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界对余秋雨有许多批评之声?

苏健朋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 中国文坛突然热闹了起来。

首先是寂寞了一段时间的王朔突然向金庸发难,写了一篇叫《我看金庸》的散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一时间,天下云涌浪奔,犹如武林两派火拼,极为热闹。

后来,金庸先生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事件才慢慢平息。


如果说,王朔代表了北派,那么金庸就是南派了。此事过后,以北京为主的北派文学又开始发难,向南派的另外一个大师发起进攻。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北大一个研究生,他写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天下哗然,一时间,众生才猛然发现他们平时仰望的余秋雨竟然是一个伪君子。

这次事件跟上次王朔批评金庸不一样,这次火药味更浓,参与围攻余秋雨的人更多,时间更为久远。

当初金庸被批评的时候,还有很多武侠迷挺身而出,为金庸声辩。然而反观余秋雨,他几乎是一人独战天下。据统计,当年批评围攻余秋雨的文章,约有一千八百多篇。

可奇怪的是,任天下风雨满楼,余秋雨就是坦然相对。

没有人替他声辩,他也没有替自己发声,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写文批驳,他说了一句:“马行千里,不洗尘沙。”

直到十二年后,当天下的明枪暗箭都熄灭时,余秋雨才拿出了一篇《“石一歌”事件》文章进行了说明。

现在反观当年文化界的这个事件,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文人对余秋雨进行批评,其实联系当时的语境可以知晓一二。

先说个段子。

九百年前的北宋王朝,王安石因为变法而跟司马光尖锋相对不可开交。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为了对付保守派,决定拿保守派的一个人出来开刀,他们竟然不是拿司马光开刀,而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高才苏东坡,于是便以一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将苏东坡往死里整。

后来有人想不通,保守派那么多人,且当时苏东坡还不是一个特别顽固保守的人,王安石等人为什么要拿苏东坡开刀呢,难道他们是因为看苏东坡不顺眼吗?

事实是,他们看苏东坡不顺眼是有的,但更大的原因是苏东坡是当时文坛盟主,举世无双的文化大师,改革派认为拿苏东坡开刀,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这就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高于世,人必非之。

同样,当年余秋雨被天下文士围攻,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心理。当时,余秋雨以《文化苦旅》等散文集横行天下,无人能挡,连港澳台的文化大师们对余秋雨也是谦逊三分。于是,当时有人就这样评价余秋雨,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学大师。

二十纪世末的是一个多么浮躁的时代,文坛也不能幸免。当时,因为王朔骂金庸事件以后,那些渴望在文坛里出名的人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要想出人头地,仅靠才华是不够的,要学会骂名人,死去的名人不能骂,就骂当世活着的名人。

于是,余秋雨就成了天下明枪利箭的靶心。

当金庸面对天下围攻时,他说要“八风不动”。而余秋雨也一样,任世间毁之谤之非之,他依然八风不动,该写的书继续写,该上的电视继续上。于是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当时余秋雨貌似被骂得很凶,但是对他的名气一点也没什么影响,他的散文集还是年年在各大书榜上排行前列。

而如今,事过多年,不知当年骂余秋雨的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人又在何方?而余秋雨却仍然春风明月,独享着“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学大师”的盛名!


月望看历史


沪上余秋雨大师,是漂亮人物,也是成功人士,席丰履厚,出权入贵,可谓风光无两。但是,我一直视他为病人,更当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

所谓悲剧,不一定是身世悲惨,更多指的是身心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左右,所裹挟,所笼罩,成为一团矛盾,痛苦挣扎,永远无法解脱的生命状态。过去顾随先生论悲剧,说人的悲剧有两种,一种命运的悲剧,如李广,是真将才,是真完美,是足以凭本是封侯的,可是他命不好,只能委屈谢幕;还有一种,是性格的悲剧,像项羽之刚愎自用不能用人,连范增都不容,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性格决定的。

余老师虽然如今是“广大教化主”一般的人物,在书中、讲堂里、电视上,妙音说法,教导众生,舌灿莲花,苦口婆心,但我会时常不礼貌地恍惚起来:这个人在教人之前,是否需要先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在我看来,余先生自身,就是这个时代悲剧人物的标本,而他所有的“不幸”,都来源于他性格上的失调和精神上分裂。

在中国大陆今日的知识圈,他和范曾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两位“大师”(有官方认证),但也恰恰是他们两位,最不见容于文化界,说句冒犯不伦的比拟,像是沦为那个圈子的马蓉小姐,名利自然也是双收了,但也几乎千夫所指,为同类所不齿。

也因此,他们呢,一方面呶呶不休地自辩,另一方面,也只能无奈地“走下神坛”,面向大众,洋洋侃侃,去获取他们想要获取的。

所以,你们看到“大师”,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衣着光鲜的“病人”,一个“余”字编号的悲剧文化人。我说下这些话,并无丝毫的嘲弄之意,也全无愤懑之绪,完全是一种"若得其情,哀矜勿喜”的心情。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四分五裂,大概只有在两件事上还存有共识:一,好好挣钱;二,抵制余秋雨。

这当然都是不正常的文化生态。因此,一直以来,有一种反拨的声音在解释原因说,文化界对余老师的群起而攻之,是因为“文人相轻”,是因为“由嫉生恨”。

如果大家还愿意是诚实的,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绝然否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因为显然,任何公众人物,不管你是大师龙象,还是阿猫阿狗,都无法让所有人欢喜,让所有人满意,动辄得咎,毁誉参半,基本上是他们的共同处境,我想这是一个世情常识与最普遍现象吧。余老师又不是金刚不坏,也尚未得登天梯获颁免死金牌,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数十年的荧光强灯下,在不断翻腾的舆论漩涡中毫发无损,时时刻刻圣洁如海上白莲花。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两个方面下断论,又显然把中国知识界同仁想得过于愚蠢,也把他们这个群体猜测的过于团结了。很显然,“文人相轻”,只会是某一类、某一群人,特别是那些地位比他卑微的人因为心里不平衡,才会对他产生轻视,而不可能是知识圈整体性地排斥和狙击;说是“由嫉生恨”,肯定是更站不住脚的。知识圈内论名论利论曝光度比余先生更高达的何止成百上千,除了另一位范曾大师,还有哪位人物见过这种被集体讨厌的阵仗,况且要知道,当下可是文化人们名闻利养的最红利时期,余先生获取的那些老实话还真是蝇头小利,我这种贫民窟厮混的,都没怎么眼红过,更何况那些随时“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文化界人们?

所以,余大师在圈内,搞得这么声名狼藉,最大的原因,理应另有他说。


我向来认为,排诋余大师,所贬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的类型”。

余先生在文化界,在当下,是作为一种社会学中所谓的“类型人”存在的。而恰好,他这种类型引发了他的同类极大的不舒服感,甚至是恐慌感,这才是他招引集体性反感的核心原因。可以说,余先生的存在,像一个生动反面的、无远弗届的擎天柱版照妖镜,总让那些文化人群体看见一种他们自己极不愿意成为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身心也可能远比他们的批评对象污浊的多。

这个道理,举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我们日常现实中所最常见的,良家妇女当然是极度讨厌妓女的,但是妓女呢其实也尤其对妓女咬牙切齿。为什么呢,因为她们都分别看到了自己鄙夷成为和拒绝承认的两面。所以,余先生成为众矢之的,没法说他是最恶劣的,只能哀其不幸,木秀于林,只能被伐薪烧木制为精致而可以行销广远的标签。

那么,问题来了,余先生在当下,代表着什么样的“人的类型”呢?


我说,余老师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无行”的“类型人”:虚矫伪善、自艾自怜、谄媚权力。

1,虚矫伪善超越常情。有人说你文章有些东西搞错了,对的当然无妨执善固执,明显错了放点高架子”服善不矜”一下子行不行,佛祖法力无边尚承认自己有“三不能”,你只是“大师”又不是上帝,出点小错并无损“学问大家”尊严对不对?钱大昕受到戴震质疑后写信致谢、胡适被周汝昌挑错欣为“孺子可教”,历代不但没有人觉得他们的权威有降,反倒成为卑己自牧的美谈。 余大师怎么做呢,始于恼羞成怒,继之强词夺理,最后文过饰非;年轻时代明明是写作组一直好笔,在彼时此刻此时都不算什么了,连污点都说不上,偏偏拒不承认,当事人朱永嘉朱维铮他们都出来指认了,还只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发善心捐款也是慈悲心肠,红口白牙说要捐一所学校,后来变成了30万,再后来变成了图书馆,最后变成了三万本书,不用说,肯定也还没捐出去,连这些带捐的书有没真的落实都不明不白........余先生太喜欢作这类事情了,也许真的演戏会上瘾吧。

2,自艾自恋使人发毛。南方小男人多刚健不足,带点“天然恋”,也是世之常情,加上读了那么几本书,丑人多怪文人多情嘛,一般人想也多能体谅。但是余先生的自怜,维持时间之长,发掘之深入,表现之逆天,力道之充沛,滋味之酸劲,真的,如果细想,真的会午夜梦回,噩梦连连。在几乎所有的书籍中,他都把自己搞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角,哭天抹地,声泪俱下,絮絮叨叨诉说受所有人迫害,他说,他这么完美洁白的圣贤人物、仁人君子,结果被害得家破人亡,简直天理难容,而“中国文化”最使他感到“痛切”的,就是它“坐视纵容”大众迫害他;举个例子,您看看他是吹老婆的呢——“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边疆郊外的一个人烟稀少的风景点玩,那里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当年,看到此处,只能一句“卧槽”表横无际涯的佩服之意.......... 一个老年版本的郭敬明跃然世界。

3,谄媚权力妙手到恶心。作为文化人,最标榜的,不过就是骨气二字,这是他们所有信心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对于权力,当然是人之所趋,但是总需要点遮掩,不要太露骨,吃相太难看。余先生之所以如此被他的同类所厌恶,最大的理由还在此媚功实在使人可爱可哀又可怜可叹。比如“含泪”之事,想人类有替死人宣读遗嘱的,有帮死人打抱不平的,有为死人烧香度亡的,但是还真没见过竟然为了涂饰说那些悲惨的死难者死得幸福的,这怎么能不引起公愤呢?这方面,因为不便细说,也就不引申了。

最后,作为一名初中时代就受《文化苦旅》恩赐的老读者,谨愿余先生多捐点款,少写点书。《论语》讲君子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圣人之言,没有调侃,我也是真心的告白。

2018,6,9,午间漫谈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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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愚愚


驱使我回答这条问题的最大动力,不是余秋雨这个人,而是在看了几位朋友的回答后,觉得其中涉及学者与文人的区别问题。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是不为大众熟悉的,他对中国和世界戏剧的专深研究发生在八十年代,只为同行和高校相关专业所知晓,走不进大众。而走进大众的余秋雨,是那个以《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赢尽天下人的余秋雨,这后者只是一个文人,不能算一名学者。

学者之为学者,全在学问二字。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皓首穷经,自守寒窗,不与世事,虽满腹经纶,博学精专,却不为世人所知。大众是不需要学问的,本质上不需要,你的小日子容不下多少高深学问,也没这个必要,别把自己往高端里蹭了。没有研究生以上的学术训练,你没有能力知道什么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学问。这十多年,大众媒体为了吸引观众,一些文化品牌栏目打出“某某学者主讲”的字样,你以为听到的就是学术精华了吗?别傻了,若然余秋雨在电视里跟你大谈莎士比亚戏剧的版本,修辞,典故,你立马就懵逼了,真正的学问你是听不懂的好不好。“某某学者”只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充其量做些很有限的“科普”而已啦。

鄙人来今日头条这两三个月,发现朋友们对于明代的文人是如数家珍,而对清代有什么人则知之甚少。我想个中原因之一,是清代的文化格局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经学、诸子之学、训估、音韵、考据、类书等在清代达到中国历代的最高水平,至今整个华语界仍无法整体超越。明代出文人,清代出学者。文人是什么,文人是要在社会上发声的,靠评论时局、创作大众文化产品赢得名声和生活资源的人。过去,文人以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身份出现,近现代新闻业发达后,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撰写文章,开办专栏,获得社会知名度、号召力。鲁迅、茅盾、梁实秋、徐志摩是文人,孟森、陈衍、陈垣、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萧公权、金岳霖是学者,两者的领域生态不同,获取资源、确立功业的尺度不同,不能同日而语。可不可以一人同时于两者有见树呢?可以,鲁迅先生算是一位,胡适算一位,闻一多先生也算是一位,但是他们作为学者的研究领域却一样远离大众。有些人认为,艺术、人文、历史、宗教,原理大家都懂,都容易明白,专家只不过比我们懂多一点而已,这是错误的。专业与非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三个地方,研究方法的尺度拿捏,信息资源的获取与运用,评估与流通体系的健全与稳定。社会是杂而不纯,人的知识修养是有各种的局限性的,凡是专家都乐于承认超出自己研究领域的,他不懂,而我们的大众有时反而很难承认这一点,那怕一些是本科学历的,到后来也以为很多他都懂,哈哈。

以上文字是我回答这问题最大的动力所在。说完这些,再看余秋雨。《文化苦旅》《千年一叹》写给谁看的?写给不懂这方面专著,平时就没多少这方面的思考感悟的文艺青年看的(文艺青年指心态,不以实际年龄为转移)。确实,我观察过,手拿一本《文化苦旅》的人基本上就是青春少艾心、满脑子彩色梦想,喝咖啡红酒,网聊一流投入,不就这类读者为主吗?所以,作为戏剧家、作为文人的余秋雨先生就尽得风流了。他的笔墨确实是可口感人,没有思想深度和知识修养的人,就觉得那是好到极点的“学者散文”了。但是,这种作品你会发现,今天看和你十年后看,不会发掘出更多的信息,十年前你就看明白了,这样的写作除了辞藻华赡、色彩绚丽、可口香软之外,装载了多少的文化信息呢?余先生的大作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读,不错,正当其时,超过二十五岁仍然痴迷其中,以为甚好,我觉得你要清醒了,三十岁以上仍如此,就真要担心一下你心智的成熟程度了。我对这类华丽得不行,内涵主题没什么的作品曾经是相当熟悉的,那就是汉六朝时的赋体,真没多少东西看,例如那位叫司马相如的先生。文胜质太过,即为“伪”!这是文章之道千古不易的判断标准。余秋雨先生的知名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大众不知何为“真”何为“伪”的阅读水平和心态追求上的。

也许有些人认为余先生是当代文化的一座丰碑了,我不知道余先生是不是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他非常享受这一切。文人如果自己的内心也如“戏子”的话,那他除了演就真的不能再干别的,因为真诚真实的面对自己,是件很痛苦的事儿。这十年来,余先生过去的、现在的一些丑行被揭发流传后,无论是粉丝和他本身可能都无法接受。粉丝无法接受很好理解,因为“青春文学”的主角一定要具有理想的完美人格,那么大的污点是遮不住的,这么大的丑态是圆不了的。而余先生定的“三不”说明什么呢?以他的智慧他会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别装了吧。

所以,余先生是我本人最不屑的那类文人。文人身上的优点与毛病他全都有,坏就坏在他只享受好的,只承受好的,别人谈论他坏的,他都以为是污蔑中伤。这好吗?

我反而真诚的呼吁那个学者的余秋雨再度“占据”余先生的人生。把自己的学术专长继续在学术领域耕耘发挥吧,别再进入大众文化领域了。在后者里面,你即使再牛逼也只不过是做快餐的主,中国不缺这类人,可惜了你在戏剧研究方面难得的能力,不值得!


唔好嘈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著名文学家、美学家,主要学术研究是在戏剧方面。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引人瞩目的成绩吧,余秋雨一度成为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对他各种非议和批评之声不断,被各大媒体推举在风口浪尖上。


有过这样辉煌成就的余秋雨先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界人的批评之声呢?我也很想知道,于是,看了众多相关资料之后,我算是明白了,无非就有两个原因而已,一个是人品,一个是文品。

一、关于人品:称他在文革期间参加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而且至今不愿意对这一行为表示忏悔。


最重要一个导火索是 1999年被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指责为“文革余孽”、“才子流氓”。原因是认定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曾经是“石一歌”文革写作组成员。

这一事件,为什么在时隔十多年之后,有人再次提起呢,为什么没有在文革结束后就提出质疑或者反判呢?


即使他曾经在文革中犯过什么错误,那也是时代造成的。何况他那时候还是位初涉世的小青年。谁还没在年少的时候犯过点错啊!时这境迁,再提及,就有点别有用心了。

还有一件颇受争议的事件,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之事。

网络上称,余秋雨向灾区捐款20万元是子虚乌有。


后来余秋雨发表声明,说捐款20万不是修建三座希望小学,而是为三所学校新建三所校园图书馆。都江堰教育局的说法也是余秋雨是向三所学校提供20万元的图书。

文化界人士说余捐款有“诈娟”之嫌,说是“秋后算帐”。他的问题不在于“捐没捐款,而在于”说没说谎”。

这一事件当时在网上传的诽诽扬扬,后由灾区教育局一再说明捐建实情,又由王蒙、冯骥才、张贤亮、贾平凹、刘诗昆、白先勇、余光中等名家纷纷为三个学校图书馆题词,风波才得以平息。

捐款这个事儿,是个很私人化的事情,捐还是不捐?以什么方式捐?都是当事人的权利,舆论方面以此来裹胁或者批评捐款者,似乎就有点不太厚道了,即使余秋雨是明星式的人物,那也有他应该享有他的自主权。


二、关于文品:批他学术不严谨,存在很多文化硬伤,学养不足。

我有本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还是非常喜欢他的文风的。余秋雨开创一种特殊的散文方式,不追求辞藻,追求简练直白,不追求优美,追求哲理品质。放弃故作高深的架势,却铭刻某一种直指人心的力度。他的文字表述,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从容。这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可以体会。

随着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的声誉越来越高。批评之声也就越来越多,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的效应吧。有说他的文化就是励志鸡汤,有人说是快餐文化,是消费文化。


说他的散文有历史知识上的错误,说他是“假哲人”,“假君子”,“假学者”。各种批评和非议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想这也有余秋雨先生对批评之声的尖锐对立的原因,他对批评界的态度不够谦虚。所以引发媒体和批评界热炒的极端现象。传媒和评论界最容易走两个极端。


捧的时候是随心所欲,慷慨大方,这好,那好,光彩夺目。贬的时候又是当头一棒,批倒批臭,再踩上一脚以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现象也已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假如余秋雨默默无闻,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他,批评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有接受不同观点和声音的度量,这些声音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也算是文化界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碰撞。有利于文化建构的深化和丰富,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所以包容批评之声对余秋雨来说也是很大的心理跳跃。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写文立传吧,嘴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吧。何况现在网络文字互怂实在说不清楚什么?只是制造热点文而已。坦然的心态最重要。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台湾畅销书作家刘墉说过,一个人的书如果畅销一年,可能是炒作;三年就会成为一种现象;十年便是社会现象;三十年便成为历史现象。我想,余秋雨最好还是留给时间去评价、沉淀与考验吧。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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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共读


文化智慧更多的在圣贤原著

自从一读《红楼梦》,不看人间糟粕书。这里书仅限于文学艺术,否则可看的书实在太多了,孔孟老庄、宋明理学、四库全书、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儒藏、道藏、佛藏等等。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五千年,留下多少可以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宝藏啊!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其他作品都显得黯淡无光,准文人的文学作品就更没法看了。对余秋雨的著作很少关心,因两次被邀请回答这个问题,就耐着性子把他的系列文章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老子和孔子》等都看了一遍。

当努力寻找文章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髓时,却总感觉作者在与人捉迷藏,有时偶尔触及某一个点,却总是浅尝辄止不得其要,或许这是准文化作家的特点吧。余秋雨先生的文字比较容易被未进入社会的学生所欢喜,至少在他出名的年代应是如此,因为学生正处于对未来充满好奇与遐想的年龄,而文学表达往往稍微欠缺,文字也常跟不上遐想的脚步,自然在遇到类似意识流作品时,易惊艳于情感也能似记流水账般的用语言描写和表达,易共鸣于说话无须那么多填空判断式的确指的约束。而人之常情的相契往往会让不谙世事的读者得到一种确证自我存在的满足感。作为写作启蒙,他的作品对写作来说还是有些价值的,但仅限于此。

余秋雨现象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原因,即以前的教育从来没有告知学生,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明珠;更没真正让学生弄明白,中华文明为何那么伟大与不朽;也没有郑重告知学生,大部分的文化成果都被老祖宗记录了下来。以至于当有人稍稍涉猎古人的典籍,天马行空地驾驭文字似梦如幻时,读者轻易地被感染进而认为作者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可正是在这种看似厚重实则浅薄的陶醉下,作者的智慧已摔碎了一地。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涉及到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真实性,也有部分戏论及自娱的成分。真实性占8分,戏论占2分,也可以算是对历史的个人观点。虽从学术角度看,多少有些严肃不足联想有余,但也没必要过分苛责,毕竟只是准文人的自秀情结,大多数言论对外人也没多少攻击性。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真文人是象文天祥那样具有凛然气节的仁义君子,真实的学问是彻骨彻髓顶天立地的学问!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种文化,仅凭文字就能让人热爱生活,且持久而恒常,那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封建腐朽的不是儒学,恰恰是侵蚀了儒学的那部分。而余秋雨先生于正统儒学的学问仅停留在训诂层面,于真义可谓零深度,反而对封建腐朽这部分的研究和评论似乎更有所获。这也是让人深思的人文现象。作为文化学者,更多的责任在于深入文化的宝库中探索,而不是在宝库周围转悠摆pose,却始终进不了门槛。

不知不觉说到关键处了,什么是真学问?真学问即实证良知本体,那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不是空想出来的。没有深刻的真实体验,又怎么能写出如圣贤文章那样洞彻真理的文字呢?体会深则文字深,体会浅则文字浅。《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王阳明说:“良知(本体)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 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李颙(李二曲)也说:“人人具有此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觅驴,是以谓之百姓。学之如何?亦惟求日用之所不知者为知之耳。

儒家把良知分疏为本然良知、现实良知、悟得良知、发用良知。现实良知为常人生活中的良知,有被污染杂妄的一面,也有天良真诚的一面,其真诚的一面时有显现,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等

四端,这是从事的后天层面而言。若从良知本体层面言之,其心体本然真态仍在,只不过较微弱难以显现而已。王龙溪说:“当下本体,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拟议即乖,趋向转背,神机妙用,当体本空。” 《孟子·公孙丑上》中有 “凡有四端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二曲对悟得的良知本体景象有较完整的叙述:“虚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岳。静而虚明寂定,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是谓中节之和。” 此良知本体超越心与物的意识形态之上,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恐怕还没有相应的名言来比拟,无以名之,暂称之为“超心物的哲学”,以俟大俗大雅君子之教正。

而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真实境界,更是准文化作者未梦见在的,在此引录另一位大儒的话以唤醒梦中人!

王时槐(王塘南):人在生理中,犹鱼之在水,由中彻外,无之非是。此理塞天地,亘宇宙,无微可间,无时可息,本性空寂,而非冥顽。其中自有这段生生不容已之几,瀰满充周,活泼圆融,孔子所谓“逝者如斯”,《诗》所咏“於穆不已”者是也。须知此理,乃为知性。程子曰“天道运而不已,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物生不穷,皆以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儒叹自汉以来,学者未知此义,岂不然哉?

王时槐:嘉靖进士、嘉靖南京兵部主事、万历贵州参政








后 记

为了便于理解,简单解释一下,其实上文已经将完整的过程说的比较清楚了,如果多看几遍,应能领会到更多。比如发用良知即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是走向“随心所欲不逾矩”或明儒薛瑄所言“此心始觉性天通”的过程。

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仁义礼智不是外来的,是每个人固有的。上述“四端”都属显露的端倪,若于此时体认,则属识仁体(即良知本体

)之良法。

关键在于体察“四端”显现时的内在心志与感受,那是仁心在生命、心意层面的气化反应,该反应之内在气机变化的真实状态是仁心的状态与感受的根据,敏感的人能感受到这种状体。

对此状态,任持之,扩充之,则能逐渐领悟到“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真实含义,而不仅仅是一种道理。将此所得及于人伦与万物就是儒家以仁经世的精髓!




参考书目(按年代顺序):

1. 《 孟子》 孟轲

2. 《传习录》 王阳明

3. 《王畿集》 王龙溪

4. 《王时槐集》 王塘南

5. 《二曲集》 李颙

6. 《原儒》 熊十力

7. 《李二曲研究》 林继平

8. 《儒家内圣修持辑要》 甄隐

9. 《传统修身法理》 尹真


新儒哲


文艺界认为余秋雨以“文化教主”为自我定位,我认为才是余老先生颇受文艺界批评的原因!

当然,真正的大师从来不会自称为大师,就像总统不会自称为总统。一个人不管你学识有多高,名气多盛,位有多尊,世界也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的!做人还是需要谦虚为好,谦虚是一种礼貌,是一种涵养!是人的一种精神有高度的延伸。虽然余先生字如玑珠,言似圣语,于电视讲坛,任专家顾问,妙语连连,奇思如潮,但仍觉得他还是受到了自己认为强大过自己思想的力量包挟着,他仍然须面对众人的评议,也许他的内心或也很痛苦,在世俗力量面前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他内心所希望的。



中 我们中国人会写文章的数不胜数!会写几篇文章也不是什么才子,什么大师,并不是你就可以雄瞰天下,唯我其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不敢称自己为大师,他的言行都极为谦虚谨慎。何况,莫言先生他为国争光,为民族长脸,替民族负重前行,他肯定值得赞美,肯定会受世人景仰!大师不是自封的,而是社会的褒奖!当然,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到达的高度。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不管在什么诱惑面前都会保持仰望未来,超越世俗的眼光!这样的思想家才有人去景仰!如果一文化名人思想家刻意去包装自己反而就显得庸俗了。更别说出入豪门,行限权贵的人了!这样就是普通人而己,不能称为思想家和大师!

真正的思想家从不把自己思想商品化!也不把自已的思想权威化强行推销!儒学始祖孔子周游列国讲学时,各国的国王都许以宰相之大位给孔子,可是孔圣人却不为所动;无独有偶,法国的路易大王也给大思想家卢梭贵族头衔,可是卢梭也婉言谢绝。这样视富贵为浮云的文人多得可胜数,所以没人认为他们给文人阶层抹黑,所以人民相信他们的思想。人民为什么相信他们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做到了自己思想所倡导的!中国的文化资源底蕴深沉,博大精深,多少文人墨客,多少才子佳人写了千百年都写不完,赏不尽,析不绝,丰厚历史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的文艺界看来,不是出一本书就可以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本《文化苦旅》不过也只是个人对一些事物鉴赏而已!并不能代表思想文化的原旨!何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原本就是文化艺术的特征!可能中国文艺界同行认为余秋雨先生虽名气大,《文化苦旅》也是名作,但也仅仅是一部作品,还不能就说自己就可以代表了中国文化成就了!也就是说,中国文艺界还有很多闪光的思想,余先生至少不能以教主的身份去代表中国文艺发声!中国文艺界对余秋雨先生的置疑恰好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界需要思想自由与民主的要求,所以得到了社会與情的支持!而余老则自然走上被社会置疑的风口浪尖,一时间成为了具有悲剧性的作家!



文人和思想家就一点也不渴望高贵的生活吗?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他们却可以视金钱权力为粪土,不媚权,更不眛钱呢?因为真正有高度的文人思想家的世界里尽是超越时空的对民众百姓的怜悯,他们在自己思想还没有在社会上变成现实之前,他们自己不忍心先于民众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不能因世俗而辜负自己的理想。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句话把具有“傲骨”的文人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展现无遗。他们之所以被世人认为是伟大者,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真正高尚的品行德行!

大众可以对文学艺术评头论足本来就是世界不成文的自由规则!思想文化界如果没有了争论的声音,还能叫思想文化吗?面对文艺的争论用得着官司吗?在德行里面,为维护一种错误了的,放不下尊严的行为利用了官司成功维护也好,也不能改变别人内心的否定!还不如坦诚好!从个人角度上说,如果没有面对争议的准备和心里尺寸最好就别发表文章。你发表的是个人思想的文艺作品,又不是严肃的法律政令,你也要求威权式的认同吗?人家法令是通过人民代议机构议会或人代会通过了的国家最高领导签发的才有资格权威!你一纸娱乐化文化消费品,尽然不许别人评论质量,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不是谁的文化教主!

余老先生可能也知道现代的民主思想来源于思想文化界的争论!史称这种文化艺术民主行为为“百家争鸣”!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任何民族的前进都伴随着思想文化的阵痛!的确,余先生的文章闪现过人性的光芒,引起众多共鸣,一夜之间,成就文化奇人!但是,时间每天都在改变着一切,时代在变迁,一切都在悄悄改变自我,包括年轻一代的认知已与往往与前代人大不相同。社会在前进,思想文化怎么会停在原处呢?根本停不下来,而且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拘泥于昨天,愤然于今日,怎么行得通呢!这不是读者们所希望的。

中国现在己到了可以产生文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时代了!何况,仅仅一本散文集呢!没有谁永远是霸主,特别是日新月异的文化艺术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一部中国港台电影一出即被大陆观众视为经典,每个人都争相跑到电影院一睹为快!甚至于小成本的小电影如三集片之类的也可以被观众津津乐道!但是,时间来到了二十一世纪时,大陆电影艺术异军突起,风头直盖过了港台。直到现在,就连好莱坞也不得不重视大陆影视市场和大陆演艺文化的实力!

文人墨客的传统是有别于权贵的,称之为文人“傲骨”。文人只所以傲骨,是文人的思想见识超越现实并有一定的完美理想主义,是与世俗有相当大的距离保持!陶渊明不为主斗米折腰,李白不为皇帝作诗等等就是文人们傲骨的体现。也许余先生可能与传统文人有些差别,以导至文界共伐。文人盛名之下拒权贵,拒金钱美女,才应是标准的文人吗?是不是,历史与时间会作评判!

难道是背判文人精神吗?我们只是作个猜想。余先生一时被文化界人士冠以“假学者”“伪君子”“物质主义者”等称评,甚至还有批评认余先生为“文化造假的骗子”,说实在的,这样的评论于余秋雨先生的初衷是不公的。如果硬要说存在失败,也是出于对现实世俗的百般无奈!不是败在自已的理想,而是败在欲望的上失控。因为有先贤的过往,世人对大师的要求几乎要接近乎圣人。文艺界对余先生的评论实在是让普通读者们难以理解!特别像我们这类缺乏思考精神的读者就更加难以理解!人生于世,做什么是个人自由,但是,评议也是别人人的自由!我想,只有忠实于自己,言行一致,不悖真理,对得住良心,谁论何评都由他一边去!时间一定会还给公正的评价。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剂强心剂,从此文艺界习惯了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层次思考!余秋雨先生贡献大,但受非议也多!这些年己不见到多少余先生的作品,见过的却是一些游记式的关于民俗与旅游的文章,也许余秋雨先生己厌倦了属自己的一个时代,自己想渐渐的忘却了它!


神碼人生


为什么苏东坡不被同时代的文人看好,甚至还遭围攻?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与名太高!

余秋雨的批评之声也有这样的原因。我不是在这里要把余秋雨推得多高,我只是以一个读者角度表达我的看法。


余秋雨的作品怎么样我们不去评判,我们只要看看《文化苦旅》的销量:

根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统计,截止到2006年,该书印刷了近146万册,付给余秋雨的版税达320万元。再加上余秋雨其他作品的版税,从余秋雨出书到2006年,他拿到的版税共计达1400万元。


很多人(尤其是所谓的学者)说《文化苦旅》就是游记,没什么水平,言外之意,我也能写得出,只不过不屑于写这样的文章。这是典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

我看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其他的书籍没有做更多阅读,以这两部作品来看,我觉得绝不是普通的游记,没有深厚的文史哲和美学知识,是写不出来的。其实要写出这类的文化散文,除了具备上述知识以外,还需要有现场的化学反应能力,我说的化学反应是指,人与景、人与物在相见的那一刻所激活的情感联想,比如《道士塔》,把王圆箓的形象还原得真实毕现,呼之欲出。余秋雨能用散文的笔触描绘出戏剧人物的张力。这当然得意于他的戏曲家身份。但没有戏曲的呆板,我见过很多舞台剧,即使里面嵌套着大的历史,但看起来像木偶。我觉得一个人能把文史哲的综合知识融进个人的亲身感受,还能以实地反应第一现场呈现出来,这比很多所谓的学者终生守着书斋,冥思苦想写出来的东西,有活力得多。

我觉得中国缺少这样实地走访的学者,用自己的学识去激活沉睡的文化胜迹,给我们一个看世界的角度,至于对错,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有些人说,余秋雨算不上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达不到学术标准,人家写得本来就是旅途中的一些感悟,为什么要往学术文章那个方向靠呢。有多少学术文章成为畅销书的?像黑格尔的《美学》基本上是一个推论到另一个推论,毫无阅读快感。

很多人说他人格有问题,什么找女学生,休妻再娶等,要说一个作家完美无瑕,那是不可能的。鲁迅停妻再娶,徐志摩追有夫之妇陆小曼,这都是轰动民国文坛大事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美名呀。


北斗地球




想起了余秋雨

我倒认为,余秋雨是有文化的人,他的写作,尚有着“瓷器之声”。

他有中国文化,他写文章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别开生面,如小人研究、文人研究、友情研究、嫉妒研究——从文学而非科学的角度。

他有一篇文章,写道一株树被伐,做了打猎的棍棒,因之这被用于打杀生命的棍棒好生歆羡那些能够在大地上继续生长的树并且“自惭形秽”。

我当时旁批道:“懂了,汝即棍棒”!

但虽然棍棒,尚非猎人。

他似乎觉醒,在“猎人”被逮捕,公审之后。

他被扔在地上,再次接触大地。

他于是认识到极左运动是“灾难”,“领袖们”“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全国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的搏斗而遭殃”。

之所以说他的文章尚有瓷器之声,是因为他的文章里尚熔铸着中国的审美的文化,功利的西方价值尚不是他文章的灵魂。

他问道:“在诗面前,何谓‘成功’?”

他说,“在中国,本就习惯于把一切人生细节,全部上升为‘政治’”。

他说:“人因差异而争斗,又因争斗而扩大差异,并把扩大了的差异当成真实”。

他觉得那些一直(!)扮演受害者从而要求社会特殊照顾的“恃弱”者非常可疑而且可鄙,他怀疑他们政治投机之外的能力。

似乎他已经醒来,或者说已经回归自我。

他写下许多文化随笔。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应试教育造成的普遍粗鄙无文的情况下,余秋雨算是有文化的人。

是有许多高明的写手,但尚是知识或碎片而非文化。

大师们都已死,或者都已年老。

如果说“都已死”流于绝对,则幸存者已经因年老而不再发声!当年年轻的余秋雨则因在文革中被特殊保护的地位和被特许的古文化阅读权,反而让他至今葆有了用文化俯视人生的高贵。

是的,在当今的中国人里,余秋雨比较有文化,他的作品,还值得玩味,不是快餐文化、心灵鸡汤、网络表达。

但他一再出卖人民,这一点很不光彩,缺乏真正文人、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因之他是一个智者与小人的复合体。他的文章,尚不够诚实,不够质直,多少有些矫情,多少有些油滑,不似以手写心、大雅不雕的先贤。

希望他坚守自我,忠于良知,否则,这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的余秋雨,依旧不过是墙头草而已!

2015.10.27


大悔忆智冰


秋雨与人鱼

如果把余秋雨与“索多玛120天”的导演-皮埃尔 保罗 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摆在一起,不难发现哪一个更接近文学,更接近人性。秋雨写着梅里美的文章,却妄想着雨果的声誉。不能简单地说,余秋雨是个无耻文人,但他实在是个怪物,美妙才气与丑恶现实杂交出的骡子。不幸的是,他在文化上注定没有繁殖能力。

余秋雨还让我想起,日本豚鼠系列影片中的一部,“下水道里的美人鱼”。故事很简单,一条在下水道里搁浅的美人鱼,被一个画家无意中发现,于是画家就把美人鱼救回了家里,可是为时已晚,人鱼的身体已经被下水道里污秽所污染,已开始溃烂,于是影片就把一个梦幻般美丽的人鱼从皮肤溃烂开始,一直到她肠穿肚破的死亡过程展现给观众,可以说,观看需要极大的勇气,及精神承受力,更有很多人看后直斥导演变态,可是观后静下心来一想,这不也是个再自然不过的,并且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必经的过程罢了,可见不敢面对自己而活的人太多了。

而且非常的凑巧,余秋雨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逆转这个过程,让一堆腐尸烂肉重新弥合,重现焕发出伪生命的夸张光彩,也无怪乎,为什么他的文章,至今还是很多人的“唐僧肉”。可是很不幸,生命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尽管余秋雨为需要梦幻附庸深度的人们,重新用石蜡塑造了一个熠熠生辉的人鱼,可事实上你们不要忘了,看似的美丽,而过后一想,才知道,这实在才是天下最恐怖,最变态的行为,余秋雨是在鞭尸啊。

余秋雨有错吗。从自由主义观点来看,他一点错都没有,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选择,他首先是个人,跟你我一样的人,所以,如果批判他,是因为看不惯他在现实中呼风唤雨的本事,那么这些批判者所有的语言文字,其实都是自赏耳光。有功夫做这样的批判,倒不如和余秋雨等攀上关系,早点进入“中国作协”养老来得更实惠些。


钻石鼻子


久仰大名,于是百度其著作,然索然无味不能续读,先以为高深之作需静心深入研读,然再三昏昏然不能往下一字,遂弃焉。百思不得解,余尝读鲁迅之著作,如故乡,藤野先生,阿扣正传,祝福,药,狂人日记,孔乙己,至今内容情节句子时有忆之,直觉趣味盎然,回味无穷。亦读过路遥之人生,平凡的世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黄叶从树上飘落,早晨从中午开始等著作,其情节感人肺腑,直至泪奔,催人振作。亦读过贾平凹,老舍,王朔,池莉,其他外国著作麦田守望者,廊桥遗梦,简爱,内容情节都不似余秋雨这般枯燥乏味。

呜呼哀哉!老余著作看似学问高深,实则寡淡乏味了无生趣,曲高和寡,终不得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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