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2日，朱曉娟與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的會面不歡而散。對方一句“養別人的孩子也是養，養自己的孩子也是養”徹底激怒她，也讓朱曉娟下定決心，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
1992年6月10日，朱曉娟年僅一歲的兒子盼盼，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此後三年，朱曉娟夫婦輾轉尋子，在河南省蘭考縣警方的一次解救拐賣兒童行動中，一名外形與盼盼相似的男童引發朱曉娟注意。為確定男童身份，朱曉娟夫婦通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親子鑑定，結果顯示，被解救男童與朱曉娟夫婦“存在生物學親子關係”。
命運與朱曉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2018年1月，何小平主動現身，並提出願意送回帶在身邊的盼盼。經過重慶警方的親子鑑定，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劉金心與朱曉娟是母子關係，朱曉娟從蘭考警方解救行動中抱回養了26年的“兒子”，與其“親權關係不成立”。
此後，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員，對當年的錯誤鑑定結論致歉，但強調鑑定過程“不存在違規情形”。2018年7月5日，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她正在準備材料，起訴河南省高院。在朱曉娟及代理律師看來，法院開展鑑定業務時，與朱曉娟構成委託關係，應當承擔因鑑定錯誤而引發的相應民事侵權責任。
被拐前的盼盼。圖/受訪者供圖
朱曉娟今年52歲，在重慶解放碑出生、長大。她的人生，從1992年開始，被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兩半：之前的26年，朱曉娟一路順風順水，從重慶醫科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國企醫院做護士，嫁給一名軍官，搬進位於解放碑的重慶警備區家屬院；之後的26年，用朱曉娟的話說，則好像不斷被命運“戲弄”。
1992年6月3日，朱曉娟的丈夫程小平從附近的勞務市場，領回一個保姆。程小平經常出差，他需要一個保姆幫著朱曉娟照顧一歲零三個月的兒子盼盼。
身份證上，瘦小的保姆名叫羅選菊，家住四川忠縣，剛18歲。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羅選菊進門七天後帶著盼盼失蹤。大院的保安告訴朱曉娟，早上8點，保姆抱著孩子出門，說是出去買菜，此後再沒有人影。
26年後，回憶起這一天，朱曉娟說，自己依然能感受到那種慌亂，“心一下子全涼了。”從那天起，羅選菊再也沒有回來，家裡再也沒有盼盼的哭聲。
程小平和朱曉娟按照羅選菊身份證上的地址，找到她老家，家裡人說，羅幾年前就已經離鄉，去了山東寧津縣。等他們趕到山東時發現，站在眼前的羅選菊，根本就不是那個小保姆。
朱曉娟此時才意識到，“保姆從進家門時，就騙了我們。”用假身份進入朱曉娟家，帶著盼盼悄然離開的保姆，從此消失在人海。而朱曉娟的尋子人生，才剛剛開始。
朱曉娟有一文件包，裡面裝滿各種泛黃的紙片，有剪報，有傳單。那幾年，朱曉娟和程小平兩人放下手頭的工作，專心尋找兒子。聽人家說，被拐走的孩子，大多會被送到農村和山區，因此朱曉娟找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報，反覆刊登尋人啟事。她不時會接到各種線索，並且隨時出發。在盼盼被抱走後的三年間，朱曉娟去了廣東、湖南、福建、雲南、貴州等，走過大半個中國。
尋找盼盼三年，朱曉娟花了20萬元。當時重慶市區的房價，是每平方米一千元。一個原本生活優渥的城市家庭，到了需要靠親朋接濟的地步。
比經濟損失更大的，是精神壓力。朱曉娟幾年沒有睡過好覺，神經嚴重衰弱，聽到小孩哭，就會在心裡一遍遍地想，盼盼被帶到哪裡去了，“會不會吃苦，有沒有被人欺負。”
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朱曉娟就翻出舊照。照片裡的盼盼，穿著粉色的褲子，手裡抓著家門鑰匙，瞪著眼睛看鏡頭。那是部隊一個宣傳幹事在試相機時抓拍到的，照片拍攝完三天後，盼盼就被抱走。
1992年6月，保姆進門7天后帶著盼盼失蹤。圖/受訪者供圖
這張照片，是盼盼留給朱曉娟最後的印象，母子兩人的下一次見面，要等到26年後，那時候“一切都變了”。
突然多一個兒子認親
朱曉娟說，後來“面目全非”的生活，始於一通電話。
2018年1月，朱曉娟接到重慶一家媒體的電話，對方說，一個自稱“何小平”的人來向媒體求助，說自己26年前做保姆時，曾從重慶解放碑一戶人家中抱走一個男嬰，如今“受到一檔尋親節目感召”，想把孩子給送回去。
電話那頭問朱曉娟，是否在1992年丟失過一個男嬰。
接電話時，朱曉娟剛剛散步回家，電梯裡，她有些生氣，告訴對方，自己雖然丟過孩子，但是“已經找回來二十多年了”。一旁的小兒子則說，那“應該是個詐騙電話”。
盼盼“失而復得”的故事，充滿戲劇性。1995年冬天，朱曉娟夫婦貸款3萬元，到河南安陽尋子未果。當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不遠的蘭考縣剛剛解救出一批被拐兒童，對方建議兩人把孩子照片發過去，讓那邊辨認下。
照片寄過去不久，蘭考縣警方傳來消息，被拐兒童中，有一個孩子的年齡長相與盼盼接近，希望朱曉娟夫婦當面辨認。
朱曉娟和丈夫趕到開封市兒童醫院，與那個“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見面。
“第一感覺就是不像。”朱曉娟對重案組37號回憶，自己隱隱覺得眼前這個孩子，並不是丟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顯得有些興奮。半信半疑之下，兩人決定做親子鑑定。
當年，能夠進行親子鑑定的機構多數直屬於司法機關。法律學者劉昌松告訴重案組37號，上世紀90年代，公安、檢察院、法院都下設法醫鑑定機構，並且對外提供鑑定服務，直到90年代後期司法鑑定制度改革，檢察院和法院的鑑定職能才剝離出來，演化為今日的第三方鑑定機構，僅有公安系統依舊保留獨立的法醫部門。
朱曉娟選擇了距離最近，具有鑑定資質的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鄭州留下血樣後，便回到重慶等消息。
20天后，沒有等到結果的朱曉娟主動致電，對方告知，鑑定已經完成85%，但因為”實驗室停電”，結果還沒有做出來。又過了將近20天，朱曉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鑑定書。
重案組37號獲得的鑑定書上，蓋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技術鑑定專用章”，鑑定過程顯示，通過對朱曉娟、程小平夫婦，以及被拐兒童血樣進行血型和DNA指紋檢驗，三者的DNA圖譜“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
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親子鑑定。
據此，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作出鑑定結論，認定被拐兒童與程小平、朱曉娟，“具有生物學親子關係。”
“盼盼”找到了。回到重慶那天，朱曉娟一家舉行了歡迎儀式。此前的1993年，盼盼丟失的第二年，在尋子無果的情況下，朱曉娟生下第二個孩子。如今“盼盼”回家，這個家庭一下子有了兩個兒子。
來電話的女記者沒有放棄，加了朱曉娟的微信後，發來幾張照片。朱曉娟仔細端詳照片裡那個年輕男子的臉，濃眉、大眼、短鼻、圓臉，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兒子很像。
直覺告訴朱曉娟，照片裡這個孩子，可能真的跟自己有關係。如果是這樣，養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誰？
“真假”親生子
何小平準備送回來的孩子，名叫劉金心。在接受重案組37號採訪時，何小平說，自己家住四川南充，曾經在老家先後生過兩個孩子，但都夭折。1992年，21歲的何小平離開南充，來到重慶以當保姆為生，並被程小平領進家門。
按照何小平的說法，自己把盼盼抱走，是依據老家的風俗，從外面抱一個孩子回去“鎮命”。就在朱曉娟從河南領回孩子的那一年，何小平生下一個女嬰，盼盼的“使命完成”。
何小平告訴重案組37號，自己原本打算將盼盼送回去，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後“要坐牢”，於是一直沒有行動。直到近期看了電視上一檔尋親節目，加上自認為已經過了二十年的刑事訴訟期，才決心將孩子還給朱曉娟。何小平因涉嫌拐賣兒童罪，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監視居住。
2018年1月15日，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鑑定中心對朱曉娟和劉金心進行血樣採集，1月26日，鑑定結論顯示，兩人“符合雙親遺傳關係”。2018年1月22日，朱曉娟與養了20多年的“盼盼”進行親子鑑定，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鑑定中心的結果顯示，兩人“親權關係不成立”。
1996年，朱曉娟與剛找回來的“盼盼”合影。圖/受訪者供圖
劉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在聽到這個消息後，自己“腦子一下子懵了”。
2018年2月6日，朱曉娟和劉金心在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分局會議室第一次見面。曾幾何時，為找到盼盼，朱曉娟隔三差五來到這裡打聽消息。劉金心的臉型和五官，幾乎和朱曉娟一模一樣，周圍的警察驚呼，兩人“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短暫的接觸後，劉金心二十多年的人生軌跡，被寥寥幾句話勾勒出來。何小平將他抱回南充後，長期寄養在親戚家，自己便出門打工。劉金心從小無人問津，營養也跟不上，加之沒有人教育，初中沒有畢業便輟學。2017年3月，因為拿不出十萬元彩禮錢，劉金心經歷了一次失戀，此後開始酗酒，經常酒後摔傷，還喝到胃出血。
與朱曉娟見面時，劉金心剛剛從廣州辭職，過去的十多年，他輾轉各地打工，一般呆不過幾個月，經常衣食無著。親子鑑定結果出來當天，劉金心買了一瓶白酒，全部喝掉，把自己灌得爛醉。
劉金心不太會表達，在與重案組37號接觸中，他只是反覆說，周圍的一切變化太快，自己“接受不過來”。劉金心幼時住過的大院，如今已經拆除，他曾經在原址上轉來轉去，試圖去找到自己曾經屬於重慶的記憶，但是從來沒有成功。他至今仍然住在南充，偶爾會到重慶看一看朱曉娟和外婆，母子兩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曉娟大段大段地說教，劉金心低著頭聽。
如今的劉金心，依然沒有穩定的職業。最近半年來，接受採訪、錄製節目成為他的主要工作。面對鏡頭，他一遍一遍地講述自己的經歷。劉金心告訴重案組37號，自己與朱曉娟缺乏感情基礎，如果要像正常母子一樣相處，需要很長時間去慢慢調整。
劉金心“歸來”後，今年6月，朱曉娟跟他拍了一張合影。圖/受訪者供圖
朱曉娟說，“好好的一個孩子，讓何小平‘養廢了’。”但她相信最終能與劉金心互相接受，儘管現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當年被當作親生兒子帶回來的“盼盼”，在朱曉娟的教育下讀了大學，如今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無憂。
“可能是技術問題”
26年前，因為河南省高院的一紙親子鑑定，朱曉娟從開封領回“盼盼”；26年後，重慶市公安局的又一紙親子鑑定，送回親生兒子劉金心。
2018年重慶市公安局認定，朱曉娟與“盼盼”親子關係不成立。
在朱曉娟的離奇經歷引發關注後，河南省高院主動派人來到重慶，與朱曉娟面談。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來了三個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負責賠償工作。三人傳達了河南省高院對於這一事件的初步處理意見：對朱曉娟表達歉意，組成專案組調查，後續情況將及時通報。
一名參與上述會面的河南省高院幹部告訴重案組37號，當時到重慶去，一是想了解朱曉娟這邊的情況，另外一個就是對其情緒進行安撫。回到鄭州後，河南省高院即對當年的鑑定過程進行核查。
朱曉娟覺得，如果能夠把當年的事情搞清楚，釐清責任，也算結局完滿。因此在會見後，朱曉娟一度謝絕媒體採訪，“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終沒有新的信息，也再未與朱曉娟接觸。朱曉娟向重案組37號展示的聊天截圖顯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員反覆稱，“在等領導回覆。”
距離第一次會面三個月後，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員到重慶與朱曉娟接觸。他們告訴朱曉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賠償，大約是5萬元。
7月5日，參與這次會面的一名工作人員向重案組37號透露，經過初步調查，河南省高院當年的親子鑑定過程中，不存在違法違規問題，之所以出現結果偏差，“可能是技術問題。”
這一次會面不歡而散。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對方提出，“養別人的孩子也是養，養自己的孩子也是養，現在養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樣可以養老送終。”這樣的表述，讓朱曉娟覺得對方“沒有誠意，也沒有歉意”。
朱曉娟向重案組37號提供的短信顯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張姓工作人員稱，他們“就是因為二十多年以前單位同事的過失來的，怎麼會沒有歉意”，並表示“鑑定結果出錯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過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結果”。
重案組37號撥打發送上述信息的電話，對方承認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員，但拒絕對信息內容置評。
朱曉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對於此事的調查報告，沒有獲得同意。
一個想法在朱曉娟內心萌生：起訴河南省高院。朱曉娟告訴重案組37號，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可以讓河南省高院對當年的錯誤鑑定負責，二是作為案件重要書證，律師將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內部調查報告，瞭解當年的鑑定過程。
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朱曉娟覺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場”剛剛開始。
起訴鑑定機構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曉娟的委託後，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組成律師團，對這起案件進行分析。
律師團成員黃敏告訴重案組37號，這樣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還沒有相關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驟都需要摸索前進。其中主要的核心問題，便是具體的起訴方式，以及管轄權的問題。
根據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訴訟的主體只能是行政機關，而法院屬於司法審判部門，不屬於訴訟主體，這也意味著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見的行政訴訟形式立案。
律師劉昌松告訴重案組37號，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如果是當事方認為法院判錯案件，是無法通過司法手段起訴的，只能通過上訴或者申訴。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能成為被告。不過，當法院並未履行審判職能時，其可以被當作一個民事行為主體，個人可以對其提出訴訟。
重案組37號獲得的收據顯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繳納1500元“親子鑑定費”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出具一份蓋有法院財務專用章的收據。
劉昌松說，這份收據足以證明，當年河南省高院的鑑定部門是對外開放且收費的，其與朱曉娟夫婦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委託關係，在進行親子鑑定時，法院並非在履行審判職責。
黃敏介紹，律師團經過研判後認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親子鑑定，導致朱曉娟錯養兒子二十多年，本質上是一種民事侵權行為，“既然河南省高院開展鑑定業務，也有條件開展這一業務，那麼就應當承擔因鑑定錯誤而引發的相應民事侵權責任。”
不過，在具體侵權情形上，律師團陷入困境。黃敏說，團隊一度想以侵犯監護權起訴，但又被推翻。“法院實際上沒有直接侵犯朱曉娟的親子權和監護權，朱曉娟是因為相信親子鑑定報告，主動放棄繼續尋找。”律師團因此決定，直接以“民事侵權”起訴。
除此之外，管轄權的問題又擺在朱曉娟和律師面前。狀告省級法院，應當向哪裡起訴？劉昌松說，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於，河南省高院是侵權行為發生地內級別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迴避情形，如以侵權行為發生地提起訴訟，則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轄。
考慮到這一情形，黃敏說，律師團隊最終決定以侵權結果發生地，即朱曉娟所在的重慶時渝中區提起訴訟。
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曉娟以民事侵權起訴河南省高院，鑑於被告方的身份，其後的審理或將很漫長。
朱曉娟希望通過起訴，也告訴劉金心，應該“走出來，站出來”，而不是活在過去的陰影裡。她說，“起碼，不要老把自己當作受害者，然後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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