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
其中最令市场关注的，是政府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聚焦减税降费，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650亿元。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
此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通过实施台账管理等，建立责任制，把支小再贷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等政策抓紧落实到位。引导金融机构将降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等。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豁免发行人连续盈利要求。
在资本市场看来，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货币财政政策将出现明显转向——货币政策由稳健中性转向结构性宽松，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
只是，在中美贸易战、去杠杆、财政整顿、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比例降低等多种因素触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与金融货币政策该如何发挥协同效应引导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平稳增长轨迹，业界依然众说纷纭。
本期海银视角采访多位资深经济学家，解答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的协同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需“对症下药”
坦白说，通过此前定向降准与央行窗口指导，货币政策已经出现结构性宽松，但目前很多企业还是感觉到融不到钱，融资成本高。
这背后，既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也有积极财政政策缺位的因素，这也是当前资本市场为何对积极财政政策落实的聚焦度，要远远高出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
那么当央行已经开始“放水”增加资本市场流动性，如何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让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平稳增长？首先，我们需搞明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各自作用。
应该说，财政政策更多是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上起着重要作用——比如通过财政支出、收入（税收）和国债等工具实施宏观调控，可按照政策意图在不同地区、部门、产业和居民间实现结构性调整，影响范围不限于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态等领域亦发挥作用。
货币政策则带有总量调节特征，在总量平衡和物价稳定方面作用显著，最终实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等职能。主要通过利率、汇率、中央银行贷款、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调节。根据松紧程度，形成不同的政策搭配。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被认为可以实施逆周期调节，但效果不一。比如财政政策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化效率下降，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应综合考虑经济形势的特点及主要矛盾，据此使用财政还是货币政策，以及采用怎样的工具实施。
那么，当前财政政策在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方面，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多位宏观经济学家表示，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这也令很多企业感到货币政策宽松了，自己还是难以拿到信贷资金发展业务。
01
财税改革滞后
虽然财税改革取得成绩：新预算法实施并多次整治违法违规举债，税收立法加快推进、营改增、水资源税试点扩大、环保税实施，国地税征管体制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方面发布了指导意见并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有所推进，但仍显滞后与不足。主要体现在：
1）预算仍在强调平衡状态和赤字规模，支出预算和功能预算尚显不足。预算的透明度、公开性不够，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仍未建立。中期财政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度不够。
2）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消费税改革进展不大，房地产税仍处立法准备阶段，减税降费更多体现为零碎的政策性调整而非整体推进且力度有限。
3）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任重道远，除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仍未推进，相关领域本身的改革进入深水区。
02
宏观调控逆周期效应未充分发挥
一组数据能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税收收入/GDP比重从2013年的18.6%下降至2017年的17.5%，财政收入/GDP比重从2015年22.1%下降到2017年的20.9%，体现减税降费成果。但整个2018年上半年，上述指标分别上升4.4和4个百分点至21.9%和24.9%，表明财政收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期间反而有所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资金挤出压力。
具体经济指标分析，上半年名义GDP增速10%，财政收入增速10.6%、税收收入增速14.4%，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速20.3%、增值税增速16.6%、消费税增速17.4%、企业所得税增速12.8%、车辆购置税增速16.4%。
因此可以看出，在GDP增速下行的环境下，财政未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增速大幅高于居民收入增速，抑制消费水平的提高，企业承担的税收、非税及社保等负担依然较重，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偏低，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
04
地方政府和国企预算软约束令债务从显性转向隐性
随着政府整顿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我们看到地方负债杠杆率债有所下降，但这背后，是很多地方债务从显性转向隐性，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的激励机制未得到根本性调整——即地方政府和国企有激励无约束，问责机制不足，导致预算软约束，落后产能和无效投资迟迟难以出清，僵尸企业尾大不掉。无效投资难以形成现金流，导致不良债权，金融风险凸显。
04
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令刚兑难以打破
在当前去杠杆环境下，资金仍流向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民企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突出，不利于提高效率。这种情况源于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背书的预期，刚兑难以打破，加重财政兜底负担。
为此，多位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加快推进财税改革刻不容缓。
一是推进地方政府预算公开、透明，更加注重支出预算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地方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要摸清底数并坚决不兜底，打破刚兑预期。
二是改革政绩考核体系，采用更合理的指标（绿色GDP、居民幸福感指数等），建立离任审计制度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严格问责地方政府和行政长官，落实举债终身负责，打破预算软约束。
三是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食品药品监管、教育、养老等体制机制。
四是以税制改革促进减税降费，总量减税但高污染高耗能要结构性加税，从间接税向直接税体系转变。比如落实增值税税率下调、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关税税率下调、个税提高起征点的减税效应。
此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也是提高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抓手。
比如盘活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加快专项债发债进度以更加积极地推进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不再是传统的过剩产能和无效投资，而是分区域、分类别投资以及民生改善。
无可否认，这些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其中用于社保就业和医疗的占比从2013年的10.3%和5.9%分别提高至2018年上半年的14.8%和8.5%，用于农林水、交运等基建类项目的占比从2013年的9.5%和6.7%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7.5%和5%。
下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还需要从支出端体现效率，表现在：有产业与人口导入的地区要提高增加投资，对人口与产业净流出的地区如东北要减少投资；增加正外部性较强的道路、桥梁、地下管廊、数字城市等设施的建设，建设智慧和海绵城市，减少甚至取消楼堂馆所等不产生效益的投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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