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應試時,歐陽修把他的文章當成了曾鞏寫的,判他爲第二,那麼曾鞏到底是第幾名?

蘇軾吾師


中國科舉歷史上第一名榜,是蘇軾和曾鞏考中進士的那一榜。時間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主考官是歐陽修。

嘉祐二年的進士榜確實是牛人榜,這幫進士裡面出了9個宰執,唐宋八大家裡面佔了3個,北宋五大儒佔了2個。

唐宋八大家裡面的3個是:蘇軾,蘇轍,曾鞏。

北宋五大儒裡面的

2個是:程顥,張載。

9個宰執是:王韶,鄭雍,梁燾,呂惠卿,蘇轍,林希,曾布,章惇,張璪。

嘉祐二年的進士榜的前三甲,我們就不太熟悉了:狀元章衡,榜眼竇卞,探花羅愷。不過,他們都在《宋史》裡面有傳。章衡是章惇的族侄,搞得章惇很不爽。

進士排名問題

宋代彭百川筆記《太平治跡統類》記載:“嘉祐二年三月丁亥賜進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章衡,竇卞,鄭雍,呂惠卿,蔣之奇,蘇軾,曾鞏(原誤書肇),朱光庭,曾布,宋希(當為“林希”之誤),史元道(疑為誤載),王韶,梁燾,蘇惟賢,蘇轍,劉元瑜”。

會試取進士排名一次,皇帝親自殿試重新排名。所以最後的排名是宋仁宗定的。

這次考試蘇軾考的很不理想,第一場賦,蘇軾就考砸了。賦的試卷批閱不是歐陽修負責,成績出來後,歐陽修發現蘇軾根本就沒考及格!

因為宋朝考試是糊名制,歐陽修也是連懵帶猜,把蘇軾的論當作曾鞏寫的,結果把蘇軾取了第二名。

蘇軾考的最好的是墨義,就是找一段經文,讓你寫出含義來。這個主要是考記憶和基本功了。蘇軾的墨義考了第一。

這一次錄取的進士是389名,大約分五等,會試時,蘇軾考了第三等,曾鞏還排在蘇軾後面,蘇轍考了第四等。蘇軾大約在100名開外,曾鞏的名次比這還慘,蘇轍大約在200名開外。

殿試的時候調整名次,因為蘇軾的論考了第二名,所以把蘇軾提到了第二等,總算進入了前100名。估計曾鞏也提了名次,也進入了前100名。很不幸的是,呂惠卿竟然還排在蘇軾的前面!

蘇軾和曾鞏當年考試的內容

並不是只考一篇文章,而是像高考一樣有多門考試。官員的子弟還要加一次複試!

當時宋朝的進士考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以詩賦、論最重要。策論就是現在的申論,對具體政務的論述,有5道題。帖經,就是默寫填充十條《論語》的內容。

那一年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文章流傳了下來,還杜撰了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把主考官歐陽修都哄住了。

本人是沂藍書院趙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現代史,繼承章太炎學派唯識史觀學說。


沂藍書院趙月光




答:最先講述“蘇東坡應試因歐陽修和曾鞏之故被判為第二”故事的人,是蘇東坡的弟弟蘇轍。

蘇東坡是個知命樂天之人,在去世之前,就給弟弟蘇轍寫信,他給自己寫墓誌銘。1101年,蘇軾去世,蘇轍按照哥哥的囑託,含淚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死人為大,不用說,墓誌銘都是要揀好話來寫的。

關於哥哥參加科考的這個軼事,蘇轍是這樣寫的: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大家都知道,蘇東坡和蘇轍感情深厚,蘇東坡的代表詞作之一《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寫給蘇轍的。

另外,因為手足情深,蘇東坡還發過“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宏願。

這麼深厚的感情,是多年累積起來的。

在進入仕途之前,哥倆一起讀書、一起考試,一起遊玩,志趣相同,形影不離。

嘉祐二年的科考,蘇轍是和哥哥一起參加的。

所以,蘇轍所說蘇東坡參加科考的這一段軼事,真實性極高。

即後來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宋史》,以及文獻《誠齋詩話》等都予以引用。

然而,認真推敲,蘇轍的說法還是有些可疑的。

比如,他說“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這三個訊息,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但說哥哥蘇東坡被“置第二”是歐陽修和曾鞏的緣故,就帶有猜測成份了。

歐陽修把蘇東坡的試卷誤認為弟子曾鞏的,這是歐陽修的內心活動,如果不是由歐陽修本人說出,其他人的說法如何作得準?

查遍歐陽修所有著作,歐陽修本人均沒有說過類似的話,而蘇轍寫這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時,歐陽修已作故近三十載,也不可能有他本人對蘇轍說法的態度。

那麼,後人把這則故事當成真事,那也未嘗不可。

問題是,後人還誤解了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這個訊息,以為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第二名,即榜眼了。

還有人說,要不是歐陽修搞這出烏龍,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狀元了。

這種說法是很可笑的。

北宋科舉考試共有發解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考試製度。原本蘇東坡兄弟是應該先在家鄉眉州參加發解試,合格後,再到京師開封參加省試和殿試的。

但是,蘇東坡的老爸蘇洵在《上張侍郎第一書》裡說了,“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故往從之遊,因以舉進士”,實際原因,是這位患有嚴重“恐考症”的老爸對兒子的才學不夠自信,而開封府分配到的解額比較大。

所以,嘉祐元年(1056),蘇東坡兄弟就在老爸蘇洵的帶領下,千里迢迢趕到京師,通過寄應取解的辦法在開封府參加了發解試,然後於次年參加省試與殿試。

注意,省試並不是僅僅一場考試,而是分多場,要不,蘇轍也不會在“乃置公第二”之後再加“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這一句了。

《文獻通考》載: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發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這,是北宋前期沿襲唐、五代科考制度的施行狀況。

這制度其實是一直都在調整和變化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記載,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進士免帖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

同書卷二六又載,到了雍熙二年(985)四月,又復帖經,罷律義。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又記,慶曆四年(1044年),進士考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而因慶曆新政失敗,該制度隨之取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四稱:“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

所以,嘉祐二年的省試考試內容,就是慶曆新政失敗後改回的舊制,即仍當考試詩、賦、策、論、帖經、墨義諸內容。

這些考試內容是怎麼設考的呢?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有記:寶元年間,宋仁宗曾向龍圖閣學士李淑“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李淑的建議是“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於是,宋仁宗“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即:先考策論,後考詩賦、次帖經、墨義,四場並試,最後根據四場考試成績予以綜合評定。

葉夢得在《石林燕語》載: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不難看出,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是指策論考試。

蘇東坡在策論考試中撰寫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已成古今範文,自然是上乘佳作。但一開始並不是定為第一、第二的佳作;而是蘇東坡“不能屈折於作賦”,“已為他考官所落矣”,歐陽修為了援救這一人才,才“即擢第二”的。

蘇東坡也因為這個,在科考結束後在致歐陽修的《謝南省主文啟五首》中表達了謝意,其中有提到:“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

另外,蘇東坡又在墨義考試中“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終於在綜合評定中拉高了成績,在省試中順利過關,被禮部奏名為合格進士。

不過,治平元年(1064),司馬光曾狀稱:“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即墨義考試內容不受重視,“顯是虛設”,可見蘇東坡在該科考試中位列第一對綜合評定的幫助並不大,《宋會要輯稿》也明確記載:嘉祐二年省試第一為李實。至於蘇東坡在省試中的名次,則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具體名次,已難於考索。則曾鞏的省試名次就更加難考索了。

話說回來,省試的名次對任官出仕影響並不大——決定功名高低的,是隨之而來的殿試。

本來,宋太祖確立殿試製度以後,殿試通過與否是舉子能否登科的關鍵,但嘉祐二年首開殿試不黜落先例,只在殿試中對省試名次有所升降。

這次的省試狀元是李實,殿試狀元卻是章衡。

蘇東坡殿試的名次,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裡說得很清楚了,是“殿試中乙科”。

《宋會要輯稿》載:嘉祐二年甲科分為五等,第一甲中,狀元章衡為將作監丞,榜眼竇卞、探花羅愷併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第四名鄭雍、第五名朱初平併為兩使幕職官;第六名以下及《九經》及第,併為初等職官;第二甲為試銜大縣簿尉;第三、第四甲試銜、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諸科同出身,並守選。

蘇東坡兄弟同榜登科,蘇轍中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須守選。

蘇東坡為乙科,屬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無須守選,可立即授官。但該年,蘇母去世,他和弟弟蘇轍一起回鄉丁憂,也沒有授官。

丁憂期滿後,蘇東坡授河南府褔昌縣主簿,與名列第五甲的弟弟蘇轍之官澠池縣主簿,為同一級別,均為幕職州縣官之最低等“判司簿尉”,也是嘉祐二年進士第三、第四甲授官中的最低級別。

由此可見,兄弟倆在殿試中的成績並不理想。

但是,在蘇東坡兄弟居鄉丁憂期間,嘉祐三年(1058),朝廷下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狀元),除大理評事、籤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

兄弟倆因此沒有赴任,而積極備考制科考試。

嘉祐六年八月,驚豔時刻到來。

蘇東坡哥倆同時爆發,蘇東坡成績入三等,為北宋舉行制科以來繼景祐時吳育之後的最高成績,因此授官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弟弟蘇轍成績入第四等,除秘書郎、商州軍事推官。

上面的詔書說了,制舉入三等,即依照進士第一(狀元)的待遇授官。實際上,兩宋三百餘年,舉行過二十二次制舉御試,制舉共分五等,一、二等為虛設,只有四十多人入等。入三等的,只有吳育、蘇軾、範百祿、孔文仲四人。

可以說,蘇東坡的榮耀,比狀元還高若干倍。

尤其難得的是,弟弟蘇轍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據說,宋仁宗讀了東坡兄弟的制舉進策後,欣然作色,對高皇后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可惜的是,蘇東坡後來並未得任相,堪稱千古憾事。


覃仕勇說史


但曾鞏的成績要優於蘇軾,宋史曾鞏傳明確寫明曾鞏是“中嘉祐二年進士第”,進士第,即中了甲科進士,而蘇軾是“殿試中乙科”。

題目中的典應該是源自宋史蘇軾傳裡的這段話:

“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宋代科舉,分州試,省試,殿試。宋仁宗時期省試又分三場:先考策,次考論,再考詩賦。歐陽修主考的是省試裡邊的“論”。

蘇軾才情卓絕,不拘一格,寫起論來,天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且言之有物。而歐陽修又是喜歡這種風格,不提倡循規蹈矩,或者堆砌華麗詞句的,“方時詭異之弊勝”,就是指那時候的人寫東西喜歡尋章摘句,卻意思空洞乏味,晦澀難懂。

可以看出來,宋史這段話是捧著蘇軾在說,因為他不單單記錄了歐陽修在主持禮部殿試考“論”時,把蘇軾文章錯判為曾鞏所作,曾鞏是他的學生,為了避嫌,故排為第二名,實際按歐陽修的意思應該是第一名。而且為了表明歐陽修對蘇軾的喜愛,他甚至寫信跟人說:“蘇軾這麼牛叉的人出來了,我應該避開才是。”這話不管意思是誰會搶誰風頭,歐陽老對蘇軾的推崇和喜歡可見一斑。

再強調一句,歐陽修把蘇軾排在第二名,不是指省試的第二名,而是省試考論的第二名,省試的第一名是

林希。至於蘇軾,想必是排不上名次的。

“方時詭異之弊勝”,歐陽修認為這是弊,但是別的考官未必如此想,不然也不會強調這一句,蘇軾也不至於會不見名次。

到了殿試,蘇軾更是連甲科都沒進,這個也不能怪仁宗皇帝,皇帝不可能每張卷子都看,名義上他是主持人,但他也僅是露個面,巡視一下,然後翻閱一下,下面各個考場的考官推薦上來的卷子。前面說的會試第一的林夕,仁宗就特意看了他的卷子,開卷兩句話“天監不遠,民心可知”。讓他很不高興,還沒當官呢,就語帶警告,仁宗不發一言,下邊也就領會聖意了。至於,蘇軾的文章,仁宗未必會看到,下面的考官直接就給定了。

後來狀元是一個叫章衡的人,他文章中前面兩句寫的是“運啟元聖,天臨兆民”。

可嘆世間事蠅營狗苟,滄海桑田,唯馬屁二字,不穿。

這一年的龍虎榜狀元章衡,榜眼竇卞,探花羅愷。

馬屁雖不穿,但歷史來說,總是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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