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收录的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63人，仍居第一；次为广东，44人；再次四川，40人。无怪乎民国时有言：“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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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飞惊

湖南在清朝康熙年间才成为独立省份，但是近代一群湖南人撑起了半部近代史，尤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是千古第一伟人！

近代历史上，有哪些湖南人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的救亡图存做出重要贡献呢？

1，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清朝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列强入侵的风雨飘摇之下，是他挽救了清王朝，并且开启了洋务运动。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汉族官僚走上政治舞台，为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

2，左宗棠。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他以举人出仕，当幕僚开始，一直做到总督和军机大臣。左宗棠最大的贡献是平定陕甘回乱和收复新疆，从俄罗斯那里虎口拔牙，只有左宗棠做到了。

3，谭嗣同。

谭嗣同是湖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优秀的人才。他死的时候只有34岁，可是他的《仁学》已经在思想界有很高地位。

维新变法中，只有湖南一地做的像模像样，其他省大都是装模作样，阳奉阴违。

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在谭嗣同遇害后在湖南发动了自立军起义，因广东佬康有为贪污军费而失败。

4，谭延闿。

谭延闿和谭嗣同并成为“湖湘三公子”，另外一位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谭延闿考进士时，因为和谭嗣同同姓同乡，被慈禧猜忌不能中举。辛亥革命时，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并且拉上了几个湖南籍的巡抚一起独立。

谭延闿多次做湖南督军，是湖南近代化的重要推动人物。后来谭延闿一直做到国民党政府主席，还差点娶了宋美龄当续弦。

5，杨度。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宪政专家，可是清末民初杨度依附袁世凯，始终未君主立宪制而努力。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为我党地下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6，黄兴。

黄兴是湖南长沙人，是同盟会中仅次于的第二号人物，因为黄兴的支持，湖南系始终没有脱离孙中山。

7，蔡锷。

蔡锷是湖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建立云南军政府，后来袁世凯复辟，蔡锷潜回云南，召集旧部发动护国运动，再造共和第一功臣。

8，宋教仁。

宋教仁，同盟会中的宪政专家，他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可惜关键时刻被暗杀，议会民主制度夭折。

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湖南人始终走在中国前列，对此，杨度在《湖南少年说》中讲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杨度的《湖南少年说》可以说是激励湖南人救亡图存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纲领，“浙江人出钱，湖南人出命，广东人出主意”“要想灭亡中国，除非杀光湖南人”这些话都是从杨度这里来的。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所言不虚！

历史知事

近现代湖南为什么人才辈出？ 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大师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廖若晨星。 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岳麓书院大门上有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应该说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区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的盛况.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古代共收3005人，湖南籍仅23人，占0.77%；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750人，湖南85人，占11.33%,以至于曾经出现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的讲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主要代表人物陶、贺、魏。 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督衡、李达、周佛海）。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湖南籍有16人。占3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9.2%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

高级领导人，除最高领袖毛泽东 外，有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蔡畅、朱镕基、彭佩云、江华、滕代远、袁任远等；文化名人有：杨昌济、徐特立、萧三、田汉、丁玲、周立波、周扬、齐白石、吕振羽、翦伯赞、章士钊、周谷城、曾昭伦、周光召； 这些人才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湖南才为举世所注目。以上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著名人士，在台湾的还有很多著名的湖南人，像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亲民党主席、首任台湾民选省长宋楚瑜都是湖南人。 湖南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原因有： 一、 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他有没有基本的素质和顽强的性格。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恐怕也取决于此。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开发缓慢，长期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蛮族”。文物远逊于中原和东南地区，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唐大中年间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了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明代湖南人才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与临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见绌。那时江西籍的名人占全国同期的7.8%，湖南仅占0.2%。明末清初，闯献造反，清军入关，三藩战乱，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又陷入旷野无人的境地。据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清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湖南人由来考》，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移民主要来自闽、粤、赣、鄂、四川，而以江西为多。事实上，考察近代湘籍历史名人的祖籍，有许多都来自江西。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的先世即是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邵阳的。上述

情况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度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 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缘与血缘得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过且过、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往往不愿离开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一般来说，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优越于土著的。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 有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

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 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各少1名。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

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 ，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受经世致用学风熏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他乡试落第之后，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关于民生国计的学问，从而奠定了他日后带兵打仗、收复新疆和倡办洋务的学术基础。 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词章、考据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他自己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卷，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注重实用之学，志向却很高远。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至于“一身之屈伸，一家的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能忧及此也。”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联语以激励自己。 正是经世致用学风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树立经世之志，致力经世之学，养成经世之才，并成就经世之业。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 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时等都是从这些名校中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都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 人才离开不教育，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五、近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社会充满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变革这个社会现实，需要大批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们就有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人的成才需要环境，需要机遇。陶澍、贺长龄、魏源在嘉道年间倡导经世致用，从思想学术上影响了大批湖南士子。但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功立业。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解放战争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这批人物经历了比他们的同乡先贤更加长期、更加艰苦的磨砺，并创造了比他们的先辈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六、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才需要发现和爱 护，需要培养和扶持。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好千里马，更看重伯乐。而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爱才、识才、举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于他的髦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载，湖南中兴人物凡87人，36人来自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占41.4%。 据有人研究，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这几个核心区域英才荟萃，豪杰如云，产生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人物。浏阳涌现大批革命家，平江出了大批军事将领，醴陵的著名人物在百人以上。解放军的中将以上人员共254人，平江、浏阳各占14人。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往往会造就众多的革命人物，其中最优秀的人才被推到历史潮流的前列而成为革命领袖。 二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培育出众多的著名人物，毛泽东一家革命烈士就有六个，蔡和森与向警予，李富春与蔡畅夫妇双双都是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人才的主导职能突出，人才的群体功能协调，群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三是湖南涌现出高质量的革命领袖群体，高能为核，人才团聚。毛泽东作为现代革命领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权威性，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能够各尽其才，取长补短，并造就了宏大的革命人才群。这与革命领袖的精神和人格的强大凝聚力是分不开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湖南在近现代历史上为“日月换新天”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科学技术人才，这是湖南的光荣。 但是湖南人才结构所存在的不对称状况也值得加以反思。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也十分需要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湖南人会种地、会当兵、会读书、会出书，也要会经商、会办企业，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 湖南人有基本的素质，有顽强的性格，有辉煌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完全可以预期，在科教兴国，以法治国和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能够实现新的辉煌，作出无愧于湖湘先辈的新的伟大历史贡献。

冬星

中国这么大，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核，比如四川的川军精神，浙商，徽文化等等，而湖南的湘军文化也是异军突出，在近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人才。

那这些人才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以前不明显，到了近代突然多起来了呢？

湖南省以前是跟湖北省连在一起的。

直到清朝的时候，两个才分家。两个原本在一块的省分开后，却有不同的气质，湖北的特点是聪明，做事情考虑周到，而湖南有点相反，叫霸蛮，有点闷头猛干的事情。

这是因为湖北流行的是码头文化，武汉的长江码头是中国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人员交流多了，接触的东西多，当然就显得聪明一些。

而湖南的霸蛮则是遗传自原有的楚国。楚国贬称荆蛮，就有蛮的味道在里面，楚国是最早不服周王室的一批诸侯，号称不服周，自己称王。湖北因为靠近中原，跟中原人学得多了，湖南因为偏南，更为偏僻，就把老楚国的精神给继承了下来。

但湖南也并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因为南方的开发，湖南也成为了士族南迁之地，岳麓书院就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到了近代，也是时势造英雄，太平天国大乱，湖南出了一个神级人物曾国藩。

他带着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其中，湘军子弟满天下，不少也是发了财的。这一发财，回去当然对本省就有带动，要知道太平天国的巨额宝藏是没找到的，是不是被湘人拿回去分了呢？

对湖南影响最大的就是曾国藩，他可以说是湖南历史第一人。当然，湖南还有中国第一人，那是更大范围了。

反正，湖南从这一刻算是异军突起，读书的人多，当兵的人多，而且省的自豪感也来了，叫若到中国亡国，除非湖南人死绝。

这种省自豪感是全国独一份的，清末时候大家就知道。宋教仁，黄兴，蔡锷这三个湖南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后面的湖南名人大家更熟了，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湖南人还是敢闯的，湖南卫视就搞得不错嘛。

脑洞历史观

一

湖南为什么出人才，要从太平天国起义说起。

话说，广东人洪秀全联合广西的客家人组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太平军，后来又叫太平天国。本来造反就造反吧，湖南的汉人也不反对，但这个邪教竟然反对在中国流行千年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要统统打倒，相关的书籍要焚烧，庙宇要毁掉。

这就让湖南的汉族知识分子非常恼火，本来他们也不是一定要支持清政府的那些满人。但为了几千年的汉文化和 儒家思想，他们发誓要和这个邪教拼了。

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汉族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湘军，坚决和太平天国血战到底。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

太平天国的军队都是创业股东，每战都很拼命，湘军的士兵却是打工的，并不是很努力。为了激励将士，曾国藩默许湘军士兵攻下一座城可以抢劫三日。这时湘军将士成了业务员，平时的军饷是工资，打下一座城，抢来的财产和女人就是提成，并且是高额提成。经过数年奋战，太平天国被湘军消灭了。太平天国抢来的财富，最后全送给了湘军。

这些出身湘乡的湘军发了大财，走出大山，也见了世面。他们已不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或财主了，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并且知道外国的文化和武器更厉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外边来读书，甚至到日本去读书。

二

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避免了清朝的灭亡。而他们送到外边读书的子弟，因为学习了先进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反而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也正是这些在外边读书，长了见识的湘乡子弟，最后成了湖南的名人。也正是这些人让湖南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变成天下闻名的人才大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湖南大学校内，岳麓书院门口的“惟楚有材料，于斯为盛”，就是湖南向外输出人才的霸气侧漏的表现。

从清朝晚期开始，湖南人正式走上了历史上舞台，从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开始，到黄兴、宋教仁，最后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代表着大湖南已正式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

全世界都一样，一个地区，只要出现了几个伟大人物，就会引领这个地区，在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出现一大批人才。他们前赴后继，共同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湖南人也是如此，他们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三

第一号人物，曾国藩。他以汉族知识分子为核心，借鉴王阳明的建军思想，顽强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成为近代历史上的伟人，半个圣人。

第二号人物，胡林翼。他以自己高超的情商和政治驾驭能力，为曾国藩扫除了外围障碍，提供了军需保障，并且推荐了不少湖南人才。

第三号人物，左宗棠。他以一举人身份成为湖南省政府的幕僚，却名声比湖南巡抚还要大。最终成为清政府政治核心成员，参加洋务运动，制止新疆分裂，收复边境失地。

第四号人物，杨度。他被人称为旷世逸才，先是支持中国走立宪道路，后来成为国民党员，最后却信奉共产主义思想。

第五号人物，黄兴。黄兴曾被推举为同盟会领袖，但他为了同盟会不分裂，坚决拥护孙中山，为中国民主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在为中国革命操劳中去世。

第六号人物，蔡锷。他曾在日本学习军事，虽然袁世凯拼命拉拢和威逼他，他还是坚定的站在民主共和这条路上，坚决反对帝制，却不幸英年早逝。

第七号人物，宋教仁。他是当时中国最懂民主宪政的人，在孙中山之后成为国民党的领袖，领导国民党取得了民国政府第一届政府的组阁权，却不幸遇刺身亡。

新知传习阁

湖南人才多就像浙江有钱人多是一个道理，浙江在古代虽然也是赋税重地，但是境内多山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没有如今的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明的政策迅速发展，现在的浙江人早已过了披金挂银的时代，而是真正的高素质高生活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一批人有钱就会带动另一批人富裕，大家都富裕那就要修路重教育了。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的道理是和浙江人发家致富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细节上不同而已，今天，小史官就和大家聊聊湖南人才多的故事。

有了第一批有钱的人，才能够真正地落实教育进而人才辈出。

在古代，湖南虽然是鱼米之乡，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但是在小农经济时代湖南经济在交了种种皇粮之后也并不会多么富足，那为什么湖南能够率先在众多省份中脱颖而出人才济济呢？这就要从太平天国说起了，虽然太平天国祸乱东南，但是对于湖南来说伤痛只是一时的，而利益确实长久的，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湖南不仅是出了一批位高权重的人，更是有了丰厚的第一桶金，这些都是以后几十年人才辈出的资本。

厘金制度使湖南率先摆脱朝廷对全省经济的压榨。厘金制度是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收税百分之一，称之为厘金，1853年，为了对付崛起的太平天国，咸丰皇帝施行了厘金制度，虽然厘金制度率先在扬州施行，后来却遍及全国。说道湖南和厘金制度的缘分，就要说到曾国藩自创湘军了，曾国藩为朝廷筹备湘军，但是朝廷却让他自己筹钱，一时之间，急坏了曾国藩，曾国藩向各省乡绅筹款，费了不少劲，无论如何，只要给钱就行，甚至一度闹出许多笑话，后来，咸丰皇帝看不下去了，曾国藩上书请求厘金制度归湖南自己，虽然朝廷知道利害，却也无可奈何了。

曾国藩虽然只打笨仗，防御战，但是却仍旧打败了太平天国，就在于他是个理财好手，靠着充足的军需一点点消耗太平天国。厘金制度虽然百里抽一，但是收税权归曾国藩，这样一来，湖南既不用上交朝廷，又可以把这一批不少的钱用到本省（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之后），加之曾国藩占领安庆，控制长江水道，厘金制度的收益增长不少，这其中很多流向了湖南。

再者，湘军给朝廷打仗朝廷却不给钱，于是只能对湘军收缴的物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慈安太后就曾因为此事为难曾国藩，只不过后来被政治老手慈禧劝阻了。湘军劫掠虽然给曾国藩留下曾剃头的臭名，却也让湘军得了不少实惠，尤其是在攻占天京之后。湘军，顾名思义，大多数是湖南人，他们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有了不少钱，自然会带回湖南，接下来就是回家修路建房子了，人一旦有了钱，就会想着下一代的教育，而湖南自古就是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

第一批人才就像是聚宝盆，一批带出第二批。

人才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就像现在的社会，随着全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素质也一代一代在提高，湖南在太平天国以后，出了一大批人才，而这些人会带动乡里。在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乡土情结很是浓厚，封建时代，如果家乡有人位高权重，那同乡人也一定会升官机会增加，所以，湖南出人才的时代开始了。

在曾国藩这一代人以后，湖南的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接下来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了，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在其他省还在为吃饱穿暖费心时，湖南人已经开始把眼界放在了海外，开始一批又一批的输送青年才俊外出求学，近代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湖南人，大多数是留洋归来的。所以，湖南出了第一批人才之后，开始了良性循环，一度左右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重学风气悠久，人文氛围浓厚。

湖南能够在近代出类拔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也是离不开的。湖南在古代就是书香之地，像王夫之，周敦颐等大家都是出自湖南，尤其是宋代以来，湖南的重学风气全国闻名。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有再多钱也只是暴发户，都是不长久的，而湖南能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和历来重学的风气是离不开的。还有就是湖南人求真务实的精神，湖南人吃苦耐劳，又有创新精神，一旦有机会，他们都会十分准确的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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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小史官

问:湖南为什么出人才？

这话问的有些片面，就因为湖南将帅多吗？人才就仅局限于将帅吗？别的领域们杰出者就不是人才吗？哪个省沒有人才？

革命人才必显现于觉醒与抗争，将帅人才必显现于战争，土地革命是从南方燃起，而且经正确领导走向胜利，革命人才和将帅人才自然就多出于南方。

我认为特殊时期人才是一枝独秀的，而平常时期人才则是丛生的。动乱时期人才集中在星火燃发之处，燃发之处就一枝独秀。和平时期没有战争，人才就多元化了，每个领域都有人才，每个省都有人才，人才就是丛生的了，这从每年的高考录取就能证明。

纵观历史也可说明，汉初萧何张良等人才多出于江苏丰沛，隋唐人才多出于关陇，宋初人才多出于中原，明初人才多出于安徽凤阳。

共和国的革命人才多出于湖南就顺理成章了。

人才一枝独秀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各地丛生时期，一枝独秀只有在历史的特定时期才有发生。

金苹果老楊

湖南为什么出人才？说远了从屈原的春秋时期就有了苗头，古时中国的政治中心还在中原地带，当时两广地区算是南蛮的偏远流放之地，而湖南是联系两广的纽带，因此许多文人墨客都是先流放到湖南，如果继续得不到朝庭重视，他们还将继续被流放到两广地区。

屈原流放到湖南汨罗投江自尽，湖南人们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而有了端午吃粽子传说；杜甫曾流放到衡阳，至今衡阳城湘江边还建有杜湘亭；柳宗元流放到永州留下了著名的《捕蛇者说》，之后更被流放到广西柳州；朱熹先后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讲学，成就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的奇观；范仲淹在岳阳写下了千古名著《岳阳楼记》；还有被谪长沙的贾谊等等，这些文人的到来给湖南带来重文的风气，为后期湖南人才井喷打下了伏笔。

古代湖南还是也出过大名人的，比如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就出自衡阳的耒阳，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也是湖南人。
以上是本馆收藏的上世记八十年代衡阳西湖公园的芙蓉阁景点门票，周敦颐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爱莲说》。

到了清朝，湖湘文化更是大放异彩，衡阳的王船山（王夫子）开启了“经世致用”之思想，被誉为与西方黑格尔齐名的大思想家；邵阳的魏源著的《海国图志》，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到了天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让湖南人从能文与能武相结合，于是左宗棠、胡林翼等一大批经世致用的能人开始大量井喷，之后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再到共和国创建当中，都能看到湖南人在冲锋陷阵。说湖南人造就了近代史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
有人说湖湘文化起始于湘南的衡阳南岳第一峰地区，以王夫子思想为代表；兴起于湘中的南岳后山地区，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为代表；辉煌于湘中北的南岳支脉韶山及岳麓山地区，以毛主席的红色革命为代表。

湘平古珍邮馆

湖南人大都系江西移民，和湖北同根同源，湘鄂赣三省语言文化风土人情饮食习惯都比较接近，湖南地形属丘陵地带，境内江湖河沟纵横交错，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出名的鱼米之乡，历代中的湖南人多为家族式群居村落，每个大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学堂，有些村还有武把式武教头等习武习惯，古时的北方人出行大都骑马或马车，历史上的湖南交通依赖四通八达的水系运输，有城的地方有河，有塘的地方有村，皇上委派领导下来都是坐船抵达，湖南境内物质流动大都通过湘资沅澧进长江经汉口抵达全国，湖南的人口大多集中在湘江流域，方言十里不同音，每个县一个语调，湘江一线语言彼此基本可以听懂，湘西部落语言复杂些，不过历史上湘西人口较少，属于湖湘文化一个支派吧，外界看多了湘西剿匪记判定湖南历史土匪多是一个误区，湖南人性格外向脾气暴躁，霸蛮但不野蛮。

言归正传，说到湖南人为什么近代史出人才，觉得基于几个方面，移民文化造就了湖南人的独特风格，像世界移民国家的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以色列人大都民风彪悍但又头脑发达，移民对人类文明有着相互融合补充形成独具一格新风貌，再说湖南人重视教育那是出了名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都是保存完好的千年古迹，湖南的家族文化一直传承着尊师重教优良传统，孩子要想出息就要多读书，这种信条已经根植人心，历史上湖南人对子弟不好好读书惩罚是严厉的，老师可以用竹片打手板，学生成绩不好家长会用扁担鞭打，可以说湖南的读书人一半是打出来的，一半是天资聪慧或受环境感染，湖南人的家族家风都有激励后人出人头地，对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家族都会给予资助，湖南风俗中女人要三从四德，男人要顶天立地，男人出身的第一选择是读书，再就是学手艺，劣等生干苦力，由于湖南历史上水路发达，接触外部世界机会多，一般人都有见多识广，胆大心细，遇事会有独立思考果断处置能力，多读书多接触多历练多冒险培植了独特的湖湘文化，在这种文化底蕴背景下湖南走出来的人才济济层出不穷，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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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湖南 历史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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