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之際，在古山陽（今河南修武縣）之地的嵇公竹林裡，聚集著一群文士，他們談玄清議，吟詠唱和，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以其鮮明的人生態度和獨特的處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廣受爭議的群體，也成為魏晉時期的一個文化符號。他們就是被稱為竹林七賢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
明 仇英 竹林七
01.稱謂的由來
從西晉後期陰澹提出竹林七賢之說，再到東晉和南北朝，竹林七賢之稱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世說新語》等文獻中逐步定格，演進軌跡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稱為竹林七賢的，是西晉左將軍陰澹。他在《魏紀》中寫道：“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由於竹林七賢中最後去世的王戎卒於晉惠帝永興二年（305年），與陰澹生活的時代約略相同，而之後緊接著便是“永嘉之亂”。所以，竹林七賢的說法在西晉時期並沒有得到廣泛流傳。
到了東晉，竹林七賢之稱才廣為流行。東晉史學家孫盛在《魏氏春秋》中寫道：“（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玡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東晉戴逵的《竹林七賢論》，對竹林七賢行實多有記載。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述魏晉名士風流，特拈出竹林七賢：“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劉孝標註引孫盛《晉陽秋》雲：“於時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可見，自東晉開始，竹林七賢之稱已廣為傳響。這一時期，也有稱竹林七賢為竹林名士的。東晉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稱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稱為竹林名士，把裴楷、樂廣、王衍等人稱為中朝名士，並著《竹林名士傳》三卷。
《世說新語》述袁宏作《名士傳》的一段話，使後人對“竹林七賢”之稱產生了爭議：“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依謝安之說，所謂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時戲言，而袁宏卻信以為真，寫成了《名士傳》。
陳寅恪先生以為，“‘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陳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賢”之說，謝安自稱“特作狡獪”，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從西晉後期陰澹提出竹林七賢之說，再到東晉和南北朝，竹林七賢之稱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世說新語》等文獻中逐步定格，演進軌跡十分清晰。若謂為虛妄，理由顯然不夠充分。
清 禹之鼎 竹林七賢圖
02.緣何聚于山陽
山陽因位於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徵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
以今之區劃而論，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劉伶來自安徽省宿州，王戎來自山東省臨沂，阮籍和阮咸叔侄來自河南尉氏，山濤和向秀來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區隔，年齒相懸，既無舊誼，亦無姻親，原本毫無關係，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相聚于山陽、共為竹林之遊呢？
除了《晉書·阮籍傳》所說的“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賢相聚于山陽，共遊於竹林，還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原因，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魏晉時期興起的玄學思潮，使文人對主張清靜無為、迴歸自然的老莊哲學情有獨鍾，而位於山陽的嵇公竹林則為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清靜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漢末形成的“處士橫議”之風，在魏晉之際演變為清議，並內化為文士的一種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攜入林，談玄清議，把酒言歡，該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晉時期盛行的飲酒服食之風的深刻影響。陶淵明詩云：“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而在古山陽，不論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陽北面依託的太行山，更有許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長生的所謂“上藥”，嵇康和隱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藥”石髓的奇遇。既然這裡有酒和“上藥”，文士焉有不趨之若鶩之理？所以，魏晉之際，山陽曾經是名士的集聚地，不僅有竹林七賢，還有呂安、呂巽兄弟以及阮侃、趙至等人。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與山陽的地理形勢和嵇公竹林的象徵意義不無關係。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脈，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稱。山陽因位於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徵意義，心中該會蕩起怎樣的漣漪？
至於嵇公竹林，其象徵意義就更為明顯了。竹子“寒風不變終身節”，“比德於君子”，成為君子之友。東晉名士王徽之非常喜愛竹子，曾言：“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種植竹林，何嘗不是出於對竹子象徵意義的認同呢？阮籍等人與嵇康暢遊於嵇公竹林，不僅因為他們有《魏紀》所說的“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等共同點，同時也有他們對竹林象徵意義的心有靈犀。
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嵇康。儘管人們說起竹林七賢，有的以嵇康領起，有的以阮籍領起，有的將嵇康、阮籍、山濤三人並列。但最早記述竹林七賢事蹟的《魏紀》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遊則皆是以嵇康領起。這是一種敘述方式，更是對嵇康在竹林之遊核心地位的肯定。《晉書》和《資治通鑑》敘及竹林七賢，也是以嵇康領起，表明其作者已經認同嵇康在竹林之遊中的主導作用。
嵇康雖是魏室女婿，但他對政治並不熱心，所以婚後不久即移居山陽，表明了不願介入政治的態度。他既具有“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飾，人以為龍章鳳姿”等顯於外的風度，又具有“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藏瑕，寬簡有大量”的高潔品格，以至於當時許多文士皆欲與之交，呂安、趙至為見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駕；鍾會攜書欲與之交而不得，因而銜怨構隙。阮籍、山濤雖年長於嵇康，但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傾心與之交，《竹林七賢論》所謂“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磚畫竹林七賢
03.人生態度
竹林七賢雖然被後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籤，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度卻不盡相同。
陰澹曾經用“豪尚虛無，輕蔑禮法”八個字概括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對於山陽之遊時的竹林七賢來說，這樣的概括大抵是不錯的。漢末以來，禮崩樂壞，人心思亂，而主張清靜無為、返璞歸真的老莊哲學則大行其道。受其影響，竹林七賢崇尚老莊，質性自然。
阮籍、嵇康尤好老莊，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莊，為《莊子》作注，“發眀奇趣，振起玄風”，使“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劉伶、阮咸皈依老莊，自然淡泊。劉伶在對策之時，還盛言“無為之化”，結果竟“獨以無用罷”。
至於山濤和王戎，雖然皆是西晉官場中人，官高位顯，攝居要津，但他們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為竹林之遊時，無不以自然為尚。即使是後來高居廟堂之上，同樣也是心屬老莊。王衍曾這樣評價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看來，老莊精神已經完全內化為他們自覺的思想意識。
竹林七賢雖然被後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籤，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度卻不盡相同。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政治態度得到證明。
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步入官場，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場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嵇康卻成了竹林七賢中最不願意涉足官場是非的人物。他娶長樂亭主之後，不久即移居山陽，遠離了是非之地，過上了不過問政治的處士生活，直至最後因鍾會構陷被殺；“少年好詩書”的阮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他既崇尚老莊，輕蔑禮法，又無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範，對政治則不免是外冷內熱，既心有慼慼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劉伶、阮咸之輩皆曾是官場過客，對政治並不是特別熱心。嵇康遇害後，與嵇康感情甚篤的向秀一時“失圖”，應郡舉入洛，司馬昭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說：“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令司馬昭大為感慨。山濤和王戎對政治則很有熱情，竹林之遊結束後，他們先後步入仕途，在強敵環伺、險象叢生的西晉官場以老莊哲學自守，故能遊刃有餘，步步高昇，直至位總鼎司，且能皆得善終。
就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度而言，竹林七賢中真正忠於曹魏者不多。如果說有，嵇康或許可以算一個，終身不與司馬氏合作，可謂明證。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與父親一樣，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當時的形勢，尤其是“高平陵之變”以後，阮籍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度沒有明顯的好惡，即使傳說他醉酒草就的《為鄭衝勸晉王箋》，在盛讚司馬昭“翼輔魏室，以綏天下”功德的同時，也不忘附綴兩句折中的話：“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乎桓文”；向秀、劉伶、阮咸皆由魏入晉，他們既無遺民心態，亦無貳臣之想，歷史興替，魏晉易代，皆作等閒看；山濤和王戎在曹魏時期默默無聞，至西晉始青雲直上，故對晉室忠心耿耿，竭盡股肱之力。山濤執掌吏部十餘年，前後所選幾乎涉及朝中百官，卻能“舉無失才”，為西晉初年的短暫升平作出了重要貢獻。王戎為官頗受詬病，但他對晉室的忠心卻不容懷疑。晉惠帝司馬衷自蕩陰蒙塵之後，王戎始終追隨而不棄之，“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著實難得。
明 陳洪綬 竹林七賢圖
04.處世方式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徵，而最能表現這一特徵的，就是談玄和飲酒。
人生態度是人們對人生與社會的基本觀點與看法，處世方式是人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本質特點。人生態度不同，其處世方式也就必然會有差異。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大抵相近，處世方式也趨於一致，最恰貼的表述應是嵇康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體表現為任情和率性。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徵，而最能表現這一特徵的，就是談玄和飲酒。哲學觀念上的皈依老莊，使竹林七賢對暢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阮籍著有《通老論》、《通易論》、《達莊論》和《道德論》，嵇康有《養生論》、《言不盡意論》，阮咸有《易義》，向秀有《儒道論》、《周易義》，等等。
在談玄方面，七賢與時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讓。即使是不讀老莊、不以談玄自居的山濤，其發言吟詠亦往往暗與老莊之旨相合。至於飲酒，更是竹林七賢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賢生當魏晉之際，深知既然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便通過飲酒來增加生命的密度。
阮籍好酒，知步兵營廚有酒，便求為步兵校尉。司馬昭要與他攀親家，他不好拒絕，就以醉酒拒之。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籍與王戎時常到其酒店飲酒，醉後便眠於婦側。其夫開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觀察，方知阮籍終無他意；劉伶嗜酒如命，飲酒之後，脫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見後譏笑他，劉伶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飲，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阮咸便隨之而上，一同飲之。山濤能飲酒八斗，可謂海量。晉武帝想試一試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濤卻是盡其量而止，不肯多飲。在竹林七賢中，山濤飲酒大概是最有節制的了。
既要任情和率性，則不免給人“簡傲”之印象。阮籍與王戎共飲，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兗州刺史劉公榮當時也在座，卻是杯酒不得。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有人問阮籍為何如此，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其所回答，頗具玄理意味。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鍾會來訪，嵇康半天不理他。鍾會無趣，只好離去。這時，嵇康才發話，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的回答也頗耐人尋味：“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任情和率性很難拿捏得恰到好處，稍稍過之，便近乎狂放和任誕了，而一入此途，便為世俗所不容。阮籍為母守喪期間，飲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彈劾。何曾還當面指責阮籍：“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阮咸居喪期間與姑姑的鮮卑侍女私通，後又騎驢追之，一起乘驢子返回，不僅惹得世議紛然，而且導致阮咸長期沉淪閭巷。當然，世俗之見未必公允，如阮籍叔嫂通問，竟然也引起世人非議，就有點“道學”的味道了。
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曾經令許多人感到不爽。批評者有之，指責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最為典型者是元代歷史學家郝經，他對何晏、王弼與嵇康、阮籍等人大加撻伐：“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莊，尚清談，謂之玄學。學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風波盪，不可防制。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鹹、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祿，汙穢朝廷，婆娑偃蹇，遺落世故，顛顛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或臨喪而劇飲，或途窮而慟哭，或箕踞而為鍛，或荷鍤以自埋，解弛樂浪，曠然以為高。”
雖然後人對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多所批評，雖然很多人並不欣賞竹林七賢的所作所為，但竹林名士風流卻愈扇愈熾，流及百代，並逐漸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只要一提及魏晉，人們就會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賢，想起他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想起一個時代的名士風流。
傅抱石 竹林七賢圖
05.文學創作
說起魏晉文學，人們常常把竹林七賢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但就現存作品而論，真正對魏晉文學及其後的文學創作產生較大影響者，只有阮籍和嵇康。
竹林七賢大多是文章高手，除王戎外皆曾有文集行世。但以現存作品而論，只有阮籍和嵇康堪稱魏晉時期的一流作家。
作為魏晉時期的著名作家，阮籍的82首五言《詠懷詩》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這不僅因為《詠懷詩》是探討阮籍心路歷程的重要材料，而且因為阮籍處於一個特殊的時代，其在借詩言志之時不得不把真實的思想情感隱藏在一個又一個意象背後，故而其詩“歸趣難求”。
南朝宋顏延之以為，阮籍“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晦。百代以下，難以情測”，不僅道出了阮籍所處的險惡社會環境，而且道出了阮籍的創作心態。此後不少詩家都接受了這種觀點。
清代學者沈德潛的觀點很有代表性：“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其中，令讀者莫求歸趣。”《詠懷詩》之所以“歸趣難求”，不是阮籍好為晦澀之語，而是時勢使然。魏晉之際的社會政治局勢，使對政治一直抱有極大熱情的阮籍，不得不對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來掩飾內心的熱情。正像《詠懷詩》第三十三首所寫的那樣：“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阮籍辭賦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賦》，此賦重點不在體物寫志，而在於借辭賦這種形式來闡發玄理，把聲、色、美、善等魏晉玄學經常涉及的範疇作為辭賦的立論主旨，從立意構思到遣詞造句，都充滿玄理色彩，開以辭賦言玄理之先河，表現出魏晉玄風對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
阮籍散文如《通易論》、《通老論》和《達莊論》等，以論說為主調，以辨析玄理為特色，對魏晉玄學的盛行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樂論》著眼於一個“和”字，從禮樂的關係角度，闡明瞭“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的道理，對孔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之說作了理論上的說明。《大人先生傳》是阮籍留給後人的一篇奇文，文章以一位服膺老莊思想的老者為描寫對象，通過老者與君子、隱士、薪者的不同對話，表現了老者的非凡氣韻，高尚品格，豁達情懷，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觀念和社會理想。
嵇康的文學創作是魏晉特殊時代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觀念的鮮明表現，流露出詩人生活在曹魏政權與司馬氏集團激烈政治鬥爭夾縫中的痛苦和無奈。在四言詩歌創作上，嵇康遠承《詩經》，近學建安，繼承創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晉之際四言詩歌創作的高峰。其五言詩自具面目，《述志詩》、《遊仙詩》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託喻高遠，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詩創作的成就。鍾嶸說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謂深得詩中三昧之評。
嵇康散文長於說理和辯難，劉師培評之為“嵇文長於辯難，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釋私論》、《管蔡論》等都表現出長於思辨、析理綿密的特色，尤其是《養生論》和《聲無哀樂論》，以正面闡述作者的思想觀念為主，集中反映出嵇康對人生和音樂的看法，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答難養生論》、《難自然好學論》和《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屬於難答性論說文，思辨色彩濃厚，深受孟子、荀子和韓非子等先秦諸子的影響。
《與山巨源絕交書》堪稱奇文，在平白樸實卻又峻切尖刻的言辭中，表明了作者特立獨行的個性和不與世沉浮的決絕。其用語之辛辣尖刻，鮮明地反映出嵇康“訐直露才”的性格，如“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可謂嬉笑謾罵皆成文章。
說起魏晉文學，人們常常把竹林七賢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但就現存作品而論，真正對魏晉文學及其後的文學創作產生較大影響者，只有阮籍和嵇康。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竹林七賢的時候，幾乎毫無例外地僅僅拈出阮籍和嵇康二人，再向外延伸，也就是對向秀的《思舊賦》略加論述。這是客觀情況使然。因為宋代以後，竹林七賢的集子大多失傳，現在看到的阮籍和嵇康的集子，多是明人輯本。而山濤等人的集子散佚既久，又不見明清學人的輯本，自然也就很難對他們的文學創作加以評說了。
範曾 竹林七賢圖
06.藝術風采
竹林七賢不可能像老莊、李杜那樣令人高山仰止，但他們卻憑藉脫俗之舉和非凡之作，影響了一個時代，影響著中國文化和傳統文人。竹林七賢多才多藝，在音樂、書法和繪畫等方面各有擅場，成就斐然。
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音樂理論家，阮籍《樂論》和嵇康《聲無哀樂論》，涉及音樂美學的一些重要命題，最具理論色彩和思想深度，堪稱魏晉音樂美學史上的“雙璧”。嵇康長於琴技，臨終之時，索琴而彈，一曲《廣陵散》，遂成千古絕調；阮籍琴藝不俗，但他最拿手的則是“嘯”，其“嘯”韻響嘹亮，聲聞數百步。他入蘇門山尋訪孫登，曾以“嘯”與孫登進行交流。
阮咸是魏晉時期音樂名家，深識音律，精於鑑賞，時謂“神解”。光祿大夫荀勖制律呂，校太樂，自謂八音克諧。阮咸聞之，知其非中和之音，無一句讚美的話，竟因此而被貶出京城。後得周時玉尺，荀勖以之校正原作樂器，發現皆短一黍，這才不得不佩服阮咸“神識”。阮咸還是樂器大師，他對傳統樂器琵琶進行改造，製作出四弦十二柱的長頸琵琶。後人以其名字來命名，稱為“阮咸”。今樂器大阮、中阮和小阮，系由“阮咸”發展而來。此外，傳說著名琴曲《三峽流泉》亦出自阮咸之手。
竹林七賢的書法創作各有所擅。唐人評嵇康書法“如抱琴半醉，詠物緩行。又若獨鶴歸林，群烏乍散”，道出了嵇康書法舒緩特立的特色。阮籍、阮咸叔侄工行草，山濤工楷書和行書，劉伶善草書，向秀善行書，王戎善隸書和行書。竹林七賢的書法作品早已失傳，但從有關文獻記載中，依稀可見他們的書法風采。歐陽修《集古錄》載有《晉七賢帖》，雲七賢書法“得之李丕緒少卿家。丕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為真否。七子書跡世罕傳，故錄之”。
在繪畫藝術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賢中唯一擅長繪畫且曾經有作品傳世者。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載有嵇康《巢由洗耳圖》和《獅子擊象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亦將嵇康歸入“歷代能畫人名”之列。
往事越千年，名士風流已被雨打風吹去。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竹林七賢留給後人的不僅僅是他們的任情和率性，也不僅僅是那些和任情率性相關的故事。他們的人格精神，他們的瀟灑懷抱，他們的處世方式，他們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多才多藝，都給後人以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之感。他們不可能像老莊、李杜那樣令人高山仰止，但他們卻憑藉脫俗之舉和非凡之作，影響了一個時代，影響著中國文化和傳統文人。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衛紹生，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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