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苗卷起的舆论浪潮中，一位瘦弱的微生物学家又被大众翻出加以缅怀。他就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汤飞凡。这位在湖南醴陵长大，长沙湘雅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为中国研制出了自己的狂犬疫苗、卡介苗，破解了世界性难题，发现了有“拿破仑盲军之谜”的沙眼病衣原体，被称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中国疫苗之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称赞他是20世纪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并断言“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然而遗憾的是他终究被遗忘了。
1921年，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汤飞凡。供图/醴陵市委宣传部
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二十三日，汤飞凡出生于醴陵西乡汤家坪，排行第三。汤家虽已家道中落但家族人口兴旺，汤飞凡有四兄弟和四姐妹，弟弟汤秋凡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曾在湖南好几个县任县长。汤飞凡父亲汤麓泉曾任醴陵县财产保管处长，依靠父亲微薄的薪酬，家族兄妹也都陆续接受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汤麓泉认为旧式教育已失去入仕的出路，遂送学业颇佳的汤飞凡到省城长沙念新学。
汤飞凡在湘雅医学院读书时使用的校徽。
十二岁那年，汤飞凡在渌水河畔，与家人挥手作别，随同叔父汤汉滨来到长沙，进了城南湖南中路师范附属学校（旧制，相当现在的中学），开始了新学之路。1912年，还没来得及仔细审察自己的爱好，汤飞凡便从中路师范附属学校肄业，跟随二哥考进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工科学习。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医学书籍，并结识了不少爱好医学的朋友。
一次偶然，让汤飞凡决心学医。美国医学家胡美在其回忆录《道一风同》中有简略记载：一次，汤飞凡参观萍乡煤矿，遇见颜福庆（湘雅医学院创建人之一）和一位同伴，他们是来为矿工检查身体的。带来的那个闪亮的盒子引起了汤飞凡的好奇，颜福庆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显微镜，用来检查钩虫的。汤飞凡提出给他们帮忙，于是颜福庆教他怎样使用显微镜，怎样在标本上找钩虫卵。当汤飞凡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在切片上找到了钩虫卵时，非常高兴，并决定做一名医生。颜福庆告诉他，可以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1913年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张榜招收医学预科生。汤飞凡弃工学医，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该校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教学活动全用英语。汤飞凡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看不懂英文试卷，更不用说用英文答卷了。他鼓足勇气向校方提出，请求准许他用中文答卷。学校见他学医心切，破例批准了。考试结果，汤飞凡成绩优秀，被录取为预科生，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首届学生。夫人何琏在后来回忆道，汤飞凡为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每天苦背英文词典，以致成了近视眼，暑假回家里错将哥哥认成了父亲，闹出笑话。
根据中南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记载，湘雅医学院筹建之初经费颇为困难，虽为中美合办，但碍于时局动乱，常有欠薪、周转困难的局面，但在学生教育上却一直要求严格而谨慎。湘雅医学院于1914年冬招收第一批预科班，1921年夏毕业（汤飞凡在列）。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比例相当大，主要原因是英语授课，七年仅毕业学生四十九人。此处可见汤在英语、医学上的用功。
研究细菌时，也爱打网球拉小提琴
大学期间，汤飞凡对显微镜下的微小生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下课后，汤总是喜欢向研究微生物的老师请教，提出自己的问题。湘雅毕业后，他没有急于找职业谋生，而报名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深造。他在田百禄（美籍德国人）教授指导下，专门研究细菌。田百禄对培育青年很热心，但是他的那套四年培养计划，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
开始，汤飞凡被分配在培养基室，同其他青年医生一道做细菌学的常规工作：洗洗瓶瓶罐罐，制造培养基，了解细菌喜欢吃什么。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田百禄教授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助教。在协和医学院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
20世纪50年代汤飞凡与家人的合影。
1925年，汤飞凡与长沙何琏结为夫妻，何琏是当时湘军团长何键的二小姐。何琏回忆：“父亲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与汤飞凡的父亲汤麓泉结为知交。汤飞凡每次从长沙回家总要到何家大屋向父亲请教，科学课第一课就是父亲给他补上的。”何键见汤飞凡很聪明，就将二女儿许配给他，汤飞凡比何琏大九岁。他们婚后仅两个月，汤飞凡就飞到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微生物学的专业学习。
在哈佛医学院，汤飞凡师从细菌学大师秦瑟。这位老师以读书多、学识渊博著称。他启发学生广泛阅读本学科和与本学科有关的科学论文，定期召开读书会，要求人人发表见解，展开讨论，然后进行重点指导。三年中，汤飞凡昼夜苦读、博览群书，丰富了细菌学知识，成为学友中的佼佼者。每回读书会上，他的旁征博引和独到见解，使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一次读书会后，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很幽默地对汤飞凡说：“当今世界上搞好读书会工作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
1929年，学业优异的汤飞凡谢绝了导师的挽留而选择回国。一方面收到原湘雅医学院老校长颜福庆的聘任书，前往上海医科大学担任职务，为新筹建的医学院作贡献。二者，阔别三年，汤飞凡十分想念妻子，后来汤飞凡夫妇两人一直生活在上海租界区。1932年，汤飞凡除了在上海医学院执教外，又受聘到英国人办的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细菌系主任。四年后获得机会到英国做短暂的细菌研究，汤带着妻子同去，住在离实验室五里远的地方，每日工作到深夜然后步行回家。妻子何琏回忆称，在英国期间，“除了研究细菌学，汤还爱打网球，也拉小提琴”。
中国首株青霉素是汤飞凡从皮鞋上分离出来的
淞沪会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碍于时局艰辛，汤飞凡携妻儿返回长沙避难。于学术研究已无望，转而希望为国家抗战出份力气。汤飞凡把目光放在事关民生疾苦的防疫事业上。
中央防疫处群体技术人员合影留念。
此时，原设立于北平的中央防疫处搬迁到长沙重组，汤飞凡加入了进来。迫于日军进逼，1938年10月防疫处再次搬迁到昆明，汤飞凡及妻子亦在后撤队伍中。
当时昆明的条件极端艰难，细菌的培育研究工作几乎要从头做起，为此他四处奔忙，终于在西山脚下的滇池湖畔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刚开始没有自来水，汤飞凡设法使一台需要天天检修的锅炉继续工作，解决了器皿的消毒以及蒸馏水的供应。他还建立了马厩等动物实验室，不久拥有了一个细菌培养、分装、检定系统；创办了自己的玻璃工厂，制造各种实验所需的中性玻璃器皿。胃酶用完了，就从猪胃中提取。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制出了大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与血清，不但满足了大西南防疫需要，还为在滇缅作战的盟军提供牛痘苗，预防天花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而死去，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然而，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生产青霉素，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汤飞凡心中，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都要尽全力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同事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汤飞凡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是国内首次分离出青霉素。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开始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一只普通的旧皮鞋，穿在普通人的脚上，却因为汤飞凡，成就了不普通的事业。
中国产的天花疫苗是滇缅作战盟军的救星
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天花病例，近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盟军得知后，派专人考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实验室的技术水平，都给予了很高评价。防疫处的检定室还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都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
汤飞凡试验室工作照。
由于汤飞凡对疫苗的严格把关，昆明生产的牛痘疫苗在盟军中获得信任。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又发生了“不明热”，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只好求助于位于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汤飞凡凭借自己所学，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挽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汤飞凡也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
1945年1月，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8月，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时至今天，全国各地一些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的研究骨干中，不少人当年都在昆明或北平的卫生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汤飞凡不仅是我国微生物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个勤勤恳恳、不怕艰难困苦的创业者。他不仅研发制造第一批中国的狂犬疫苗、牛痘苗、青霉素，更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百折不挠地研究沙眼病的病原体，并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论证了沙眼衣原体才是困扰了人类数千年致盲症的罪魁祸首。
今年是汤飞凡逝世60周年，一个甲子之后，又有多少人想起这位20世纪预防医学领域里的战士，一个永远不该被忘记的人呢？但愿这世上多几个汤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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