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首博京津冀展之北疆重鎮

  • 唐平定東突厥及奚、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一帶。為便於統治,唐王朝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的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加之南北朝以來,自北而南的民族大融合加速迅猛地發展,北方民族統治者有了強烈的政治要求,幽州在軍事上的地位就顯得十分突出,故唐王朝便放任邊鎮節度使擁兵自重。
  • 粟特人安祿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起家,以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且擁兵20萬,在諸鎮之中兵力最強。755年,安祿山反唐,唐詩稱「漁陽鼙鼓動地來」,可見其勢頭之洶湧。伺候,另一任范陽節度使史思明再次反唐,這兩次叛亂長達八年之久,史稱「安史之亂」。
  • 唐王朝自此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正如司馬光《資治通鑑》所言:「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

河北省寬城縣大野雞峪出土的唐代銀執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稱作「胡瓶」,「胡」指西域,包括今中亞和西亞地區,甚至遠及歐洲,即從西方傳來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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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高圈足、帶流線型把手的容器其實是典型的希臘、羅馬風格製品,大約產生於公元1世紀,有陶質和玻璃製品。中國人知道「胡瓶」的確切年代大約在西晉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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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金銀器發展史的角度講,唐代金銀器受到外來金銀器重要的影響。河北省寬城縣大野雞峪出土的這件唐代鎏金鹿紋菱花形銀盤,從裝飾手法上看,在盤的中心飾動物形象、周圍留出空白的做法,應是受到素特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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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河北博物院徵集的一塊唐代雙鸞銜綬鏡,所謂「鸞銜綬」是唐代銅鏡中出現的一種新的裝飾主題。鸞是古代傳說中鳳凰一類的神鳥,《廣雅•釋鳥》「鸞鳥……鳳凰屬也」,《山海經•西山經》中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綬帶」是取長壽之意,張說《奉和聖制賜王公千秋鏡應制》句雲「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句下自注:「以長綬為帶,取長壽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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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鸞銜綬鏡在唐代十分流行,是當時文人歌詠的重要對象,「曾見雙鸞舞鏡中,聯飛接影對春風」;「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床」;「鏡前鸞對舞,琴裡鳳傳歌」,此類詩句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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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陶器是我國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枝奇葩,是在漢代低溫鉛釉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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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東麗軍糧城出土的此件唐代三彩罐釉彩鮮明亮麗,胎釉結合緊密,無釉層剝落現象,尤其是器型完整,頗為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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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宣武區薛府君墓出土的唐代石刻十二辰生肖相。十二生肖起源大約在戰國之前,與十二地支相配,用來記時,因此也稱十二辰。兩漢以後,十二生肖廣泛流行。唐宋時期,十二生肖俑作為明器已被納入到了當時的喪葬制度和禮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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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漢原陵秘葬經》的記載,不同身份、等級的墓主人隨葬的生肖俑在尺寸、大小等方面有著嚴格的規定,代表了墓主人生前的社會地位。作為明器的十二生肖俑,除了厭勝、避邪之外,還象徵著墓主人死後的時間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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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薊縣城關白馬泉出土唐代塔形罐,這種罐又叫塔式罐,因形似佛教中的窣(音蘇)堵波(墳冢)而得名,與唐代佛教文化的興盛有關,是唐代新出現的一種明器。唐武宗滅佛後塔形罐漸趨消亡。塔形罐在北方地區的唐墓中十分常見,而南方則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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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博物院徵集的唐代「得壹元寶」、「順天元寶」。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全面爆發。乾元二年(759年),叛將史思明殺死安祿山之子安慶緒,在范陽稱「大燕皇帝」,篡奪安祿山大燕政權。上元元年(760年)六月,史思明銷燬洛陽銅佛鑄造「得壹元寶」錢,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流通使用,但因軍事上的不利,史思明開始迷信「得壹」為不祥之兆,鑄造僅數月後便下令收回改鑄「順天元寶」直至安史之亂平息。賊平後,大唐政府下令廢除並「還將鑄佛」。從當時流通的貨幣來看,史思明確實具有一定經濟軍事實力。得壹元寶錢鑄造精美,出土量極為稀少,即便在洛陽也難得一見,泉界也有「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之說,可見其非常罕見。得壹元寶除背上月紋者其餘皆罕見,更有背四月者堪稱古泉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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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東麗軍糧城出土的唐代陶胡俑,深目高鼻,絡腮鬍須,面部表情生動,神態刻畫細緻入微,衣襟敞開,露出胸腹,充分展現了唐代胡人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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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東城區出土的唐代釉陶俑,頭戴氈帽,身穿翻領窄袖長袍,腰上繫帶,腳穿長靴。右手當胸握拳,左手置於腰間。可以讓人想見千年前,胡人在幽州大地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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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早在魏晉時期就已發明了上馬用的單鞍鐙,至北燕時,真正的雙馬鐙形制已經成熟,馬鐙發明後,騎者在馬上獲得真正的依託,能夠更有效地控制馬匹,戰士的雙手徹底解放,戰鬥力顯著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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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唐代嵌金鐵馬鐙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獨特之處,但它們是從北京市豐臺區史思明墓出土的,讓人不僅想到,這個粟特人,當年就是腳踏此鐙背叛了大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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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是我國遠古先民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神獸形象,也是中華各族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史思明墓出土的這件銅坐龍是目前國內所見最早的銅坐龍實物,也是唯一一件唐代銅坐龍。這種坐龍的形象在宋、遼、金時期坐龍大量出現的重要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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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明墓隨葬坐龍,既彰顯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用來辟邪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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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豐臺區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包含哀冊和諡冊各一套。漢白玉質,長條形,正面的冊文為陰刻行書,字口填金;其中部分玉冊的背面刻劃淺細的「哀」字,當為哀冊的一種標識。在玉冊的兩個側面的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個穿孔,用以按照相應的次序將其連綴成冊。諡冊和哀冊僅限於皇帝、皇后、太子等具有相當級別和特定身份的皇室貴族使用,體現了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和觀念。陵墓中用玉冊始見於唐代,當是承襲並仿照前代的駐冊而來。據《舊五代史》記載:「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史思明墓中出土的玉冊,是其僭越稱帝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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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文中照片皆為作者四庫全叔拍攝。

注2:文字參考展覽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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