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讓子彈飛》僅僅向我們打開了民國時期土匪的一個小小一窗口,而一旦還原歷史,我們會發現,那些草野間的故事並不只是浪漫,更多的是遍佈悲涼,土匪並一非如我們想象般殺富濟貧,而大多怙惡不悛。
民國創立後,“沒有一片區域沒有土匪,沒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辛亥革命以後的10年裡,很多報章開始不再把中國稱為“民國”,而稱為“匪國”。到1930年,土匪人數的保守估計,為2000萬左右。土匪為禍中國,尤以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為甚。山東自古以來民風剽悍,民國成立之後的連年戰亂中,那些擁有“雄才大略”的軍閥政客們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東大漢,爭相來山東招兵買馬。各省招兵多半在山東,而遣散一兵,山東即來一匪,是在招兵未戰之時己伏蹂躪山東之種子。在民國這一社會大轉型時期,山東土匪“順應”潮流,適時而變,從而出現了一些與傳統社會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徵。這主要表現在:一、土匪在裝備和編練上實現了“匪隊”的現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顯。但同時必須指出:土匪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無疑給轉型期的民國社會帶來更高強度的危害。
《時報》載,1917年,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屬邀李翔臣為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雲:“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面,減去一萬元。回籍後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土匪搶架勒贖,後來發展到四處搶掠、逢人即架時,要價就降為三百元、百餘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時可用百個雞蛋贖要。魯南是土匪的淵藪,多股匪徒先是以抱犢崮山區為穴巢,洪水猛獸般地向沂山、蒙山擴張,繼而橫行魯中。到上世紀20年代末,僅臨沂就有匪夥50餘股。他們小者數百徒,中者千餘數,大者萬餘眾。百姓為自衛計,紛紛成立“大刀會”、“紅槍會”等民間組織;小村併入大村,村村修圍牆,築圩子,買槍支,造土炮,設哨樓;不少地方還成立了“聯莊會”,一處有匪患,八方來助剿。 1922年11月19日《申報》記載,“安邱縣,一夜焚燒村鎮百餘,損失數十萬……據調查所得,山東各縣,平均每年損失在十萬以上,人均每年損失在十萬以上,合計全省每年用於贖肉票者在一千萬餘元,而焚燬村鎮之損失,尚不在內。”由於土匪的猖獗,勞動力慘遭殺害,經濟蕭條,“人心惶駭,市面金融愈益陷入恐慌狀態,大有周轉不靈之勢。”
民國初時,山東軍政顯要從田中玉到熊炳琦,從張宗昌到韓復榘,無人不喊要剿匪,無人不嚷要緝賊,省政府年年發兵,月月進剿,匪患非但未滅,反而愈剿愈獗。韓復榘的部隊多吃空餉,槍支、彈藥皆無定數。韓部中私賣槍彈與匪者,不乏其人。韓的剿匪部隊常與劉黑七匪夥,在約定地點挖道戰壕,劉匪把金銀財寶放諸壕內,韓部朝天空放幾槍,便跳進壕內取走財物,遂將槍彈置於壕中,官軍一撤,劉匪即把軍械取走。頑童們見韓部朝天放空槍,常尾隨其後揀銅製的彈殼去換糖塊吃。匪患與腐敗常常是一種社會併發症。官吏靠權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奪,純屬“無本生意”。官匪為禍,民不聊生。 1928年冬,蒙陰代縣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報災請恤呈文》中,這樣寫道:“頻年以來,凶荒、兵燹、癘疫,紛至沓來,奇災殊禍,非唯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時所未聞。死亡流離,蓋已損十之五六矣。所遺殘黎,強半槁項黃馘(大半人頸項枯瘦,臉色蒼黃),奄奄就斃……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數人或十餘人。送死之具,初猶用棺,繼則用箔,終則箔亦用盡,割取田中禾本編之捆縛以掩埋者……自五月至八月,數月之間,死者據查己達二萬三千餘人,迄今猶未已焉……”如此怵目驚心的呈文,送達省府,競泥牛入海。 本文來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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