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锦锋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在芝川的老渡口，修建一个“八路军东渡抗日纪念馆”，就像前不久修复范家庄党支部旧址一样，用以固化韩城的红色记忆，以此纪念80年前那场给中国命运带来巨大转折的伟大事件。作为韩城现任的市委书记，褚锦锋很想通过一种固化的方式，来凸显韩城的红色基因，从而让更多的后来人永远不要忘却，我们今天所有的美好，不是无源之水，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与先辈们红色的奋斗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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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韩城发生过一次大事件。
这年9月，刚刚经过改编的“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主力部队3万余人从富平和三原等地，汇聚韩城芝川，然后渡过黄河，奔赴了抗日前线。
晋陕之间，黄河千里，渡口无数，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韩城的芝川，作为八路军主力的东渡地呢？公开的史料上虽然没有注解，但韩城人愿意相信，这样的选择一定是因为我们党在韩城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广泛唤醒了的群众觉悟，从而能保证八路军东渡的顺利与安全。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史料记载，八路军进军韩城东渡黄河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临河村庄的群众，积极为八路军提供食宿方便，积极帮助和运送八路军安全渡河。据说，光是报名运送部队的船工就多达1000多名。沿河村庄的100多只木船和船筏几乎悉数贡献出来。黄河渡口淤泥遍地，为了便于部队通行，芝川周围的马陵庄、范家庄、城南、城北、吕庄、柏香、郭家庄、东少梁、西少梁等18个村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捐献门板床板，搭建了10公里的“木板路”，以方便大军通行。
72岁的张富国说，当年给朱老总划船的，是城北村的徐新友。总司令对他说，在岸上，我是司令，上了船，你就是司令，我们都听你的！这个故事成了徐老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他把它讲了一辈子。听说张富国收集红色文物，他的战友薛提兴送了一张80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右侧第二个年轻人叫丑娃，是薛提兴的二舅，也参加了当年东渡时的船工。他二舅活着的时候说，他们村的年轻人当时全都去送兵了，最忙的时候，从早晨到天黑，脚都没有离船。
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张富国说，许多年轻的船工，在运兵的过程中，受到感染，都踊跃地报名参军，去了抗日前线。他的爷爷张智发，就是在这次护送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参军去了前线，英勇地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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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发是范家庄人。
范家庄在韩城名气很大。为什么大呢？因为韩城的第一个党支部就诞生在这里。韩城的红色火种，就是从这里开始点燃的。所以，韩城人一直把范家庄称为“韩城的瑞金”。
早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期间，在外革命的共产党员张子超，就返回故乡韩城，秘密发展党员，在范家庄组建了韩城第一个党支部。并以范家庄为基地，向外辐射，宣传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又成立3个党支部和一个团支部，最后成立了中共韩城县委。
张智发就是张子超回到韩城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也是参加过高家坡起义的游击队员。他跟随张子超，在韩城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民国十八年饥荒，他们组织群众成立了“穷人会”，抗粮抗捐，帮助群众度饥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农民夜校，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秘密教授武装斗争课程，组建农民武装。1937年，八路军东渡时，他们一方面动员群众支前援军，帮助部队东渡黄河，一方面动员村里的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军杀敌。
张智发的嫡孙张兴国说，这些年来，他把大部分的精力就投入到对范家庄红色历史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当中。工作愈久，了解愈深，他对先辈们的崇敬感愈加强烈，为自己是抗日英雄“黑老张”的孙子而倍感骄傲。为了纪念先辈们的光辉事迹和不朽的功勋，张兴国把自家祖宅贡献出来，用以打造范家庄第一党支部的旧址纪念馆。两个月前，这个老宅子还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后来在市委组织部的主导下，他们只用了短短20天的时间，就打造出了一个和所有红色景点血脉相连、风格相同的纪念馆。自从今年7月1日开馆以来，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人群是络绎不绝。
张兴国撂下自家的活路，和村里的张敏乾、薛邦稳两个老汉，一起担任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认真讲述先辈们当年闹革命的故事。每次讲，张兴国都要重复一句话：因为有了范家庄党支部，星星之火，才在韩城大地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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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庄北面有一道沟，沟对面就是芝阳。
芝阳的花椒很有名气。但是芝阳人更喜欢用“红色芝阳”来介绍自己。上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曾经两次率军进驻芝阳。寿寺惨案、高家坡暴动、番地事变等若干的红色事件也都发生在这里。
芝阳镇的上官庄出了一本书叫《红色上官庄》，说的全是这个村当年闹革命的故事。老支书冯孝斌说，他们村有三大特点，一是入党的人多，二是投奔延安的多，三是烈士多。特别是冯氏家族，先后有50多人参加了革命，其中就有著名演员冯远征的父亲冯巨才。这些革命者，当年以上官庄为中心，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民赤卫队，与反动势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冯孝斌说，村里的冯养浩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在他开明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儿子冯玺玉为了动员群众投身打土豪的运动，带头开仓，把自家粮食分给了穷人。他的女儿冯世光和另外两名妇女党员，三天三夜，用手工绣出了韩城第一面党旗和第一面赤卫队的队旗。
几十年过去，冯氏三兄妹，留给上官庄的，除了说不尽的革命故事外，还有一座记载了许多传说的深宅大院。它曾经是地下党的秘密聚会点，也是刘志丹韩城之行的落脚点。这个被称为“南哨”的冯家老宅，是个标准的韩城四合院建筑，青砖黛瓦，回廊画栋，颇为讲究。冯继华的儿子冯晓芬说，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能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完全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促生了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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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庄出了一本书。高家坡也出了一本书。两本书写的都是红色芝阳的革命故事。
1936年2月20日，共产党员薛和昉、严文炳、王筠、薛有兴、王作栋等30多人，在高家坡集结，发起武装暴动，在高家坡和清水村，收缴了保、甲和土豪地主的12支枪支，处决了两名横行乡里的恶霸。接着，兵分两路，向上官庄进发，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先后捣毁了7个保公所、18个村公所，收缴了48条枪，处决劣绅3人。第二天，起义部队还专门举行了一个东府游击队的成立大会，大造声势，扩大政治影响。
这就是名震韩城的高家坡起义。
事件过去了80年，但是在清水和高家坡，当地的老百姓仍然津津乐道地传颂着当年的革命故事。薛和昉的孙子薛建桐说，当年为了暴动，他爷爷和战友们，在清水秘密建立了枪械厂。为了让铁匠到外地购买造枪零件，他爷爷变卖了地处迪庄岭的18亩庄园，从而为游击队提供了最初的13条土枪。
高家坡有名，除了因为暴动，还因为村里出过一个铮铮铁骨的革命烈士高德辉。现在的村主任高家峰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高德辉的故事，说国民党反动派坏得很，酷刑没能让高德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就把高德辉的头割下来在城墙上挂了三天三夜！高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本来可以用自己的名望救下儿子，但他很为儿子的气节而自豪，所以宁可断嗣绝后，也决不向反动势力服软。高德辉牺牲后，他父亲亲自为儿子的灵堂书写了四个大字：视死如归。
村里人说，当年敌人搜捕时，高德辉躲在高毛娃家里。高德辉牺牲后，高毛娃也受到了反动当局的迫害，从此家道败落。高德辉的父亲为了寄望高毛娃的日子能好起来，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起了“创业、置业和守业”的名字，遗憾的是高毛娃到死都没过上好日子。当年“窝藏”过高德辉的老房子现在依旧还在，别人劝高守业将它翻修翻修，高守业说：这个房子与英雄有关，它就是我家的业，我就要一直守着它，守它就是真正的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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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坡暴动后，游击队势如破竹，使国民党在芝阳塬上的保甲组织讯速地土崩瓦解。韩城发动当局如临大敌，紧急向当地的国民党部队求援，派出两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游击队不得不分散隐蔽。暴动后的第10天，游击三分队和四分队转移到西番地村宿营，拂晓前，宿营地被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敌我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这场战斗，三分队队长王作栋和严光裕、冯成田、高振虎、高肯荀、刘常山等光荣牺牲，16名游击队员被俘。
这就是韩城著名的西番地事变。
烈士王作栋的旧居，现在已经被修葺一新，当成了村史纪念馆。他的英勇故事在韩城广为传颂。西番地也因为这次事变广为人知。这个偏僻的村庄现在的名字叫赵峰，县级公路穿村而过。公路两边，是漫山遍野的花椒。据当地干部讲，赵峰村一般农户至少都有十几亩地花椒，一年能卖四五万元。
村民赵养学正在屋顶上晒花椒。他家的窑洞下面，就是西番地的旧址。旧址上有两孔窑，是村民陈德明他爷爷的老窑洞，南边的那孔窑，住过王作栋。后来，两孔窑和长着一颗雪梨树的院子，被列为了红色景点。赵养学说，他在小的时候，常听老人们讲，这院子里住过一群英雄。现在，村里的住户们都搬到了公路边，崖畔上孤独独地只留下了西番地的纪念馆。一条小路从赵养学的场面上下来，一直蜿蜒到纪念馆的门口。尽管荒草长满了四周，但却始终没能遮住荒草里的小路。小路上遗落着很多脚印，朝圣般地向着这个红色的院子。
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我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在韩城留下了25处遗址。褚锦锋说，他们就像红色的印记，深深地烙在韩原大地。这是一笔财富，更是一脉红色的基因。就像一位学者在给《红色上官庄》作序时所说的那样：用一个红字，记住一段历史，昭示后人，是一件很紧迫、很“政治”的事情。
褚锦锋说，他准备用最短的时间，让这些红色的景点，深入到人们的视野里，成为韩城的骄傲。让红色的基因，延续出韩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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