生是一切發展的根本目的，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黨委政府主要是保基本兜底線、促進公平可持續，一方面保障好基本民生，堅持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重視發揮群眾主體作用；另一方面堅持發展第一要務，以更好更多發展成果滿足多樣化民生需求。我們將著力抓好普惠性民生工程，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著力破解結構性民生難題，解決好養老、城市管理、住房保障等制約人們美好生活實現的突出矛盾；著力辦好扶助性民生實事，尤其要下足“繡花”功夫，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確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下一個民族、不丟下一戶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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