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东北嘎啦
沈从文与范曾，都是中国当代文化闻人。一个以文章、文物研究名世，一位昂然以书画大师、学问大家自居不疑，表面上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二人之间，相差36岁，是两代人，是前后辈。范曾年轻还不名一文时，很恭谨地拜沈为师，沈从文亦非常看重他，也正是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范曾得以在当时的历史博物馆谋职，逐渐踏入主流的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劫难来临，范曾不仅和沈从文断绝关系，甚至落井下石，主动告密诬陷，师徒二人彻底决裂。沈从文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见《沈从文全集》第25卷“书信”辑），这是他晚年，最感惨痛的一件事情，此后他再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了。这是当代文化界非常著名的一段公案。
一，沈、范结识之缘起
1949年，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特别关注于周恩来交付给他的服饰史研究任务。
到了60年代前后，沈从文的处境实际已慢慢改观。根据凌宇《沈从文传》所述，1958年当时的文化界领导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被沈所推卸。也就说，当时的沈从文，已有重新受到重视的状态，是有点话语权的。
据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所记载：1962年，范曾24岁，即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了能有一个好工作，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崇拜之意，甚至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这份谦恭和卑微让沈从文非常感动，于是找了关系，帮助范曾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沈从文的助手，从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
以上所述，范曾在自己所写的《范曾自述》一书中也是这么表述的。这就是他们关系的缘起：沈从文对范曾有提携之恩，二人是师徒关系。
二，沈、范反目之原由
这是一对都极有才华的师徒，但是好景不长，到了66年前后，两人关系陡然破裂。破裂的原因，是因为范曾无中生有的中伤和诋毁。归纳起来主要有二：
1，范曾陆续贴出十多张大子报主动揭发、诬陷沈从文。这段事件的主要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来自于沈从文当时及此后所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子报稿》、1969年11月《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
在这些书信中，沈从文说，“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有“几百条”，分布在“十二大张纸”，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落井下石翻面，处处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文字中谈到，范曾“损人利己”，“为人阴险”，“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认为范曾到历史博物馆十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对范曾好攀附名人表示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与“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范曾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实际上就是一“中山狼”。
这一点，最有名的说法，来自劫难过后黄能馥对沈从文的采访：据说那时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看后，善意指出一点服饰上的问题，不想范曾突然指着苛骂，“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中秧批准的，你靠边吧”，沈从文黯然而退。据黄能馥回忆，那天采访最后，沈从文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事，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事情。再后来，范曾写《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对于这些指控倒也是基本承认了，只是辩解说，“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我当初看到这一段，心里想，范先生到底是聪明绝顶之人，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给了自己，而所有的错误，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东西。
2018，7，29，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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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愚愚
范曾与沈从文到底有怎样的恩怨？现在已经很难说清谁是谁非，只因为当事人之一的沈从文先生在30年前的1988年5月就已经作古，对这件事留下了种种疑团。我们也只能从沈从文的回忆性散文中找一些蛛丝马迹。
1962年，60岁的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供职，负责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因为书中需要一些插图，正好范曾会画画，沈从文之前看到过范曾的画，觉得范曾是可塑之才，于是，就拖关系把范曾调进历史博物馆参与画插图的工作。
历史博物馆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单位，有多少人梦想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却都无法如愿。范曾轻松进入了，为感激沈老先生，范曾开始把沈老以“老师”相称。
范曾此时24岁，正处在年轻气盛的阶段，凭着有绘画天赋，常常骄傲自满，甚至有些目中无人。
刚开始，范曾对沈老毕恭毕敬，能体现出一个学生辈对老师辈的景仰之情。但范曾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身上少不了年轻人那种不够谦虚低调的毛病，常常能听进去别人对自己的赞美声，谁若批评他，他立马会针锋相对。
据说有一次，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从文看到后，就说：小范同志，楚国人的服饰不是你画的那个样子，你多看些资料，了解清楚了再画。
没想到沈老这句善意的提醒，让范曾十分不爽，他指着沈老说：你的那一套早过时了，我这是上级批准的，你收起你的那一套靠边站!
还有一次，范曾画了一幅商鞅被君王召见议事的画，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商鞅腰间佩带着一把刀。在古代，面见君王是绝对不能带武器的。
这个错误被沈老指出来后，范曾恼羞成怒，对沈老毫不留情地冷嘲热讽了一番。
这两次本该是纠错的事件，却演变为沈老的自讨苦吃，伤透了沈老的心。
随着10年浩劫的到来，沈老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过。范曾看到沈老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他决定立马跟沈老划清界限。为了明哲保身，范曾甚至反戈一击，到处揭发沈老的老底。他的所作所为，俨然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沈老在闲暇之余，会邀请一些同道朋友，如萧乾，黄苗子等人到家中作客，其中不乏丁玲等女性作家。他们偶尔也会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跳上几曲，来调节一下气氛。
然而，这件平凡普通的事，却被范曾添油加醋，说成了沈老在家中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还说沈老的小说一片消极，内容不堪入目。
沈老已经60多岁的人了，被范曾这样污蔑后，老脸实在没地方搁，对范曾这个学生也失望透顶。于是，两人的积怨越来越深，终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至于范曾与沈老到底谁对谁错，现在唯一能知道真相的就只有范曾一个人了。许多事，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对证。
鸿鹄迎罡
历史是波谲云诡的，人性是微妙难测的。
有的时候，所谓的历史真相就是一场嘴仗，谁也打不赢，谁也都认为自己没输。而这样的罗生门，在那个敏感的十年，表现的相对更突出一些。到底是沈从文一直在纠缠后账，还是范曾恩将仇报，当事人只剩下了范曾，所以是可以尽情发挥的。而旁观的我们，仅凭几段文字，就开始了站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再根据个人的好恶，在左右着自己的是非观，所以范曾肯定是辩解的一方。
范曾自中央美院毕业后能够调进历史博物馆，沈从文从中是帮了大忙的。这是所谓的恩，而他俩之间的怨却多得多。范曾写过《忧思难忘说沈老》等回忆文章，里面有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也坦然承认，沈从文是他的恩人，但在那个扭曲的年代，沈从文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他曾他写过大字报。
我们没见过大字报的真容，但据说措辞很恶毒，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不仅如此，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这样形象的沈从文简直就是流氓的代名词，试想这样的人，能写出温文尔雅《边城》吗？
范曾承认写过大字报，但对大字报的数量坚决否认是很多，不承认是“天天写信”“揭发最多”这样的指责，至于跳黄色舞，“画屈原像”等事，范曾也给了自己的解释。
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
沈从文分别写20世纪60、70年代分别写了《一张大字报稿》《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来陈述自己的见闻。
在《一张大字报稿》里，沈从文的矛头直指范曾，“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也就是所谓的开黄色舞会吧。关于大字报的数量，沈从文的答案是几百条。
基本上，范曾和沈从文都是在隔空互怼，所以，我们真的要拿事实来判断，确实非常困难。我想这也是范曾在沈故去后，才敢胡诌八扯的原因。
所以，我更倾向于通过“人品”这个主观色彩比较浓烈的词，来判断是非曲折，一旦涉及到道德层面，我想范曾是没有任何竞争力，他肯定是完败，而他所谓的自述和忏悔，就不过掩人耳目罢了。大家都知道东郭先生与狼，忘恩负义的下场，我想也是谁都明了。
光明大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认识范曾先生，是从一本非常有影响的杂志《中国青年》上的一篇专访开始的，当时我也是个绘画爱好者，初中未毕业，对范曾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识沈从文先生要晚几年，在高一那年，读到一本《沈从文文选》，那文章写得如涓涓细流，在山涧跌宕起伏，一种从未体念过的享受。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突然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读到陈投手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写沈从文先生在解放后的一些遭遇；当然是很不幸的一些遭遇。其中就有说到沈从文、范曾两师生的恩怨。大概是作为学生，范曾先生在文革中带头写大字报批斗沈从文先生，而且对沈从文先生极尽克薄，完全不顾曾经的师生感情，沈从文先生备受沉重打击。这是沈从文先生晚年极其不幸的一次遭遇，读来令人唏嘘扼腕。
手机用户52290425053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