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一個90後的姑娘走紅了，這位姑娘是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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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晶睛，湖南長沙人，2010年17歲的她和小夥伴們一起，在紐約時代廣場創立了“一美元愛心公益金”。
一美元愛心公益金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幫扶湖南湘西鳳凰山區的留守兒童，通過募捐等形式籌集善款並在每年暑假組織愛心助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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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理念是：只要一美元，就能幫助中國貧困山區裡的孩子們。
隨後，她還在哈佛舉辦了一場慈善晚宴，希望更多人能夠關注中國貧困山區的孩子們。
今年，已經是她和小夥伴們進山支教的第七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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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晶睛對公益事業的熱衷，還要源於她的父親。
龍晶睛說：“父親就是從大山裡走出來的，所以她算是一個“山二代”。
她覺得孩子們走出大山是需要的，因為孩子們需要看到外邊的世界。
但這不意味著，必須一輩子要走出大山。
就像她們留學生一樣，她當然可以選擇留在那邊，但她更希望回到祖國，回到家鄉。
對龍晶睛而言，她要堅持公益，要親力親為去改變，在貧困山區裡生活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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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龍晶睛發現有個小女孩對彈鋼琴很有天賦，小女孩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鋼琴家。她們就聯合了一些資深的音樂人，資助了山裡一臺電子琴。
後來這個小女孩還來到了長沙，開了一次小小的音樂會。
隨著龍晶睛對山區孩子不斷的深入瞭解，她還發現山區孩子們的社交恐懼和霸凌問題很嚴重。
由於父母長期不在身邊，被欺凌可能是常事。曾經有一位留守兒童，因為長期遭受欺負，在求助家人和老師之後，情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遭到更嚴重的暴力對待，最後孩子選擇了跳樓自殺。
反抗過後只剩絕望，孩子無助，只能被迫結束生命。
為此龍晶睛在哥大主修了社會工作學，邀請專家學者，引入國外比較生動的教育模式，來嘗試解決這些問題。讓孩子不再變得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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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每年都會有全球各地的志願者來到山區支教。
龍晶睛說：“希望孩子們在走出大山以後，把外邊所學的知識帶回到山裡面來。
同時我也希望孩子們即便沒有走出大山，也能夠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
更多人帶著知識而來，孩子學習了，人生更光明瞭，自己的家鄉也更好了。
用行動去幫助、改變山區孩子們的現狀，用愛去創造山區孩子們的未來，不只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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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一蓉，一個愛吃川菜的貴州女孩，剛剛從UCLA的Business Economic本科畢業，還在美國順利得到了工作。
但讓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趙一蓉決定放棄工作，她到訪這個十線小鎮，併成了一名支教老師。
趙一蓉的第一堂課，她讓學生在白紙上寫下自己的夢想。
沒想到，發下去的是白卷，交上來的很多還是白卷。剩下的一些，無非是去工廠做工、去大城市打工、早點成家生很多寶寶，孩子們並不知道還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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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這樣一個孩子，在他的課本、本子和考卷上，都寫上了“人生如夢”四個字。
“我要讓孩子知道大山外的世界”，趙一蓉對自己承諾。
趙一蓉支教的紅場希望小學作為紅場鎮唯一的學校，一個年級一個班，一個班20個學生，全校140人左右。
趙一蓉不僅需要做班主任的工作，也需要教授語文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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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復一日的談心、教誨、單獨輔導後，不經意的一天，一個孩子突然會寫字了；又一天，有一個孩子會寫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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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離別的時候，本以為會有一個略略不捨的平淡收場，結果班裡的一片鬼哭狼嚎。
孩子們紛紛用打工時攢下的零花錢，給趙老師折了許多花花。
最後一個學會寫字的孩子哽咽地說：“我一直被當成問題兒童，於是乾脆就不學習了，也沒人管我。
但是老師卻一次一次單獨教我寫字。於是我就好好練字，終於學會了，我沒有讓老師失望。”
“謝謝老師沒有放棄我！”
每一箇中國孩子，無論出身，都應該獲得同等優質的教育。每一箇中國孩子，無論背景，都應該認識到人生的多樣性和選擇的可能性。
在夢想面前，沒有一個孩子應該交白卷！
有很多讀者問過日報君：“留學的意義是什麼？留學生畢業該做什麼？只是畢業之後拿到名企的offer嗎”？
除了讓夢想在鄉村落地生根，還有兩位留學生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不是的！”
陳立雯，畢業於紐芬蘭紀念大學環境史碩士專業，大家對她的第一印象就是“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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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雯說：“她7年都沒有買過衣服。因為她發現“周圍的人都在大量的扔東西”。
她從小生長在農村，深知農村垃圾問題嚴重。
去年，陳立雯開啟了環保公益組織，開展農村垃圾分類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在農村開展垃圾分類，難度可想而知。
陳立雯來到的了河北省淶水縣南峪村，為了工作可以順利開展，她主動和村民打招呼、聊天。
挨家按戶親自去講解做垃圾分類，偶爾遇到有老人家聽不清楚，她也不厭其煩的一遍遍比劃。
眼看工作可以落實了，可垃圾車又成了難題。
農村都是山路，普通的電動車爬不上去，陳立雯只好四處找人修改車輛，幾經周折才將買來的柴油車改裝成了垃圾車。
3個月的時間，南峪村80%的垃圾都得到了合理分類。
陳立雯說：“ 她是農村長大的人，功成名就，就應該回報家鄉。
如果陳立雯專注於改變環境，那麼杜聰面臨的就是大家難以想象的棘手問題。
（圖源：網絡）
這位哈佛高材生，29歲成為銀行副總，放棄千萬年薪，深入中國農村拯救20000多名艾滋孤童。
這還要從他去河南農村考察說起。杜聰說：“他永遠忘記不了那個畫面，幾十戶人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艾滋病人，在陰暗密不透風的屋子裡，躺著一個個年輕而病危的人。
杜聰當時就決定辭去工作，去救助這些艾滋孤兒，雖然他的做法得到了母親的反對，但他依然不顧反對，成立了智行基金會。
他用之前的積蓄和籌資，深入各地救助艾滋孤兒，第一年救助127人，第二年救助400人···累計資助河南、安徽、雲南等10省2億元，救助2萬名艾滋遺孤。
也正因在關注艾滋遺孤方面的突出貢獻，杜聰獲得素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
至今杜聰已經走遍了中國60個艾滋高發的村莊，全國各地2萬多名艾滋遺孤得到救助，251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學，智行的員工中有70%是以前受資助的孩子。
當再有讀者問到，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時候，哈佛兩位畢業生也在演講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爾·蓋茨說——
毫無疑問，哈佛的老師、校友、學生和資助者，已經用他們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還能夠再做什麼呢？
有沒有可能，哈佛的人們可以將他們的智慧，用來幫助那些甚至從來沒有聽到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而中國留學生何江在2016年哈佛的畢業典禮中，短短六七分鐘的演講，贏得了現場三萬多人的掌聲。
哈佛的教育教會我們學生敢於擁有自己的夢想，勇於立志改變世界。
利用已經擁有的科技知識，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幫助我的家鄉，還有千千萬萬類似的村莊，讓他們生活的世界變成一個我們現代社會看起來習以為常的場所。
無論是前兩位支教的人龍晶睛、趙一蓉或者是陳立雯、杜聰再或者是何江大家都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幫祖國完善自身不足。
（圖源：觀察者網）
做“光鮮”的“精英”是一種選擇，紮根鄉村做公益也是一種選擇。
沒有人能評價哪一種在別人身上更正確。
只不過，當何江說讓“蜘蛛之咬”不再發生的時候，小編髮自內心在鼓掌。
遠看百年前中國留學生的臨別詞：“此去西洋，深知中國自強之計，舍此無所他求。揹負國家之未來，取盡洋人之科學。赴七萬里長途，別祖國父母之邦，奮然無悔！”
如龍晶睛，如何江，無數歸國留學生有改變世界的夢想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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