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知識體系也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亞洲各國都是如此。近代社會科學是西方建立的。這並不是說，亞洲各國不能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只是說在歷史上沒有能夠建立社會科學。在日本最有條件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學習西方的。但很顯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遠。道理很簡單，儘管所有這些制度形式學自西方，但運作則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環境中。日本是假裝稱“西方國家”的亞洲國家。這裡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學習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戰略上高度依賴於西方；日本經濟和西方經濟之間的高度依賴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沒有建立自己社會科學的努力。當然，在這個背後的則是日本的知識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國，這樣一個事實。儘管日本也有很多社會科學家意識到西方的知識體系不能解釋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會科學家選擇的是簡單地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
亞洲其他國家在知識體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學者（尤其是精英學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們沒有意識來改造西方知識體系，更無意識來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當然，在這些國家，也有一些學者有這個意識，但他們是決少數。不過，除了日本，即使這些國家的學者擁有這樣的意識，也沒有能力來這樣做。規模很重要，很小的社會很難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
從各方面的客觀條件看，建立亞洲知識體系的希望在中國。從數量上說，中國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數幾個研究群體。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研究隊伍成長很快。尤其是這些年來，隨著國家財政能力的快速增強，國家對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長也很快。各種吸引人才的計劃也在進行。同時，中國的學術市場也足夠大，不象很多小國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場而要依靠國際市場而生存。更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觀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尤其是傳統上對中國不感興趣的主流社會科學界，也開始對中國現實出無限的興趣。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在提高，他們需要了解中國，更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最大的實驗場所。現存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經驗之上的。或者說，社會科學是西方社會近（現）代化的產物。但是，和西方的轉型相比，中國當代轉型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來說，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擬的。中國的轉型為社會科學界創造了可觀的條件來進行知識創新。當然，中國的發展經驗更可以檢驗所有現存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
不過，這些有利於的客觀條件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相反，我們面臨非常嚴峻的局勢。很多主觀層面的要素嚴重地阻礙著中國朝建設知識體系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知識體系還沒有經歷過我稱之為“宏大的論述”階段。西方的知識體系自16世紀之後開始得到發展，在18、19世紀得到長足的進步，到20世紀初基本完成。這個知識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達的論述”基礎之上的，諸如馬克思、維伯、杜爾凱姆、亞當斯密等等。這些“宏大的論述”者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今天，社會科學，尤其是美國，已經轉移到微觀研究。歐洲還繼續有“宏大的論述”的傳統，當代優秀的社會科學理論仍然出自歐洲社會科學家。但美國的研究主要轉向了微觀。微觀研究是美國人的優勢。不過，這裡我們要看到歐洲和美國的分工和合作。美國和歐洲同屬一個文化傳統。當代美國社會科學本來就是歐洲移民建立的，他們沒有任何困難把歐洲的知識體系移到美國。如果用學術化一些的語言來說，歐洲人建立假設，美國人來檢驗。這種分工和合作，一直相當有效。
很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知識體系還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宏大的論述”階段就直接進入了微觀研究階段。並且，中國似乎沒有主觀條件再去做這樣一個“宏大的論述”。如上所述，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說早已經放棄了知識體系的論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過度美國化。現在的學者根本就沒有“宏大的論述”的意識；相反，他們不覺得這樣的論述有什麼價值。他們往往用美國化的思維來研究中國問題。實際上，這種應用性的研究並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論來評判（中國）“蘋果”。上面已經討論過，這種情況不會得到輕易的改觀，因為中國一切視西方美國為標準，並且把這些標準通過評審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這方面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很難克服。
中國有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可能？我強調過了，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觀條件。從歷史上看，中國可以也能夠發展出自己的知識體系。這就需要很多的主觀上的努力。歐洲的知識體系也是主觀的產物。知識體系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我覺得至少可以從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開。對知識體系的創造來說，政治和行政應當有不同的責任。對現行政治應當有個新的定義。現在的政治是知識體系的阻力，因為其強調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從知識體系領域撤出來，另一方面要為知識體系的創造者造就有利的環境來進行知識創新。現在的政治控制必須通過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決。要意識到，知識體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傳統中國是這樣，西方社會也是這樣。中國當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為缺失知識體系。因為知識體系是人創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庫等知識生產組織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強化行政有利於知識體系的生產。
第二，重新設計基金分配製度。如前面所述，現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經費是實現政治控制的有效經濟手段。隨著國家這方面的投入的增多，控制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厲。怎麼辦？我覺得應當把大部分研究經費作為工資分配給研究者。如果一個研究者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經濟資源來自工資收入，那麼他/她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研究，而不會為了求生存而去申請研究基金了。同時，制度要透明化。這方面，發達國家有很多好的經驗，不難學。
第三，設計中國本身的評審制度，去除極端西方化傾向。評審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於中國知識體系生產的評審制度。在西方，評審制度本來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間的事情，和政府毫無關係。並且，西方的評審制度是多元的，不通的價值和思想偏好的學者和其研究產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場和平臺。但到了中國，評審制度就成為組織控制其成員的機制。這就是說，要把評審制度從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給專業人才。再者，評審制度的內容也很重要，可以通過內容管理來促進知識體系的生產。比如說，可以鼓勵那些有“宏大的論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識體系創造這個問題，使得大家對此都有一個意識，有了意識才能自覺地去做。現在根本就沒有這個意識。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識體系，應用西方知識體系，並且以為就是掌握的真理。這種心態是知識體系生產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開展一場知識界的大討論，以達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識。中國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客觀條件，而是缺乏知識體系生產的意識和動員機制。實際上，我們可以從西方的知識體系生產和發展過程學到很多經驗。我們的問題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經歷來學習和引進西方的知識體系，但完全忘記了西方的知識體系是如何創造出來這個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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