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宗教信仰自原始宗教發展而來，大致包括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占卜巫術三方面，並由此產生了鬼神、精怪、巫術、符命等原始宗教觀念。民間宗教信仰是相對於成熟宗教而言的，它與民間生活、民間傳統的聯繫更為緊密。在古代中國，相較於經濟、文化、教育發達的北方地區，南方文明開化較晚，各少數民族雜處，加上川澤眾多、山林茂密的地理環境，更易於各種巫術信仰、鬼神迷信的產生，巫鬼文化也由此成為南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唐宋文言小說中，南方的巫鬼文化多有體現，大量的志怪作品或產生在南方，或取材於南方的民間傳說、風俗傳統。
段成式是唐代北人南仕的代表人物，史稱其“世客荊州”，自青少年時期隨父親段文昌宦遊劍南、淮南、荊州諸地，晚年任吉州、處州、江州刺史，解官後寓居襄陽，人生大部分時期在南方度過，對南方的風俗民情十分熟悉。除了《酉陽雜俎》，段成式的多部志怪小說都是撰於南方，如《廬陵官下記》撰于吉州任上，《錦裡新聞》撰於成都。“廬陵”與“錦裡”一屬江西，一屬四川，都是巫風盛行之地，對段成式創作志怪小說應有影響。《酉陽雜俎》中的“酉陽”亦地處南方，書中所載故事多有采自荊楚、巴蜀等地者。以《怪術》一篇為例，其中所收集故事共計18則，發生在南方的有10則，具體地點有荊州、蜀、衡山、桂州、揚州、江淮、江西、雲安等。另外在《黥》《諾皋記》《支諾皋》等篇中載南方故事亦甚多，如較為有名的“葉限”一則，講述南方士人吳洞之女葉限的神奇經歷，被視作中國版“灰姑娘”。此事由作者舊家人李士元所說，末尾稱“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邕州地處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洞”是西南少數民族基層行政組織的稱謂；故事開頭稱“南人相傳”，且發生時間是秦漢前，可見此故事在西南少數民族間有著長期的傳播史。
宋代社會夙好巫鬼，而南方尤盛。《宋史·夏竦傳》載“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浙江以南悉禁絕之”。夏竦在上疏中亦提到洪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宋史·劉彝傳》載虔州（今江西贛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從“淫祠”“淫巫”的數量可以看出南方氾濫的巫鬼之風。南方歷來多“淫祀”，信仰各種神仙鬼怪，修祠祭祀者甚多，範鎮《東齋記事》雲：“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頗著。幅員千里之內，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方勺《泊宅編》載鄱陽湖畔“龍王本廟”雲：“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鵝，殆無虛日。”費袞《梁溪漫志》“江東叢祠”條雲：“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浸盛。”朱彧《萍洲可談》雲：“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專求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葷；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為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祀祠並無義理。又以傀儡戲樂神，用禳官事，呼為弄戲。”各種神祠名目繁多，幾乎遍及南方各地的民間鄉村，故朱熹曾雲：“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鬼窟”之說雖有誇張之嫌，但有力證明了南方巫鬼風氣之盛。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大批文人隨之遷居至南方，得以近距離觀察南方地理環境、風土人情、傳統習俗，而一些相關的巫鬼故事也得以被採錄，成為志怪故事的素材，《夷堅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洪邁出生於江西鄱陽，此地自古妖狐鬼怪傳說甚多，這同當地的風俗密不可分，洪邁在作品中曾對此有所提及：“鄱陽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結誦經持懺，作僧家事業。率十人為一社，遇人家吉凶福願，則偕往建道場，齋戒梵唄，鳴鐃擊鼓。起初夜，盡四更乃散，一切如僧儀，各務精誠，又無捐匄施與之費，雖非同社，而投書邀請者亦赴之。一邦之內，實繁有徒，多著皂衫，乃名為白衣會。”此處所載之“僧家事業”是已經世俗化的民間宗教，同巫覡行鬼神事區別不大，而此種風俗在鄱陽如此興盛，足見此地鬼神信仰之濃厚。洪邁曾仕宦於閩、浙、贛等地，包括泉州、吉州、婺州、紹興，這些地區大都信奉巫鬼。《夷堅志》中皆有所記載，如“吳楚之地，俗尚巫師，事無吉凶，必慮禁忌”“江浙之俗信巫鬼”“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岩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腳五通，名雖同，其實則一”。
宋代湘、鄂、贛等地還盛行殺人祭祀的風俗，《墨客揮犀》載“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南宋時此風仍盛，高宗時中書門下省言“訪聞臨安府並諸路州縣，多有邪偽之人於通衢要鬧處割截支體，刳剔腸胃，作場惑眾，俗謂南法，遞相傳習”。（《宋會要輯稿·刑法二》）這一“殺人祭祀”的習俗在《夷堅志》中也有所記錄。《夷堅三志壬》“湖北稜睜鬼”條開頭介紹道：“殺人祭祀之奸，湖北最甚，其鬼名曰稜睜神。得官員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及小兒，則一而已。”接著先引劉思恭所述一事：福州一士往湖北迎親，途中休憩時被殺；後自述一事：一村民遣婦歸寧，道途中被二婦人所殺，斷其頭、去其肝、易其服。二事皆是殺人祭祀，分別發生在湖北、江西，文中稱“此風浸淫被於江西撫州”“此類不勝記”，可見作者對此類故事頗為熟悉。
“南法”是流傳於南方的巫術、法術的通稱，道士、僧人所施法術皆可稱“南法”，如《錄異記》所載即屬道士之“南法”：“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咒之法，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為南法也。”另有僧人之“南法”，如“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為符籙禁咒，時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會章惇察訪荊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曰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王雱即薦願成於章”。（《宋朝事實類苑》卷七十一）除了僧道之“南法”，更多的是巫覡所施之法術，如周去非《嶺外代答》“南法”條載：“嘗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殞灶……邕州溪峒有禽曰靈鶻，善禹步以去窒塞。又有鳩鳥，亦善禹步以破山石。”此“南法”即南方之巫術。“南法”作為南方法術、妖術的簡稱，又被稱作“嶺南妖術”者，如“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符，約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咒語，盡反犬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為嶺南妖術爾”。（《祛疑說》）可見“南法”的形式五花八門，各種巫術法術皆可包括在內。
《夷堅志》中對“南法”也有所記載，如“蜀士白傘蓋”“莆田處子”“桂林秀才”“董氏子學法”等條，都是關於“南法”的故事。“蜀士白傘蓋”條述蜀士赴調途中遇習南法者，此輩“皆習南法，害人極多，每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餕其胙，然後較藝，或得新法，即彼此傳授”，將遇害，後因誦白傘蓋真言而得脫。“莆田處子”條述建州政和縣一人買一處子，將以“嶺南妖法採生祭鬼”，後女子因誦《大悲咒》而得脫。“桂林秀才”條載一人“精於南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董氏子學法”條載龍虎山後有巫祝，所習“謂之南法，乃邪術也”，“能使平地成川，瓦石飛擊，敗壞酒稼，鼓扇疾疫，其餘小伎作戲，更多有之”。前兩則之“南法”屬於殺人祭祀，後兩則之南法則屬於一般的巫術、法術。
洪邁對南方的巫鬼故事如此熟悉，同他“好奇尚異”的嗜好是分不開的，“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此外，他生於南方長於南方，深受南方文化的浸染，加之博物洽聞，對南方的巫鬼之風有深入的瞭解，而給他提供故事素材的親友，也大多來自南方，這點在序中有所交代：“群從姻黨，宦遊峴、蜀、湘、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由此，《夷堅志》所顯現的“南方”特色便不足為奇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11&ZD1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原標題：唐宋文言小說中的南方民間信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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