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的知识重建》，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可以把高教理解为一个生产过程，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人才。这方面，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产品在总体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二是生产人才所需要的资源。
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适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即教育产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合格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材/课程、足够的科研设备。中国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够，甚至是大量的失业，同时高教系统又无能培养中国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就是说，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已经严重阻碍着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追求附加值的能力。我去珠江三角洲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大部分企业三十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年之后还在使用农民工。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一般是十年左右产业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但又是和产业最没有关联的。就是说，高教和产业发展是严重脱节的。
这里，关键在于高教改革的定位错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中国应当参考的是发达国家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和后来“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的高教模式。但有关部分参考的则是发达国家现代的模式。新加坡到现在为止重点还是在技能工人的培养，大学数量还是很少，大多数都是技术学校。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反而演变成为一个浪费人才的过程。我也观察到，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拉平的现象。这肯定是个不好的现象。倒不是说农民工就不如大学生，而是说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花了四年的时间、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培养出来的人和农民工抢工作，这是说不过去的。怪不得最近这些年有高中生开始罢考（不参加高考），我想这是对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这和19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密切相关。高校合并风过程中，各地求大、求全，认为学校规模越大，教育质量越好。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理解“学校规模越大越好”的思想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一些领导人从国外考察得来的经验。可是我们在国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呀！国外的大学有大，有小，但没有人说，越大越好。大学不是规模经济。很多优秀大学都很小。我读博士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小得可怜，一个赚钱的学科都没有，没有医科、商学、法学等等。但普林斯顿是美国最有钱的大学之一。我想，中国的大学合并风是向企业改革学的，但只学了企业改革的一半。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急进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这个改革很有成效。高教改革者也把大学视为国有企业了，来了个“抓大”，把一些高校硬地合并在一起，做大了。这对当时各地都是一个政绩。但是，没有“放小”的过程，如果高校当时也有个“放小”的过程，今天的局面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高校“抓大”的结果就是：快速的合并与扩张导致了教师质量跟不上，学科建设跟不上，科研设备跟不上。就是说，培养人才的硬件根本跟不上。有人所以说，七、八条破船是拼不成一个航空母舰的。这是有些道理的。“抓大”之后，很多高校简直就成了搞政治的场所，领导班子得不到整合，不团结。我想，很多学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高校“抓大”的同时还有一个潮流，就是追求高校行政级别的升级风，即前面说过的学院升级成为大学。这造就了千篇一律的“综合性”大学，并成为主流的办学模式，有特色有专长的技术教育受到忽视，趋向衰落。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目标，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培养学生技能、技术为主教育系统，很多专门学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专门技术学校。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西方，但只看到大学，忽视了专门学校。
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高端技术有一些，低端技术过大，而中间技术缺失。这是这个教育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一些高端技术甚至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在一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也并不为奇怪。只要国家动员足够的资源，高端技术可以得到发展。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低端技术过低。我到全国各地去，会翻翻当地的报纸，非常留意有关技术学校培训的消息。所谓的技术培训就是10天到两周时间就够了。这不叫技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每一个国家的技术分布（也因此是知识的分布），高端的是少数，最大量的就是中间技术。这部分是制造业和民生经济。世界上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改进也发生在这一领域。而现在中国缺乏的就是这一块。
中国从求专求精的苏联办学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求大求全的极端。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和中国片面求大、求全、求行政级别的办学模式有关，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从这个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培养人才所需要的资源。我想，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资源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问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体制的问题。可以举一个中国自己的例子，即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还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统治，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培养人才。但事实上，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位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其中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级重量学者，涵盖了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
我自己觉得西南联大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的成功主要是软件，即学校的自治。自治就是懂教育的教育家办学。蒋介石政权很专制，杀了闻一多先生。但学校是自治的，只要高校不去触动政权和政治，政治也不会找上门来。
而当代中国高校是缺乏自治的。当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学术思维就没有了任何空间；当思维没有了空间，人才从何谈起呢？
除了政治上的因素，现在还有商业因素，就是前面所说的学校内部的商人特色。我们的教员现在培养出来了什么样的学生？不能说，教员的水平不行，主要是体制不行。这个体制迫使他们把重点放在赚钱上，而非教导学生。当一位导师（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被容许带几十位学生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能够培养出人才来。
《中国的知识重建》 京东 当当打折促销中！欢迎购阅！
閱讀更多 東方政經參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