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現在正飽受高溫的折磨？數據顯示，目前重慶、四川及吉林、遼寧等地有22個縣市已經突破了7月曆史高溫極限值。原來“四大火爐”的說法早已不再被提及，可以被稱為“火爐”的城市是越來越多了，新的“十大火爐城市”排行榜出爐，老牌火爐重慶依舊佔據榜首，西安、杭州緊隨其後。而經研究發現，“火爐”城市往往都是交通樞紐和經濟重鎮，高溫和一個城市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最近，高溫天氣在全國蔓延，中央氣象臺已連續17天發佈高溫預警信息，重慶、四川及吉林、遼寧等地有22縣市最高溫突破了7月曆史極值。
高溫來襲，讓“火爐城市”的話題跟著升溫。
根據中央氣象臺對省會城市的監測數據，今年的高溫日（大於35℃）數量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為重慶、西安、杭州、南昌、武漢、鄭州、長沙、天津、合肥和濟南。
據說這是新的“十大火爐城市”，老牌火爐重慶依舊佔據榜首。但也有很多其他城市的網友表示不服。
這裡面涉及到統計口徑的問題，其實也跟城市的人口、經濟水平息息相關，它不單純是個自然氣候議題，還是個區域經濟議題。
那麼，哪些城市有資格當火爐？
中國“火爐城市”多次演變
在有氣象數據的不長曆史裡，中國的“火爐城市”經歷了多次的演變，衍生出多個版本。
最早也流傳最久的版本據說出自民國，包括重慶、武漢、南京，被稱為“三大火爐”；
流傳最廣、認可度最高的版本，在三大火爐的基礎上，加入了長沙，變成重慶、武漢、南京、長沙“四大火爐”；
2017年中國氣象局通過分析省會和直轄市最近31年的氣象資料，得出了夏季炎熱城市排名，前十分別是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
依據這個榜單，民間又提出了重慶、福州、杭州、南昌“新四大火爐”的說法。這與開頭提到的省會城市高溫日排行又不完全重合，西安取代了福州。
在各種版本中，重慶成為唯一榜榜有名的城市，的確不虛火爐之名。
其它上榜城市，不管是長沙，武漢還是南京，全都是長江中下游流域，受副熱帶高氣壓帶影響，容易出現持續高溫。
相反緯度更低的廣深一帶，因為靠海而降雨充足，很少出現在火爐城市的排行榜上。
不過不管哪個版本的火爐名單，都會與不少人的感知不吻合，這是因為它至始至終都是一項民間的評比，缺少科學統一的統計口徑。依靠高溫日數，或者夏季平均氣溫，或者高溫的極值，或者夏季最低溫，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排名。
另外，體感溫度和空氣溼度也密不可分。南方人常抱怨雖然冬天氣溫比北方高，但那種陰冷還是讓人受不了，這就是溼度的影響。同樣的溫度，通常悶熱比干熱會更熱更難受。
“火爐城市”名單的變化，還有一個自然因素，那就是氣候的週期性更迭，更迭的時間大概在20年~30年左右。
以重慶為例。1951年~2011年，重慶市主城區年平均氣溫經歷了三個變化階段：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前期的相對偏暖期；70年代後期~90年代後期的相對偏冷期；21世紀00年代前期以來的相對偏暖期。（資料來源：《重慶市城市高溫變化特徵分析及對策初探》）
火爐城市往往也是交通樞紐
前面說的都是自然因素，如果留意火爐城市的名單演變，會發現一個規律：它們都是二線城市。
因為像高溫日數這種統計，範圍通常以省會城市為主，而四個一線城市，一個在夏季更短的北邊，一個靠海，兩個在多雨的南方，所以民間選出的火爐都是二線省會城市。
這個看起來不是原因的原因，也說明火爐與城市的定位有關，省會城市提供了知名度和存在感的加持。存在感提升的影響，還可以通過民國“三大火爐”看出來。
民國時期的人口流動要低得多，得到公認的火爐城市，一定是關鍵性的交通樞紐，外來人口聚集或者途經。如果是閉塞之地，所謂火爐，也只是各地民眾自說自話而已，不會形成共識。
那時候交通和商貿對水運的依存度很高，而重慶、武漢、南京老三大火爐，全都是長江沿線重要的碼頭城市，也形成了有名的商埠。加上這些地方夏季溫度本來就高，往來貿易的商販口耳相傳，將酷暑的情況帶到全國各地，才會形成火爐一說。
交通層面的影響，還有一個例子便是吐魯番。事實上，論最高氣溫和高溫日數，新疆的吐魯番盆地都遠超上述城市，但提到火爐城市，很少會把吐魯番列入其中。
因為一方面，這裡氣象觀測點的設置比較遲，一直缺少直觀的氣象數據。另一方面，發展相對落後，不是經濟中心，存在感也不足，本地人口基數小，去過的外地人也少，很難形成火爐的共鳴。
其實同樣是長江沿線，安慶、九江等地的高溫日數量，並不比武漢少，但前者很少會被冠以火爐之名。
火爐城市也是經濟地位的體現
區域經濟對城市溫度的影響，被科學證明屬實的熱島效應，也提供了一個解釋。
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兩個巨大的改變：人口密度提高；土地功能改變
人口聚集區，相應的建築密度也高。高樓阻擋了空氣的流動，加劇了熱島效應。此外，人口密集之地，經濟生產也更密集，比如尾氣排放量更大，這也被視作溫室效應的重要源頭。
隨著土地功能的改變，植被減少，硬化的地面取代土壤，工廠取代森林。城市化越高的地方這種改變越大，溫度的變化越是明顯。
比如《重慶市城市高溫變化特徵分析及對策初探》提到，在2000年~2016 年期間，重慶市主城區地表溫度平均值，由2000年7月22日的23.75 ℃增加到2016年8月22日的29.47℃，增加了5.72℃。
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武漢。最為老三大火爐之一，這幾年武漢基本已經摘掉了帽子，很少擠進高溫排名的前四。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這幾年大力推動綠化和還湖，數據顯示，1997年至2011年，武漢建成區綠地面積由5270公頃，增加到了16347公頃。
可見，城市規劃和經濟發展水平，通過人口、工業化等對火爐程度密切影響。另外，隨著經濟要素在區域內的高度聚集，這種影響還可能通過城市群體現出來。
氣象學家研究發現，隨著長三角城市群不斷擴大，區域性熱島迅速擴張，改變了極端高溫事件的時空分佈。
比如上海，1978年以後，高溫極值不斷刷新，從37℃到38℃，直到突破40.5℃。
這些年流行的十大避暑聖地，也遵循同樣的邏輯。決定城市避暑知名度的，除了氣溫低的基本自然條件外，交通和發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恩施，隨著宜萬鐵路的開通，背靠重慶和成都的優勢充分顯現，這些年才能夠成為火熱的避暑聖地。
可以這樣說，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資格當火爐，它有著基本的經濟門檻，甚至某種程度上是政治經濟地位的直接體現。
為什麼火爐城市的說法不流行了
可能很多人會發現，這幾年火爐城市的說法不那麼流行了。看上去這與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相矛盾，其實不然。
像前面提到的高溫日數排行，它所依據的是室外的監測點。是否酷暑難耐，除了溫度高這個直接要素外，暴露於室外的時間長短，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對於現代人來說，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化水平高地區，御熱能力實際上大大提高了。
比如空調公交基本取代了像悶罐子一樣的公交車，而冷氣十足的地鐵，提供了更舒適的出行。還有打車軟件，能讓你在網約車到來時，再穿過暴曬區，鑽進空調車裡，而不用像過去一樣頂著太陽在路邊手招出租車。
公共交通體系的完善，在居住區、商業區和住宅區提供了無縫的接駁。另外，像外賣這種平臺的崛起，讓人們更多可以待在室內生存，感受室外酷熱的時間其實減少了。
這些同樣是城市發展水平的體現。於是，我們看到一個矛盾的結果，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熱島效應更顯著，室外氣溫可能更高，但御熱能力提升，讓我們忘了身處火爐。
火爐城市說法降溫，還有個跟氣候無關的因素，那就是這個說法本身偏負面，會影響宜居程度以及投資意願。因此那些被戴上火爐帽子的地方，往往比較排斥類似的標籤。
一個未經考證的說法是，重慶、武漢和南京曾陸續宣佈拒絕“火爐”稱號，並禁止媒體報道使用“火爐”稱號。
當然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進一步說明，火爐城市除了牽涉到城市的政治定位、人口聚集程度、工業化水平等因素外，還與地方的理念、接納程度等非自然因素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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