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那天的清晨，六点多钟，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号码我存了好多年，它是东平服刑的那座监狱门前那个公话亭的号码。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真的闪烁在我手机的屏幕上。我从宿醉中惊醒过来，只听到电话那边说：小琼……你能不能来接一下我？
熟悉的声音，生硬的语调。琼听起来像是“夋”，东平的声音低沉极了，句末的转音依然那么生硬。那是西北方言与普通话交织的神奇产物，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话。一瞬间我无比懊悔，我的宿醉本是盼望着撑过今天一切难熬的场面的。我问：东平哥，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他笑了：我立功了，减了刑。昨天就出来了，只是你关机了。
我的心猛地揪痛了一下：那你昨晚去哪儿了？
他幽幽地说：哪儿也没去。快来吧，你再不来我就要冻死了。
电话挂掉了，我查看着手机，果然有他的来电提醒，三个。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如果你给一个人打了三个电话，他都没有接，过后也没有给你打回来，那就一定不要再打第四个。
我的脸上不自觉地浮起了笑意。
我没敢把车开得太快，体内的酒精还在跟我的大脑争夺着控制权，而且，路上有积雪。下楼的时候，我和前来上门服务的化妆师擦肩而过，好在我压低了帽子，她并没有认出我来。清晨的高速路，只有无数超载的大货车在应急道上慢悠悠地蠕动。我一人占据了两条车道，骑线而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东平，这个名字又一次填满了我空荡荡的胸腔。每一次与他重逢，都像是劫数一般。只要在他身边，不，哪怕是只要想到他的名字，我的大脑就会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我的喜怒哀乐完全为他的一颦一笑所左右。
半小时后，我到了。高高的大铁门，下面蹲着一个人，头埋在膝盖中间。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我用尽量客观的目光打量着他，一套洗得泛白的运动套装，来自于一个早已倒闭的国内三流小品牌。那是好多年前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后来，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进去”的。一只褪色的军绿双肩包放在一边的地上，鼓鼓囊囊的。这书包我也有一只同款，那是东平用他的奖金买下的，只是我的那一只早已不知去向了。他剃了头，乌青的脑袋。尽管我已经在无数次探视中目睹过他这个崭新的形象，每当我回忆起他时，眼前浮现出的却还是年少时他留长发的样子。
我按了两下喇叭，同时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手机一路上不停地在响，上面有化妆师和唐骏打来的好几个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关机键。
东平循声抬起头来，狐疑地看了半天。我只好把脑袋探出窗口，向他招手。他缓缓地站了起来，笑了。
抓起包，小跑两步，上了车，他对我说：我还怕你不来呢！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又轻松又愉快。我说：我怎么会不来呢！要出来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儿呢？
他说：哈！提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出来啊！再说，谁知道你会关机呢？
我沉默了，鼻子酸了起来。东平的语气中有着那么明显的客套，仿佛我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一般。我的确是从不关机的，那是因为我怕会错过他的电话，不论是求救还是别的，我都生怕错过。这个习惯已经好多年了，哪怕是他已经“进去”了，我也没有改过来。
命运仿佛充满恶意，在我人生唯一放肆的一晚，我果然错过了他的电话。饶是如此，我在醉倒之前还是记得打开了手机——那是几点呢？肯定超过了零点。
我问：冻坏了吧？一边把车里的暖气调高。
他伸出手来，笑道：你试试！
我看着他的眼角漾出皱纹来，即使在大笑的时候，他的眉心也是紧锁的，两道等号一样的竖纹完全不肯褪去。我惶恐地看着他，他似乎已经开始变老了，属于他的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身后这座似乎永远不会开启的铁门。我握住了他的手，像冰一样冷，像砂纸一样粗粝，完全没有皮肤的质感和温度，只有阵阵颤抖传来。我的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
我认识东平仿佛已经有整整一生了。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戴着红领巾，梳着两只小辫子。那是五年级吧？刚开学不久，运动会过后，操场上一片狼藉。早看我不顺眼的班主任，让我独自清扫掉整个班级制造的垃圾。很多零食的包装袋，随风飞舞，好似一种不怀好意的游戏邀请。
东平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个子很高，校服的裤角露着一截小腿，脚踝的骨节突出着。
东平的眉眼里有一种小亚细亚人的精致，不过当时我只能感觉到模糊的异族风情。他的瞳色很浅，是一种清透的黄绿色，这让他的眼神看起来总是很悠远。后来他说，据说，他的家乡曾经接纳过一只流落的罗马军团，因此后人都有了混血的基因。
他夺过我的扫帚和簸箕就开始扫地，扫得又快又干净。我站在一旁，有些懵了。东平干起活儿来很利落，很快，我们班的“领地”就变得干干净净了，他开始端着簸箕往垃圾台走。从操场到垃圾台是很长的一段路，我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上去，犹豫了一下，小跑几步，还是跟了上去。
他回头，咧嘴一笑：你不就是每次在晨会上念诗的那个小姑娘吗？
我抿了抿嘴，问道：你认识我啊？
他说：只知道人，不知道名字。
我说：我叫李琼，琼州海峡那个琼。你叫什么啊？
他笑了笑，问道：你怎么把你们班头儿给得罪了？
我说：唉，别提了！
他就又是一阵大笑。
那天他一直陪我走到我家的楼道口。我们谈了很多，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谈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了，留下的只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东平整个人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即使在他咧嘴大笑的时候，那种距离感仍然清晰地存在。
我在学校里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连一两个可以结伴去上厕所的朋友都没有。东平闯入我的生活，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强势态度，这给了我莫大的新奇感。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他就等在楼道口，书包背在右肩上，晃荡着。我问：你干嘛呢？
他答：等你上学。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并不同路。那时他已经陪我上学放学整整一个学期了。那时学校的早自习极早，七点钟还没有踏进教室就算迟到了。我们两人的家在地理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几点起床，又是几点赶到我家楼口的。
我有一辆自行车，只是没有用来带人的后座。那是一辆带横梁的28老凤凰车，即使把车座放到最低，当时的我坐在上面时，脚尖还是接触不到地面。不过，这也练就了我高超的车技。其实我家到学校的距离，骑不骑车需要的时间都差不多。这是因为去车棚停车需要的时间，正好可以弥补步行多占用的时间。可是自从东平来等我上学，我就每天都骑车了。有时候我带他，有时候他带我，横梁很硌人，不过我们慢慢都习惯了。其实主要不是为了上学，而是为了放学后可以跑到更远的地方去玩。
我们常常去郊外，路上骑得飞快。那是一片荒地，远处一条严重污染的小河或者叫小溪流过，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毫无观赏或者游玩的价值，甚至可能还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可是当时我们太喜欢那里了，简直乐此不疲。狗尾巴草可以编成花环，偶尔捉住的瓢虫握在手心，互相猜背上到底有几颗星星。冬天的时候，天黑得很早，我们一起仰望天空，太阳和月亮都挂在天上，星星们若隐若现，那感觉奇妙极了。
现在说起来有些赧颜了，我们都喜欢诗词，他钟意李白，而我独爱李义山。我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在黄昏时刻大声背诗。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可是韵律感极佳。他说李白也是西北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口音。
诗里那些朦胧的段落，我们总是含混地背过去，似懂又非懂。
后来我们又喜欢上了词曲，东平那一本破旧的全宋词被翻得散了页。
我至今保留着他抄给我的雨霖铃。
多情自古伤离别。
除了背诗，我们也喜欢天马行空地瞎侃。东平的老家在小城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他有许许多多的传承自村里最老的老人的故事，每一个都精彩万分。而我的回报是来自童话书和十万个为什么里面的那些奇谈怪论。
东平的手极巧，能够把草杆变成一切小动物。他总是一边说话，手底下从来不停。他送给我许许多多草编的小物件，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
东平比我高一级，所以很快就毕业了。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从来不告别。寒暑假我们是不见面的，他要回到他乡下的老家去，而我要回到大城市的父母身边去。就像候鸟一样，只有开学才能重逢。
可是，第二年开学后，没有想象了一整个假期的重逢。我没有在楼道口见到他，后来也没有在学校里见过他。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他已经毕业了。我跑到小城唯一的初中去，等在校门口，等了很多天，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知道了，那所初中有前后两个门，我一直等在前门，而东平一直从后门出入。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了辞典里“失魂落魄”这个词的概念，当然，也顺便明白了“食不知味”、“辗转反侧”这一类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滋味。那是一种无关爱情的牵挂，却更为纯粹。孤独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一刻也不能摆脱。东平就像我生命中的一颗流星，那也是我第一次对离别有了直观的感受。
东平在副驾上使劲搓着手，他的声音里满是歉意：冰着你了？
我听到他的肚子在咕咕响。我擦掉眼泪，问：东平哥，你想吃什么？
他说：不管什么，快的就行，我从昨天中午就没吃过饭了。
我问：啊？怎么回事？
他说：哈！别提了，里面有个看我不顺眼的条~子，妈~的小子七扣八扣，扣了我所有的钱！我就剩几块钱给你打电话了！
我又是一阵深深的懊悔。
我们到了一家面馆，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碗面，还意犹未尽。
我说：等会儿再吃，猛饿猛吃，你要生病的。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略有点儿阴阳怪气地说：小琼终于学会关心人了啊！
五年级期末考试后，东平陪我回家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离别的意思。我们的话题才说到一半，还记得我们讨论的是薛王。一整个假期，我都泡在图书馆，把相关的史料翻了一百八十遍。可是，直到整整一年后我才再次见到他——当然我也升入了小城唯一的初中。
他又长高了，变得更瘦，整个人的轮廓更深邃起来。他做了旗手，在升旗仪式上负责展开国旗。国歌声里，大家肃立着。我在队伍里踮起脚尖。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的五官，那时我已经开始近视了。
训话结束后，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很快落在了班里大部队的后面。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后面喊我：小琼！
我回头，看到了熟悉的笑容。他的嗓音变得非常低沉和陌生，不过语调里的亲昵并没有改变。
从那天起，我们继续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当然，还是他陪我。他又说起薛王，中断的思绪马上连了起来。周末我们还是去老地方瞎逛，中间这渺无音讯的一年，被我们心照不宣地忽略了。
有一个周末，我突发奇想要去他家里玩，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是一个人寄居在城郊的。他犹豫了一下，就带我去了。自行车走过城里的柏油路，开始走在郊区的石子路上。他说：坐稳了啊，这路不好走。
我死死抓住车把，提心吊胆地跟无数奇形怪状的大车和拖拉机擦身而过。
到了他的家，我傻眼了。一间小小的红砖房，集合了厨房、书房、客厅和卧室的所有功能，其中还有一半堆着满满的属于别人的杂物。不过，房间很整洁，桌子上一尘不染，青砖地也扫得光亮。
东平拎着一只水壶，说是要打些开水来给我喝，就出门了。
我开始打量一切。他的衣服，只有两套，都挂在墙上。而墙上，糊着报纸。墙角有一只大箱子，敞着口，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一箱书。我在每一本书脊上都看到了一个大写的D。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他做乡村教师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我走到应该被称为“灶间”的区域，掀开锅盖，看到里面空空如也。再打开饭盒，里面是一个被掰开的干馒头。我想到他刚刚在校门口请我吃土豆片时的情形，心里突然一阵悸动。桌上放着一只细口的大量杯，里面装满了水，这东西不知为何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东平打来了开水，把一只罐头瓶涮了又涮。他说：不知道会有客人来，我只有这一只杯子，委屈你将就一下了！
说完，他先倒了一点开水预热，把瓶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让脆弱的玻璃均匀受热，然后再倒满半杯。开水在罐头瓶里冒着热气，我早已经口干舌燥，于是捧起桌上的那只量杯，想兑些凉水进去。
东平连忙说：别倒，那是自来水，你喝了要闹肚子的！
我把量杯放回原处，缩回手，问他：你怎么喝自来水啊？
他张了张嘴，说：小时候喝井水习惯了——自来水还比井水要甜呢。说完，又笑笑：在这儿，有得喝就不错了！
我们对坐着等水凉，我突然很后悔跑来了这里。东平在对面硬撑着的样子，让我感觉难过极了。
终于他说：哈！……跟你想得不一样吧？
我反问：你知道我想什么啊？
他说：别打岔，小琼，如果你不愿意再跟我做朋友了……也没关系的。
我瞪着他，半晌，端起那只大量杯，狂灌了一气自来水，然后，抹抹嘴，自以为豪气冲天地对他说：我愿意永远跟你做喝自来水的朋友！
他笑了，我也笑了，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直到流出眼泪来。
那时的永远，那么遥远，因此说起来底气十足。
东平拿出一副象棋，开始教我下棋。
马走日，象走田。
棋子在夕阳下拉着长长的影子，他捉着棋子的手指被阳光镀上了金边，因此变得半透明起来。他盯着棋盘，我盯着他的眼睛。在阳光下他的瞳孔是半透明的，光与影交织成瑰丽的画卷，他的眼眸里仿佛有一整个宇宙。那情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后来，我果然拉了好几天肚子。
不知何时起，我突然有了很多朋友。也许是六年级暑假妈妈从日本带回的衣服和文具起了作用，亦或是我的成绩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总之，我身边突然多出了很多人。对于这些人，我只感觉到自己的时间被瓜分了，感到厌倦，时常皱着眉头恶声恶气地呵斥她们。可是我这种姿态却让更多的人以跟我交了朋友为荣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东平开始站在暗处等我。有时回家路上也有甩不掉的“朋友”，东平就远远跟在后面。
我问：你干嘛躲躲闪闪的？
他嬉笑着，半真半假地说：哈！我怕给你丢人哩！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挠挠头说：你那些朋友一个个都那么光鲜，我……
我打断他：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东平，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这话说完没几天，我就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个女孩。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娇小、活泼的女孩。我们在走廊里迎面相遇，他为了躲避那个女孩的追打，差点把我撞倒。我问他：这是谁啊？
他揽过女孩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我马子！
女孩挣脱他，清脆地笑道：去~你~妈~的！
一个说脏话的女孩，一个美丽的女孩。虽然是玩笑，却真真切切地刺痛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接触任何一个女孩的身体，任何一个。
我转身就走，回到教室，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一节课。
放学后他还是来等我回家，我连自行车也没有取，偷偷从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等在楼道口，我从二楼的阳台翻到另一个楼道走掉了。课间，我看到东平在他们班门口罚站，他肯定是迟到了。我们这样捉了一个星期的迷藏，他终于堵住了我。他问我：我怎么惹着你了？
我说：没有啊！话音未落，不争气的眼泪就滴了下来。
他说：你到底怎么了？
我心里一阵五味杂陈。年少的心，敏感的心，一句话就有一万种的解读，每一种都指向模糊但残酷的结论。我问：东平，我是谁？
他说：咦？难道你忘了自己名字了？
我厚着脸皮脱口而出：东平！我是你的谁？
就因为这句话，后来，他一直说，是我先向他表白的。但是当时，他嬉皮笑脸地回答说：哈！你是我妹啊，辈分没错吧？
十个字，我像记仇一样记了小半辈子。我以为他会说我们是朋友，可是他油滑的、避重就轻的回答让我深深绝望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喊他“东平哥”，到现在都没有改口。
我们在面馆坐了很久，他说：不让吃，能不能也别让我闻了？你这么折磨我，对得起一个改过自新的好公民吗？
他的用词又陌生又奇怪，我转身又买了一碗面给他。他挑着面，没有那么狼吞虎咽了。我看了看店里的大钟，九点多了，我想象着接亲的人是不是已经到了宾馆，爸爸妈妈是不是该着急了呢？爸爸有高血压，最怕生气，我是不是该打个电话回去呢？唐骏又会怎么样呢？我还从来没见过他着急上火的样子。
唐骏，基本还是一个陌生人。
东平突然抬起头问我：小琼，你说我也开一家面馆怎么样？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问道：怎么突然想开面馆了？
他说：我在“里面”弄到了一个调汤的秘方。
我笑得要岔气。
他正色说：我是认真的。小琼，我终于想明白了，如果……如果你还肯等我，给我三年、不，两年时间，我起个誓，我会风风光光的娶你的！
我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
我的自行车丢了。放在学校的车棚一个星期没取，于是丢了。不过，我并不在意。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变成了一具空洞的瓷器，然后又被风化成了一堆碎片。我的座位在窗边，窗外就是操场。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第三节课，是东平他们班的体育课。我长长久久地瞟着窗外，后来，我的眼睛开始有些外斜视，可能就是那时造成的。
东平在人群中很好辨认，他比其他人都要高出一大截，而且总是穿着一件颜色非常奇怪的运动服。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他爸爸年轻时穿过的衣服，红蓝配色，有着一种悠远的年代感。我看着他，他毫不知情。这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人类本能的窥视欲，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谴责的。他和大家一样围着操场跑圈，一圈又一圈。不知怎地，我有些生气。我总觉得东平应该跟大家不一样，他不应该跑圈，应该站在一边或者飞起来——那段时间，我患得患失地要发疯。
东平没有读完初中。他最后一次等在我家楼道口，那是九月三号，星期一，初三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天。他对我说：小琼，你能陪我翘一个上午的课吗？
一个暑假没见，他更瘦了，整个人变得黝黑，他说是因为在家一直干农活儿的缘故。他的脸上一片愁云惨雾，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说：走走再说。
我们一直走到郊外去，老地方。走了好远的路，碰巧那天我为了贪漂亮穿了一双带跟的鞋子，我的脚在半路上就疼了起来。如果是往常，东平一定会发现的，可是那天，他魂不守舍地厉害。
不过，这比起东平告诉我的话，就不算什么了。我们终于走到了，没想到“老地方”正在挖坑填地基，我们只好绕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一个缺口，翻了进去。我们并排坐在一个土台子上，东平随手拔下一根小草，把茎部放在嘴里嚼着，半天，说：我妈让我不要读了，说反正我的成绩也不好，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不如早点赚钱，以后好供东明读书。
东明是他的弟弟，在乡下上小学，我在周末见过他两三次，他完全就是一个小号的东平。我目瞪口呆，半晌，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可是……国家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啊！
他笑了：哈！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老家从来没上过学的孩子一抓一大把！
我问：那你要去哪里呢？
他说：反正我不会离你太远的！
我的眼泪顿时要涌出来。可是马上又察觉出也许这只是一句敷衍的回答，想不到后来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实践这句话。
我们看着正在被围起来的荒地，一个时代就那样结束了。
过了没几天，我的那帮“朋友”告诉我，东平在学校门口那个面馆里当了捞面工。她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纯真的残忍，说完还仔细观察着我的表情。
我又一次翘了课，跑到面馆去，十点多，食客不多。东平穿着白褂子，带着白帽子，站在灶台里面，很是像模像样。我机械地开了票，把那张薄薄的小票递给他。他一愣，然后就笑了。
我吃着那碗面，筷子一搅动，大量的牛肉块从碗底翻了出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何时做了这小小的手脚的。我吞下了那些牛肉块。东平装作无意路过我的桌子，把一张字条留在了上面。
我攥着那字条，一直等跑到学校女厕的隔间里，插上门，才打开了它。墨迹因为未干有些沾染了，上面熟悉的笔迹写着：
小琼，我说过我不会离你太远的，现在相信了吧？（这句话后面还画着一个很丑的笑脸）你每天都来吃面吧，我给你多放肉。你太瘦了，应该多吃点肉。不过，我现在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晚上七点就要睡觉了，以后就不能陪你上学放学了，你一个人路上一定要小心，过马路一定要左右看，记住，两边都要看！
那字条渐渐有了些被油渍的感觉，我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一股面卤的味道。我突然特别想哭。
后来，我每天都早起半小时去吃面，东平慢慢地开始把纸条藏在面碗下面递给我，我接过碗，感觉到碗底那纸条的触感，他的眼神并不与我接触。我端着面，找到座位，然后把纸条揣进兜里。碗底总是藏着大量的牛肉块。藏纸条和偷偷加肉这两件事，我始终都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做到的。东平有着无与伦比的手速。
我总是坐在面对他的座位上，他时不时地忙碌着，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面馆伙计。而我挑着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平平常常但是吃得磨磨唧唧的食客。东平的纸条就待在我的兜里，这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
我保留着那些纸条很久，编了号，一张张捋平了保存起来。天知道那个鞋盒子是怎么经历了无数次的颠沛流离的。可是，这东西最终还是被我妈妈付之一炬了。东平写他的一切，写下铺打呼噜的老师傅是多么让他绝望，也写煮肉时壮观的景象怎样震撼了他，还写老板是怎样买到了便宜肉并提醒我这几天不要去吃面，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形形色色的食客和他幻想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只是，他的话题和目光都再也不会离开面馆，什么唐诗宋词和一千零一夜，似乎已经离他的生活很远很远。那时的我，已经悲哀地意识到，东平似乎完全被禁锢在了这小小的面馆里。
我的“朋友”们问我：你怎么还跟那个东平来往啊？
又说：多丢人啊！
我说：你们知道吗？整个面馆里，只有天分最高的人才能当捞面工。因为要记人、记面，还要记顺序，一个都不能错。而且手底下还得稳、快、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她们就笑，笑得让我想在那些笑脸上面狠狠踏上几脚。可是，最终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她们几眼。
我得罪了所有的“朋友”，又变成孤家寡人了。不知道哪个记仇的，告诉了面馆老板东平多给我肉的事。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言多必失，东平提醒过我，关于这件事一定要守口如瓶，可是我把它告诉了所有的“朋友”，仅仅是为了炫耀一下。
那天我刚从东平手中接过面碗，老板突然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他抢过我手中的碗，对我说：小姑娘，不好意思了，你吃下一碗吧，这碗不干净！
与此同时，东平被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一把拉开。我的手里攥着纸条，心跳得咚咚响。那男人又给我盛了一碗面，我机械地端走了它。等我把面放在桌子上，东平和老板都不见了。
大家都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奇怪的人了——一个不动筷子，另一个连吃了三碗面。东平柔声问我：不知道以前你跟我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了？
我努力回忆着，我说过太多的话，他到底指的是哪一句呢？毫无头绪，最后我只好问：什么话啊？
他明显地失望了：你都不记得了，那肯定是不算数了！
店里的大钟响了。十点了。我对他说：咱们等下再说好吗？我得打个电话去……工作上的事，得交代一下。
他说：现在不是双休日了吗？你怎么星期六也要上班啊？
我又一次语塞了，想了半天，说：有同事加班，我这里要嘱咐他们一点事。
他又说：看来我们小琼这是当上领导了？
我扬了扬手机，对他说：东平哥，等我几分钟，我就回来。
我跑到面馆外面，刚打开手机，唐骏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等着他挂掉，可是他一个接一个地打，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接了起来。
一听到我的声音，唐骏就吼道：李琼！你tmd死哪儿去了？！
这是唐骏第一次对我说脏话。我说：对不起，我……
他说：你别跟我说对不起，早上六点半你就开车上高速了，你这是要逃婚？
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爸调的监控！
我问：你现在在哪儿？
他说：在XX宾馆啊，难道我也tmd跑了！
XX宾馆正是我们要举行婚宴的地方。我问：我妈在你旁边吗？能不能让她接一下电话？
他说：李琼，我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这么毁我？我领导同事全来了，你让我以后怎么混？你哪怕明天就离婚，今天你也得跟我把婚礼好好办了！我再给你半个小时，你不来，就等着瞧！我要让你……
我按掉了电话，然后马上给妈妈拨了过去。接起来的是爸爸，他咆哮道：死丫头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语速很快，吐字清晰，看来爸爸一切正常，我又按掉了电话。然后，再一次关了机。
我和唐骏相识不过三个月。妈妈说他好，爸爸也说他好，整个世界都把他夸成一朵花，参照物当然就是东平。
一年多以前，爸爸问我：你不会真的还在等那个杀人犯出来吧？
我沉默了，否认过太多次了，我也终于把自己拖成了家里的头号大难题。那天我不知怎地，忽然心一横，就对爸爸说：是的，我在等他。说完，想想，又加了一句：爸爸，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请你尊重我的感情。
爸爸的眼睛里透出异样的光来。他也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执意嫁给那个杀人犯，爸爸就在你们的婚礼上一枪崩了他。他一边说一边摆弄着他的枪。
爸爸是个老警察了，他应该很明白过失和故意的区别，当然，对于东平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合适，这件事爸爸很清楚。可是他就是要混淆起来，等着我去争辩。就像一个圈套。我绕过了它，说：你杀了他，那我也不活了——你还是赔了。
爸爸又说：哼，你吓唬谁！你王叔叔可就管那个监狱，让他时不时给那个杀人犯来点儿“特殊照顾”，或者干脆让他“自然减员”，那可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后来我再去看东平，一连好几次，东平脸上都带着伤，很重的伤。我终于知道了爸爸不是说说而已。那时东平还需要服刑四年。
我哀求爸爸，是真正的哀求，跪在地上，涕泪交流。爸爸气得浑身发抖，说：没想到我的女儿这么贱，为了个杀人犯下跪！
终于，爸爸逼着我写下了“今生今世不再见东平”的保证书，还按了手印。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我不再对东平搞“小动作”。
妈妈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她没有劝我们任何一个人。
没等我脸上的泪痕干透，他们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相亲。
唐骏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名校毕业，光鲜的工作，清白的家世。不过，我之所以挑中了他，只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儿像东平，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累，每次见到唐骏就很累。我总对他说：你笑一笑吧。
在他笑起来的时候，我就狠狠地盯着他看。
可是他一开口，一切就都幻灭了。略带京味儿的普通话，听起来那么陌生。
爸爸妈妈说：先订婚吧。
于是就订了。
后来，没过多久，家里就开始给我筹办婚礼了。新房，不再有涂料的味道，刷着淡粉色的乳胶漆。唐骏问：这个东西摆在哪里？那个东西又放在哪里？
我说：都听你的。
唐骏笑了，他心满意足。
爸爸妈妈也心满意足。
那就这样吧，我觉得放弃也挺好，让自己随波逐流，不赖。
捞面工东平的最后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不可辨认了，因为在老板与我争抢面碗的时候，完全被浸湿了。东平的蓝黑色钢笔字迹变成了一团蓝黑色的污渍，而我的右手红肿了好几天，只是被烫伤时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连好几天我都彻夜未眠，上课时也一直在神游，直到东平出现在我面前。
鼻青脸肿。
他始终不肯说是谁打了他。我问：那面馆的活计还能做下去吗？
他说：哈！不干了，我准备学汽修，有个手艺还是好些！
他一句指责我的话都没说，这让我更难受了。我问：学什么？
他说：修汽车！
我又问：在哪儿学？
他说：不知道呢，我会找个离你近些的地方的。
卫军汽修店，离我的学校两站地。我办了公交包月卡，每天放学后去找东平。店里的伙计们见到我就起哄，喊：平娃子，你家尕媳妇来了！
一开始我满面通红，后来慢慢地皮糙肉厚了。东平总是在干活，仰面躺在车底下，平车刺啦一声划出来，他探出脑袋时，总是一张大花脸。咧嘴一笑，只见一口大白牙。
他的师父，一个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姓徐，这时总是说：去吧。
东平就洗手、洗脸，然后陪着我出去。他指缝里的黑色油污从来没能洗干净过，后来那油污甚至渗透了他的掌纹。他摊开手掌，一张蜘蛛网一样的掌纹就会显露出来。我曾是个对于指甲的洁净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的人，如今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东平重新定义了很多在我看来是标准或者及格线的东西，再次证明了底线这东西其实并不存在。
东平渐渐留长了头发，扎一只小辫子。他说长发更适合在车底工作，扎起来不会被弄脏。我从没有告诉过他，那时的他，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那时学校还有晚自习，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晚饭不回家吃，东平和我几乎每天都一起吃晚饭。我们最常光顾的就是路边摊，初三那年我们几乎吃遍了小城所有的路边摊。东平没有什么钱，只有徐师傅想起来的时候会塞给他五块十块。而我的晚餐费也很难让两个人填饱肚子。那时我总觉得东平的饭量很小，他对于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我每天都在饿肚子，想来他也一样。一碗浅浅的炒凉粉，两个人经常吃不完，你推我挡，每当回想到这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思念东平的感觉，就是饿肚子的感觉。晚自习，我写着作业，肚子就咕咕叫起来。慢慢地我爱上了饿肚子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不适，这种感觉让我认为东平时刻都在我身边，我们可以分担一切，包括饥饿和痛苦。
挂掉了爸爸的电话，我回到面馆里面。东平问我：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在心里说，是的，我今天本来要结婚啊！可是，我只是挤出一个笑容：没有，我就是早上起得太早了。
他说：最近我想了很多，我这辈子没对不起过什么人，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个，但还是让我说完——原本以为我没有可能再补偿你了，你不知道，有段时间我过得……每天都……算了，不说这个了，总之现在我出来了，小琼，你别笑我，我……特别想见到你。我……我就想问问你，咱俩……还有可能吗？
我看着他，又一次想到了爸爸那些狠话和他做的不光彩的手脚。如果东平知道了这一切，会发生什么事？
东平也直视着我，他的眼神亮闪闪的，却又那么柔和，那么……充满期待。我的大脑飞速旋转着，思考着一切可能性。爸爸会怎样？妈妈会怎样？唐骏会怎样？我又会怎样？最重要的是，东平会怎样？可是我最终说出来的是：你后悔了吗？
是的，我懦弱地转移了话题。东平的眼睛里那种精光顿时消失了。当然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事，他低下头，半天，瓮瓮地说：不后悔。
我把玩着桌上的醋壶：东平哥，我到现在都没有想通。
他说：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通，不过，我不后悔。一切都是命。
东平并没有杀人，杀了人的是东明，东平给他顶了罪。那年东明在省城上大一，同时带着好几份家教。一天，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他捉住了一个小偷。不料小偷还有同伙，他们拉扯着东明下了车，东明一挣，一个倒霉的家伙仰面倒地，后脑正磕在路牙的尖角上面。
东明躲在一个废弃的烂尾楼里，给东平打电话。那时，东平正在刷房子，地上满铺着报纸。那房子我们刚刚租下，还一天都没有住过。东平接到电话，脸色灰白。所有报纸都被踩乱了。至今我仍记得，他带着一头白灰就去了。
我隔几分钟就检查一下手机，可是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来。
深夜，他回来了，对坐在地上傻等的我说：那人死了。东明杀了人。
我看着他，我知道还有下文。
他又说：我准备替他去自首。
我浑身颤抖起来，指甲都扣进了掌心。我问：你是在通知我，还是在跟我商量？
他咬了一下嘴唇，说：是……通知你。
我又问：凭什么？凭什么是你？
他说：东明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他的前程不能毁掉。
我说：那你的呢？你的前程怎么办？
他说：这也是家里的意思。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小明不一样，他……他还有大好的前程。
我哭道：那我怎么办？
他说：……我对不起你，小琼……你忘了我吧。
我大哭：不！
他说：只能这样了……而且，我妈说，我不去顶罪，她就上吊。
这话一下子给我了灵感，我攀上窗台，扶着墙探出身子，对他说：你要是去顶罪，我马上就跳下去！
隔着那么远，我都看到他立刻出了一头汗。他的声音颤抖且嘶哑。他说：小琼！快下来！求你了！快下来！
我哭道：你先答应我，不许去！
他沉默了几秒钟，下定决心般说：好，不去了。说完试探着走过来，向我伸出手。
我把手递给他，不料立刻被他一把拉了下来。他抱住我，颤抖着。过了几分钟，他突然发力，把我的双手反背在身后。然后，他拿出我的手机，我看着他拨通了我妈妈的电话。他任我挣扎着，就是不放手。
妈妈来了，东平走了。我哭，我闹，我绝食。毕竟，小时候我们没有一起生活过，妈妈对我的容忍度很快达到了极限。她把我送进了医院。轻度竭斯底里症。我被注射了镇静剂。后来每天吃一大把药。慢慢地，我不仅忘记了东平，甚至连我自己是谁都快忘记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变得沉默，无缘无故地就感觉到很快乐。于是，大夫告诉我妈妈，我痊愈了。
我回到请了长假的单位，那时我在一家三流杂志社做美术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方块字掐头去尾放进格子里，然后P掉别人图片的LOGO拿来当成自己的用。工作简单极了。
我也回到了那间出租屋。东平的一切印记都被妈妈抹除了。只有那刷了一半的墙，还有早已干涸的大半桶涂料，还在挑动着我回忆的神经。涂料的味道，正是东平那一晚头发的味道。潮湿、刺鼻、亲切。我重新拎回一桶涂料，一个人刷完了房子。我挥动着滚筒，记忆大段大段闪回我的脑海。
那是停药的第三天，深夜，我从噩梦中惊醒，一切曾经历过的记忆都回来了。东平，他在哪里？我拨通了东明的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东明问道：姐，你……出来了？
听到他的声音，我万念俱灰。我问：你在哪儿？一边问，我一边穿上大衣。
他说：我在街上。
我问：具体在哪儿？
他突然哭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姐，我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找到了东明，他在深夜的街头游荡。他说：姐，我想死。
我问：东平呢？
他抬头看我，满脸的鼻涕眼泪。他说：我哥他被判了十二年。
虽然早已知道结果不会差太多，但是亲口听到他说出来，我还是立刻一阵眩晕。
如果那晚我注意到东明那反常的一切，也许很多事就会不一样了。
我问出了监狱的地址，然后就走了。我走的时候，东明坐在街边的长椅上面，他一直在哭。记忆中的东明，最后留给我的就是那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他长得和东平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是那样不同的两个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东明，那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东明。那晚之后，东明再也没有出现过。三个月后，学校的旷课开除通知送到了东明母亲的手中。她找到我，我们这才发现，东明早已不知所踪。
东平在卫军汽修店干了整整四年，两年的学徒、两年的徒工。中考后，我毫无悬念地升入了小城唯一的高中。我们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因为那所高中是全封闭管理的寄宿制学校。我只有在周末能见到他，可是周末偏偏是汽修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总是在忙，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车底瓮瓮地答话，只有两只脚露出来。
东平每天都会写信给我，在我周末去找他的时候，总有七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而我也几乎时时刻刻在给他写信，自习写，上课偷着写，回到寝室继续写，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我们无话不谈。东平飞快地成熟起来，他总能一眼看透一切问题的本质，让我对于他整个人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我高二那年六月的一个周末，小城发了洪水。这种事实在很少发生，因此一开始谁都没有当一回事。那天，东平难得地请了假。我们还是跑到小时候郊外那块荒地去，只是那里早已变成了一个公园。有假山，有人工湖。我们坐在湖边，看着一些老头子钓鱼。那天每人都满载而归。
乌云几乎是瞬间就压了下来。雨点砸在身上，打得人生疼。东平脱下自己的衬衫举在我头上，对我说：是雷阵雨。
可是雨一直下了一整夜。湖边码头那块地方，在我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洪水包围了。我们被困住了。一起被困住的，还有几个老头子。那一夜，东平一直紧紧地抱着我，他的体温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我。我在后半夜就开始发烧，东平急得要发疯。
第二天，救援的人来了。开着橙黄色的小船，我们被接到了船上。东平抱着我，我的头发凌乱，表情呆滞，穿着他的衬衫和长裤，都湿漉漉地贴在身上。而东平只穿着一条平角裤，他的脑袋紧贴着我的脸，他的表情那么严肃。我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一个好事的记者拍下了我们的照片并发在了小城唯一一份报纸的头版。
彻夜未归的原因，不用我再解释了。据说学校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妈妈回来了，买了机票连夜赶回来。从医院的病床上拉起我，劈手就是两个耳光。东平拦住她，挡在我面前。
东平说：阿姨，小琼病着，求您不要打她，想打，您就打我吧。
妈妈说：你这个小流氓，你不要得意！我女儿的便宜不是那么好沾的！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的！
东平被妈妈赶走了。直到两周后，我出院的时候，他又来了。我问：你去哪儿了？
他说：我一直在病房外面，你妈妈不让我进来。
我问：那你这会儿怎么进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包着头巾的农妇走了进来，妈妈紧跟其后。
妈妈说：我让他来的。小流氓，我告诉你，你要是说了一句谎话，今天我就让你好看！
农妇看了我一眼，走到东平面前，用方言问了他几句话，我没有听懂。但是我听出来了，东平称呼她“妈妈”。
我再看向那农妇，眉眼果然有东平的样子，看起来亲切多了。
一个戴眼镜的老大夫走了进来，她拉上了帘子，只把她自己和我留在里面。她对我说：把裤子脱了。
我问：为……为什么？
她说：检查！
我还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于是顺从地脱掉了裤子。
老大夫说：再脱，裤衩也脱了！
我迟疑了一下。
她说：你快点儿，我还忙着呢。
妈妈在外面说：小琼，赶快让专家检查。
我只好再脱。
老大夫说：躺下，两腿分开，举到头顶上。用手扳住。
她的语气冰冷，外面鸦雀无声，气氛奇怪极了。我似懂非懂，噙着眼泪，顺从地照办了。
老大夫戴着手套的手指一样冰冷。
几分钟后，她说：好了。穿上吧。
等我穿好裤子，她拉开帘子，我看到她对着我妈妈点了点头。妈妈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东平的妈妈也是。
迟钝如我，很久之后才明白那天到底在检查什么。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眼眶中就蓄满了泪水。
那以后，我和东平的一切都变得不可告人了。我藏在学校宿舍的信也被翻了出来。当然，没什么特别需要翻找的必要，它们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床下的鞋盒子里，连同东平在面馆工作时写给我的纸条一起被缴获了。
妈妈一封封地看那些信和纸条，然后，把它们都烧了。同时，她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她说：早恋就算了，可你看看你找的是个什么东西？！修理工！端面的！李琼，你真是出息了，你是要把咱们家的脸丢尽才满意吗？
她又说：再让我发现你跟那个小流氓纠缠不清，我就告诉你爸，让你好看！
我争辩道：东平不是小流氓！
她说：不许你再提那个小流氓的名字！
后来，直到东平打电话给她，妈妈真的一次都没有再听到过我提到东平的名字。
见到东明的第二天，我去监狱看东平。连去了两次都没有见到他。第一次不是接见日，第二次没有带身份证。第二个月的接见日，我终于见到了他。他被剃掉了头发，看上去陌生极了。他对我非常冷淡。他说：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忘了我。你还来干什么？
我强撑的笑脸顿时被他的话冰冻住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东平哥，你别这么对我说话好吗？
他说：小琼，别任性了，放手吧，你能找到比我好得多的人，不要钻牛角尖了。
我说：你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让我伤心，让我死心吧？东平哥，我会等你的，多久都等。
他苦笑了一下，说：等我出去，恐怕头发都白了！小琼，放手吧，你放手，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我说：不！绝不！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连眼睛都不眨地对视着，直到接见时间结束。
我每个月都去看他。他很少说话，也从来不笑。他的眼神那么忧郁，那么愁苦，每一次都让我肝肠寸断。
一年后，他终于知道了东明的事。再也瞒不住了。对于东明一次都没有去探视他这件事，一开始他感到万念俱灰。想了很久，慢慢地明白了。有次我一去，他就死死盯着我问：小明是不是出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滚落的眼泪出卖了真相。
后来，他对我说：小琼，我现在相信命运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说：你不要多想了，也许小明只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隐姓埋名去了别的地方生活。
他说：怎么可能，我太了解小明了，他……
我打断他：东平哥，你还有我啊。我说过，我会一直等你的！
他突然暴怒起来：你走！再也不要来了！
我还是每个月都去。他也不跟我说话，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他也从来没拒绝过见我。这让我觉得，我们总是还有希望的。我努力赚钱，给他上了小灶，尽我所能地让他的日子不那么难捱。
再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没受什么罪，农忙时节一头扎在了地里，发现时已经没了气息。这个死讯又一次由我传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总是扮演这一类的角色。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了，我不知道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那面无表情的背后是怎样的悲痛欲绝。
我又一次对他说：东平哥，你还有我，我会一直等你。
再再后来，有一天，他就突然拒绝见我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永远不会知道了。我又去了五次，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我开始给他写信，每天一封，就像他曾经写给我的那样，一周寄出一次。我写我的生活，我的一切，事无巨细，连早餐吃了什么都要写给他。每封信的结尾，我都会抄给他一首诗。我买了一本李白全集，在里面仔细挑拣着那些看起来豪情激荡的篇章。
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给我回过信。
以前，我一直感觉有两个东平，现实里的和信里的。现实里的他，永远忙碌在那个小小的汽修厂，信里的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高三一年，我和东平主要靠一个熟识的同学传递信件的方法交流。东平的信还是一天一封，而我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只能每周回一封简短的信。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就是后来东明考上的同一所，省城的大学。
寝室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只是没有人见过他。爸爸妈妈警告过我，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和东平还有来往，就会掐断我的生活费。
东平也来到了省城，他在离我的大学非常近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还是做汽修，他已经是一个娴熟的技工了。东平住在汽修厂的宿舍里，我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故事发生。他没有说过，我也一样，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心里，那个语调冰冷的老太太永远挥之不去。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严重的不洁感。
大三那年，我们迎来了十周年，相识的纪念日。还是东平提起的，他说，怎么也要纪念一下。我笑了，想到寝室的同学向我描述她刚刚开始的初恋时那神情，我和东平却仿佛已经过了整整一生。我们的故事开始得太早，竭尽全力得也太早。有时候我会觉得又温暖又疲惫，只是我从来没有把这种感觉告诉过东平。我们买了蛋糕，东平在一家酒店里开了房间，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久久地拥吻，后来，终于完成了那件里程碑一样的事。
我大学毕业那年，东平和两个伙计合开了一个小小的汽车美容店。装修的时候，每一颗膨胀螺丝都是他亲手打进墙里的，每一块地砖都是他细细铺好的，花纹严丝合缝，一切看上去都充满希望。那是八月，一切都刚刚起步。东平的口碑为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新的、老的。我们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公寓，准备粉刷一新后搬进去。我也找到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三流的杂志社。
可是这种局面只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九月，东明考上了大学。十月底，就发生了那件万劫不复的事。
食客越来越多了，我和东平走出了面馆，为后来者腾出位置来。已经11点18分了，不知道宾客们准备何时开席？或者已经散去？这未竟的婚礼变成了怎样的局面呢？
我们走向停车场，突然，我看见唐骏靠在我的车头那里。他穿着新郎的礼服，吹了头发，胸口别着花，看上去比第一次见他还要陌生。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们，因为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唐骏走到我们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李琼，不介绍一下吗？
我说：这是东平。东平，这是唐骏。
东平看了我一眼，狐疑地伸出手去。
唐骏没有伸出手来，他学着我的语气：——这是唐骏，md唐骏是你什么人，你倒是说啊！
我看着唐骏，对东平说：是个从今天开始就跟我没关系的人。
唐骏说：行啊李琼，你够狠的啊。你要逃婚，也不用挖这么个骨灰盒里出来的家伙当挡箭牌吧？你这是在侮辱我，还是侮辱你自己？
东平瞪大了眼睛问我：逃婚？逃什么婚？
唐骏说：大哥，你当群众演员都没这么不走心吧？今天我们俩要结婚，你总知道吧？
唐骏，眼高于顶。也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也一样。恐怕他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眼前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过时运动服的东平，就是我心心念念了二十多年的那个人吧？
东平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迟钝地问我：你要结婚了？就今天？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东平再问：跟他？
唐骏揪住东平的领子：你什么意思？
东平暗暗用力扳掉唐骏的手，我看到唐骏的表情抽搐起来。东平说：没什么意思。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不祥的预感升起。我说：东平，你听我解释。
唐骏冷笑道：解释？难道你不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吗？
东平摆摆手，说：真对不起，小琼，我这人怎么总是给你惹麻烦！
说完，他转身就走。
我想要追，但是被唐骏死死拉住了手腕。我看着东平越走越远，到了一个岔路口，他突然跑了起来，三两步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唐骏说：走吧，还等着开席呢。妆是来不及化了，把婚纱换上就行。你这些破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不过，你记住了，再有一次……
他说着，手指暗暗用力，我的手腕疼了起来。
我最后看了一眼东平消失的方向。
唐骏坐在副驾，他吃力地从脚下拎起一个东西来。他说：这tm什么破玩意儿？
我瞟了一眼，手中的方向顿时偏了。那是东平的书包。
一脚急刹，唐骏的脑袋撞在了仪表台上。
车在路中间停了下来。
一把从唐骏怀里抢过那只绿书包，沉甸甸地极有分量。我解开抽绳，里面满满的，都是信。熟悉的信封，熟悉的笔迹，那是我写给狱中的东平的信。有些信封上还沾着血迹。我向下翻去，果然下面是东平的回信，只是一封都没有寄出。
我跳下车，抱着那只书包，向着东平消失的方向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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