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月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赴美访问，引起巨大轰动。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改革开放走过的40年，也是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相互往来的40年。如今，两国经贸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未来会怎样？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美贸易的发展？答案或许能在历史中找到。
图/本刊记者 寇佳丽
中美建交下的时代印记
“我已经很‘古老’了。”面对《经济》记者，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笑着说。
1945年1月，何伟文出生在江西，之后不久便跟随家人去到南京，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大学时期，他又来到北京；他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内蒙古，在镇上一所中学教书。
“我祖籍其实是浙江义乌，上大学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然后分配到内蒙古教书，一直到1973年，因为工作调整，我才来到对外贸易部（商务部前身）。”何文伟回忆说。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但一些信号已开始释放出来。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转道，赴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交换了意见。何伟文表示，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事情，他很快就获悉了消息，并针对中美关系为学生们准备了一堂特别的课程。1971年，中美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让两国有了加强沟通和交流的基础。
“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就公布了，镇上的学生对此极为关注。同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我又为学生们讲解联合国的来龙去脉，解释中国与联合国的过去。当时，我并不在第一战线上，但仍能感觉到，中美关系将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转折，也能感觉到，这种转折将会影响中国未来长期的发展进程。”
1974年，中美互设联络处；1979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期间，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策略。何伟文告诉记者，实际上，“中美建交”是在1978年12月份就确定了，但双方都需要一些准备时间，因此正式对外宣布的时间为次年1月1日。
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令那个时代的学生、年轻人倍感兴奋。大家的眼界打开了，思维也受到启发。“很长时间以来，年轻人对美国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当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决定做出改变、决定走近美国时，年轻人的思想一下子开阔了，很多人是好奇和上进的，很多人希望认识这个遥远的、同我们不一样的国家。”
1973年后，何伟文离开了内蒙古和镇上的学生，但一直以来仍同他们保持联系。他很欣慰，自己的学生，有的去外交部工作，有的到欧盟做了驻地大使。在何伟文看来，这些人的成就与其成长的时代背景难以分割；而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与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分割。
地方企业争相合作
1997年到2003年的6年时间里，何文伟担任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一职。期间，他最大的感受是，无论中美关系如何波动，两国地方企业的合作意愿总是很强烈。
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的经济商务处（简称“经济商务处”），不仅是中国总领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商务部的驻外代表机构。因此，经济商务处属于双重领导，听命于国内的商务部，也受总领馆馆长领导。何伟文的具体任务，是与同事们执行中国商务部和总领馆的命令，执行与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各项方针计划，推动同美国地方（州、市）的经济关系，推动并协助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解决贸易纠纷等。
“这6年发生了很多事情。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飞机南海相撞；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但在这之前，中美之间进行了多轮磋商，过程并不容易。总的来说，当时中美双方的政治气候不是很友好，双边关系此起彼伏。不过，从地方上看，两国的企业都对合作保持高度热情。我们在和美国当地的商会、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发现，这些组织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正面的。微软、因特尔、波音、高盛等，这些大型企业都表达了同中国企业合作的愿望。”何伟文这样回忆。
1997年2月份，何伟文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考察。当地有一家生产尼龙编织袋的中资企业，专门生产农用包装袋，用来装白菜、洋葱等农产品。这家企业规模较小，一共雇佣了11个美国工人。波特兰市长在接待何文伟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上述中资企业，说“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11个人的就业”。
同年3月份，中国对外贸易部派代表团到美国阿拉斯加州访问，何伟文负责接待活动。此次访问的目的很直接，中国希望从美国购买木材、石油和水产品等。阿拉斯加州政府和当地民众都很开心，对接很顺利，氛围也很好。
“你过去买人家东西，他们当然很高兴。但是，当地的企业和政府并不希望止步于此。阿拉斯加州的一家企业在北极圈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储藏，他们希望开采并将这些天然气出口到中国东海岸，希望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也希望美国企业可以到中国建设运输管道。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代表团和阿拉斯加州的相关人员还一起去了北极圈考察。”
1999年，何伟文认识了美国众议院的一位议员。交流中发现，该年上半年，美国硅谷对全球出口下降3%，但对中国出口增长50%。这位议员当时马上说“我要让女儿学习中文”。此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亚洲经济的整体状态不是很好，但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还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都无法改变的。
何伟文告诉《经济》记者，在这6年里，他也遇到过一些反华的声音，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中美双方正常的经贸合作。为什么？“因为中美经贸史不是华盛顿创造的，而是由广大地方企业创造的。”
40年沉浮，经济基础是根本
中美建交近40年，在何伟文看来，大致上，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年至1989年是第一阶段。正式建交后，双方共同迎来了贸易热潮。1986年，何伟文曾带领一个团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访问，考察当地包括能源、农业和高科技在内的生产线。不管他们走到加州的哪个城市，当地的媒体都非常兴奋，排队等着采访中国代表团的成员。
1989年到2017年是第二阶段。期间，美国政界依次出现四位总统，即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何伟文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位新总统上任后，对中国都是“先硬后软”，中美整体保持平稳的合作状态。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中美经贸关系迎来了第三个阶段。特朗普上任以来，不断刻意扩大中美双边问题，挑战多边体制，为全世界带来一个又一个困惑。
“特朗普的行为，不仅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他不懂贸易，‘美国第一’的口号也完全是建立在荒谬的逻辑上。中美贸易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市场和产业分工以及双方在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这种合作关系是任何人阻止不了的。抬高关税、违反市场规律去做一些事情，会为中美合作带来障碍，但障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实。最后，经济基础将会颠覆上层建筑。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何伟文如此强调。
“开放”卓有成效
40年来，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取得了各种成果，在何伟文看来，最值得说的就是中国市场的开放。
“最初是引进外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办企业，生产产品，然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这一点，成就了中国的加工贸易行业。中国有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投资和加工因此得到巨大推动，进而影响了中国商品的出口。这一连串的反应，简单解释了中国经济在开放初期的发展过程。随后，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我们去海外市场投资、建厂和生产，这就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很多人说中国‘搭便车’，实际上不是这样。首先是我们给别人提供了便利，别人才愿意给我们便利，它一定是双向的。而外贸的快速发展，自然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何伟文认为，在上述逻辑中，“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外界主动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更高程度地参与全球经济。在他看来，这40年翻天覆地的发展，是任何人无法预先设想的。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贸易保护主义难得人心。
“波音公司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就是‘放出去’，它在全球有66个供应链，吸收了全世界最好的资源，所以制造出非常好的飞机。要制造业回流，本身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把制造业揽回自己手中，又该如何确保资源分配的效率和成果呢？”
特朗普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适得其反。美国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增加了。何伟文告诉《经济》记者，因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保持高度关联性，世界经济整体向好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逆差一定是扩大的。什么时候削减呢？经济衰退的时候。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因此减少了3000亿美元。
40年来，中国克服的最大难题，是体制改革；最需要继续坚持的，还是体制改革。为了融入国际市场，中国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就是今后整个社会的努力方向。在中国，最大的难题是改革，最大的动力是开放。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也将影响明天的中国。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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