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出版的故事文化頭條網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圖書市場。

我們挑選了若干本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書，找到當年相關的作者或者編輯，請他們講述每本書的故事。

一方面回顧這些傳奇之書的故事，更重要的當然還是：我們為什麼有了如今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曾經歷過什麼，我們得到和失去了什麼，我們積累了什麼樣的財富和共識，我們何以走到今天。

這是第 6 本

“那個時候，其實整個社會對於任何事情的真相，有相當的飢渴。文革結束以後，從前被遮蔽和掩蓋的很多事情，人們需要知道。所以《唐山大地震》，（作家）理由說‘這是一個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它）是新聞，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聞。因為它被封凍，凍在冰箱裡面了。現在拿出來解凍，一解凍後就引起了解凍效應。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從前宣傳的核心不是災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災難中人的命運，而是救災，是外面的給予。外面的給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對於受災受難的人本身，其實報道幾乎是沒有的，所以能夠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

死了 24 萬人的唐山大地震，究竟發生了什麼——地震發生時的瞬間，地震發生後有著百萬人的唐山和周邊震區人們是如何渡過災難的？

地震過了將近 10 年的時候，《解放軍報》的記者錢鋼寫了一個長篇報告文學，成為 1986 年的十大暢銷書。再隔多年，錢鋼在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談了這本從此成為他身上一個最重要標籤的書的寫作初衷。

這一切，始於 33 年前《解放軍文藝》雜誌的編輯陶泰忠“一個大膽的決定”。 1984 年，陶泰忠邀請當時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的四位軍隊作者，每人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雜誌則為每個人拿出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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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錢鋼 31 歲，是四位被邀請作者中最年輕的一位。此前，他和江永紅合寫了《藍軍司令》和《奔湧的潮頭》兩篇報告文學。前者寫一位說真話的指揮員，後者記錄當時的軍隊幹部制度改革。兩部作品先後獲第二屆（1982年）和第三屆（1984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當時，陶泰忠建議，兩年後恰好是唐山大地震十週年，錢鋼可以試著寫一篇《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文章主題則和當時的時代氣氛相吻合，寫唐山的重建，突出改革。比如當時參加唐山重建的邯鄲第二建築公司正在改革推行責任制。那這家企業就應該作為重點採訪對象報道。

此時，錢鋼從《解放軍報》離職進修，剛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不久。那時，著名作家徐懷中任系主任，擅長教學。班裡共 35 人，氣氛自由。除了錢鋼，還有如今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他的成名作《紅高粱》《透明的紅蘿蔔》等也是在這個班學習過程中寫就的。諾獎演說中，莫言還特地感謝了徐懷中。

正在思考畢業作品的錢鋼自然也把唐山大地震這個題材放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因為 8 年前，唐山大地震發生後， 23 歲的軍人錢鋼就來到了災區救災，“腳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壓式噴霧器、身穿防疫隊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當時，錢鋼只是上海《朝霞》雜誌的一名編輯，是個完全“長在紅旗下”“又紅又專”的文學青年。《朝霞》則是一本認真執行文革理念、宣傳毛澤東全面專政思想的文學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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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災區待了近三個月的他，有著太多難忘的經歷，其中最難忘的當屬參加護送數百孤兒到石家莊和邢臺。後來，錢鋼也把這個故事寫進了書中的第六章孤兒們。不僅如此，錢鋼還保留著救災時的筆記本。筆記本上記錄了當時人們說的一些話和當時故事的一些線索。而且，他父母的朋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蔣憶潮那幾年間還常常寄資料給他，提醒他“別忘了大地震，有機會你要寫！”

“我記不得是他（指陶泰忠）叫我寫，還是我也主動說了我對唐山這個事情有興趣”，錢鋼對《好奇心日報》回憶道。總之，兩人最後一拍即合，確定了寫唐山大地震，主題也從“毀滅和新生”變成了只寫“毀滅”。

就這樣，錢鋼一邊讀書一邊採訪。他利用了寒暑假、國慶、元旦和春節等假期來到唐山，核實當年發生的事實，收集新的素材。比如錢鋼下決心找到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點 42 分，地震剛發生時的目擊者。最後憑著毅力和運氣，還真讓他找到了 10 位。深夜值班的醫院護士，趕急診的醫生，上夜班的火車站服務員，夜裡值班的發電廠工人，擔心有雨、起來收衣服的市民等等，這些人生動還原了地震剛發生時的場景。

而在整個採訪過程中，錢鋼印象最深的便是這些對於目擊者和倖存者的採訪。這裡的倖存者特指那些“在地底下存活了很多天”的人。錢鋼在書中稱他們為“渴生者”，“3天：一對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8天：‘小女孩’王子蘭”、“13 天：大大超越生命極限的人（盧桂蘭）”和“15天：最後的五個男子漢”。錢鋼覺得，這些人“不僅是生命的奇蹟，而且是人類精神史的奇蹟”。在處理這些材料時，錢鋼還採用了當時看來“不拘一格的文體”，比如“稍經整理的筆記”、“原封不動記錄下來語無倫次的談話”。“（盧桂蘭）老媽媽的談話語無倫次，但我覺得最能反映她在地底下的感覺”，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錢鋼採訪唐山礦工李玉林，來自：mjlsh

這時，“新聞專業主義”正在成為新聞從業者學習的內容。文革結束後，新聞界開始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料。身在《解放軍報》的記者錢鋼就收到了當時人大新聞系編的《外國新聞通訊選》和美國大學裡的新聞教材，和他的同事們一樣，如飢似渴。

“後人很難想象那樣的情景：在還需要按比例吃‘粗糧’的飯堂裡，年輕軍事記者們開始在飯桌上興致勃勃切磋美國新聞的導語寫法，什麼‘子彈式導語’‘曬衣繩式導語’‘延緩式導語’……；熱烈討論‘大兵記者’歐尼派爾的報道風格。我們飛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說真話，不說假話；說人話，不說鬼話；人性；人道主義；以‘五個 W ’為標誌的新聞真實性原則；還有最重要的，‘改革’”，錢鋼在《和那個十年》一文中寫道。這篇回憶文章曾於 2009 年發表在《財經》雜誌上。

具體到唐山大地震的寫作，錢鋼稱，他直接受到了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寫 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的作品《舊金山毀滅了》、美國記者約翰·赫西寫原子彈在日本爆炸後六個普通人經歷和記憶的《廣島》和捷克作家基希《基希報告文學選》的影響。其中，《廣島》這本書當時還沒完整出版，錢鋼是在街上買的一個節選小冊子《廣島浩劫》。寫作時，《基希報告文學選》則一直放在錢鋼旁邊。正是因為這些養料的影響，錢鋼才決定把主題定為“毀滅”。因為他覺得，唐山大地震屬於人類，只有寫人性的作品才是不同國家的人都能看懂的作品。他要成為中國的“赫西”和“基希”。

“當時就是受別人的影響特別大，而且轉化為自己的能力，這個速度特別快”，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當然，這個高速不得不“歸功”於文革十年的精神貧瘠，大多數中國人都處於思想飢渴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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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只是對思想飢渴，還有對真相的飢渴。 1976 年 7 月，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文革尚未結束，那時幾乎沒有不帶宣傳的如實報道，更不會關注災難中人的命運和人性，人們依然處於政治的狂熱中。比如當年的錢鋼也寫過類似的文章。他寫一首名為《烙餅的大娘》的抒情詩，講一個夕陽下在路邊架鍋做飯的老人，她的鍋是哪個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個省送來的。

而且，地震災區實行了封鎖，拒絕了國際援助，出現了像“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產主義教育”、“別看唐山遭了災，大慶紅花照樣開！”、“他來一次地震，咱來一次革命！”等標語。人們也不能帶相機，禁止拍照。所以，迄今為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照片大多是關於破碎的建築物等照片，鮮少有人的出現。因為這些照片原本只是研究者為了收集地震的科學資料才拍攝的，而不是為了新聞報道。

1986 年 3 月，唐山大地震發生 10 年後，《唐山大地震》在《解放軍文藝》發表。一個月後，同名圖書出版。兩者共同引爆了市場。今年 64 歲的錢鋼回憶，當時北京的報攤上特別火，到處都在說這本書。王府井新華書店賣《唐山大地震》書的時候，排的隊伍排到了王府井大街上。這本書還獲得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1986 年全國十大暢銷書獎”和“1987 年全國圖書金鑰匙獎”等獎項。最後，雜誌連同書，銷量達七八十萬冊。

當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廣播電臺都把《唐山大地震》作為長篇連續廣播節目播送。這也是最開始被廣播的報告文學之一。而在互聯網沒有興起、物質貧乏的 80 年代，廣播擔當了重要傳播媒介的職能。“當時好的長篇小說應該都廣播過，聽長篇小說的人非常多，是一種生活”，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徐懷中，來自：hudong

人們對真相的飢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暢銷。報告文學作家理由評價說：“這是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著名作家、錢鋼的老師徐懷中則在 1986 版的序言中寫道：“在這裡，大自然的景觀和人的心靈世界的景觀疊加映照，宏觀的潑墨和微觀的工筆交融一體，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維和嚴肅科學的命題對立而統一，逼真地畫出了一幅屬於唐山也屬於人類的‘七·二八’劫難日‘全息攝影’圖”。

而且，之前大多數報道關注的是救災，是宣傳，《唐山大地震》關注的是受災受難的人本身，關注的是災難中的人性。寫作真正回到了對人和人性的關注，這一下打動了大多數人。比如錢鋼寫了大地震中的孤兒、倖存者、盲人、精神病人和醫生、看守所的犯人和警察、訪華的外國友人等各種人的際遇。

除了人性的崇高，錢鋼也寫了人性的卑劣一面。比如大地震時期有人發“災難財”，哄搶物資。民兵抓了超過 1800 人。其中一個老婦人在不同的男屍前哭喊“我的兒啊！我的兒啊！”，然後摘取手錶，最後多達十幾塊；“方舟軼事”中大家庭的組合與解體；“政治的 1976”所體現人們的反常思維和心態等等。

最後一章，錢鋼對“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的“調查報道”，更是滿足了大家對“臨震預報”這一敏感問題的疑問。儘管直到現在，這一問題仍然沒有被充分地解答。

所以，“《唐山大地震》已成為史料。這本書記錄了 1976，也留下了 1986 的印記。1976 年唐山人、乃至中國人的命運是一種真相；1986 年一箇中國記者的思考與寫作狀態，是另一種真相”，錢鋼在今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而那些現在看起來可能“不節制”、“偏煽情”、“偏熱血”的文字，當時卻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它是從（文革）那種虛假的、愚忠的、被迫的情感變成一種真情實感。這種真情實感對很多人來說，那個宣洩是符合大多數人審美的”，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不過，文章在雜誌上發表後，也受到了一些批評。比如曾任國家地震局局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克實寫信向軍隊反映，《唐山大地震》對“四人幫”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破壞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的事實揭露不夠。總政治部主任隨後批示，錢鋼同志可以補充採訪。所以，相比雜誌上的文章，書裡多了對胡克實的採訪和青龍縣當時情況的補充。唐山大地震發生時，青龍縣提早進行了防範，所以全縣只死了一個人。

《唐山大地震》“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一章也引起了地震局的不滿。錢鋼稱，當時地震局有人向《解放軍報》和《解放軍文藝》反映《唐山大地震》有問題。領導則認為是學術爭論，只是讓他去地震局和持異見的同志座談和解釋。但是，地震局還是向正在播送《唐山大地震》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去了公函，要求停止播送第七章。後來，中央臺照辦，全書播到第六章就結束了。

但總的說來，這是經過文革十年，“撥亂反正”後，思想解放的時代。人們有著最大的共識——“絕不能往後走”，“絕不能退回到那個矇昧、黑暗的時代去”。而《唐山大地震》的發表和出版就得益於當時的“寬容、寬鬆、寬厚”的氣氛。錢鋼覺得，這個時間窗口難能可貴。稍早不行，還在“清除精神汙染”（1983 年）；稍遲也不成，新一輪“反自由化”（1987 年）又開始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氣氛也使新聞界開始鬆動，有了更多對事實真正的報道，甚至出現了批評報道。比如 1979 年，《解放軍報》轉載了一篇根據真實故事寫作的詩歌《將軍，不能這樣做》。詩歌批評了一位拆除幼兒園，使用外匯為自己興建樓房的將軍。 1980 年，《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敢於向特權挑戰的人》，點名批評了時任國務院商業部長王磊企圖享受特權，到餐館吃飯只付象徵式的“湯錢”，最後遭飯店廚師陳愛武舉報到中紀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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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零零星星的突破性批評報道並沒有改變整個新聞業的發展，一些記者開始轉向報告文學。“記者的新聞報道方式受到束縛太多，使他對社會的一些認識、觀察和思考無處言說，因此才轉向報告文學”， 80 年代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說道。

於是， 80 年代興起了一場“報告文學熱”。它們的創作主體從作家變成了記者。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土地與土皇帝》、盧躍剛的《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孟曉雲的《胡楊淚》、黃宗英的《大雁情》、李延國的《在這片國土上》等等都在那時湧現。這些作品大多帶有較強的現實批判色彩，宣揚民主自由思想，而且比當時的新聞更真實。比如當時錢鋼先寫了一篇名為《裂變》的報告文學。後來被領導直接拿過去，在報紙上重新當作新聞又登了一遍。

“報告文學成了一個平臺，既承擔新聞的功能，又承擔一定學術的功能，還承擔新聞裡面部分政論的功能”，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道。麥天樞則覺得，報告文學當時成為了“社會啟蒙、文化啟蒙的工具”，成為了“中國學術思潮的一個晴雨表”。所以，當時還流行一種所謂的“社會問題報告文學”，借用很多社會學裡對社會問題分析來報道現實，包括學生的高考問題，人們的婚姻問題、環境問題等等。人們也接受了這種新的樣式，熱切地閱讀著一篇又一篇報告文學。

《唐山大地震》出版後，不僅在國內暢銷一時，影響還到了海外，出了英、法、日、韓等譯本，並被康奈爾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一些美國大選列為新聞寫作的教學參考書。有意思的是，《唐山大地震》出版後不久，錢鋼在北京還收到一封來自香港教育署的信件。信中稱，香港教育署正在編撰將沿用到 1997 年後的香港中學語文課教材，想把《唐山大地震》的引言《我和我的唐山》收入其中，希望得到授權。

由此，從 1988 年開始，這篇序言就進入了香港中學的課本。後來還成為了香港中學會考三本推薦書目之一。錢鋼稱，除了國際學校以外， 80%香港的學校都把《唐山大地震》選為讀書報告的候選書目。所以，在網上檢索《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很多讀書報告或者讀後感。“錢鋼是如何看待生？如何看待死？”之類的題目也成為不同屆的香港學生都需要回答的題目。甚至還有人在網上戲仿這篇序言，寫了篇《我和我的高考》。因為課文裡的篇章作者大多作古，所以當 2003 年錢鋼前往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任職時，“別人很驚訝，怎麼他還活著呢？”，錢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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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錢鋼又寫作了《核火：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院長鄧稼先和他的事業》（1987年）、《改革：1987年秋在蘇聯》（1988年）和《海葬：大清國北洋海軍成軍一百週年祭》（1989年）等報告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關注當時中國最為現實的問題——改革。無論是想從國外借鑑（比如蘇聯改革），還是從歷史借鑑（比如北洋海軍），都是如此。

“當時受改革的刺激很大，都想追問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的改革為什麼搞不下去？”，錢鋼對《好奇心日報》說道。所以，在寫北洋海軍這樣一部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海葬》時，錢鋼還把新聞加進去了。書裡有兩個章節的名字都叫 88 年，第一個是 1888 年，第二個是 1988 年。 1988 年那章則是當年中國很多重要的新聞事件。

1990 年，錢鋼離開《解放軍報》。先後參與創辦了《中國地震報》（後更名為《中國減災報》）、《三聯生活週刊》和央視的《新聞調查》，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間還擔任過《南方週末》的常務副主編。從 2003 年秋天開始，他來到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成為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主要研究中國新聞史，致力於對《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話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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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錢鋼編寫了一本《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約請 70 多名記者記錄了自 1900 年以來在中國發生的 100 個最大的自然災害。其中，里氏 7.8 級的唐山大地震猶如 400 枚廣島原子彈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殼中突然爆炸。 24.2 萬人死亡， 16 萬人重傷，直接經濟損失 100 億元以上，一座百萬人口的重工業城市毀於一旦。這也是 20 世紀世界上人員傷亡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亡人數是東京大地震（1923 年，8.2 級）的 2.4 倍，智利大地震（1960 年，8.5 級）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1964 年，8.4 級）的 1300 多倍。“為了遠離災難，我們走近災難”，錢鋼在序言中寫道。

而回看 31 年前這本寫成的《唐山大地震》， 64 歲的錢鋼對《好奇心日報》稱最大的感受是，“這個書只有那個時候能寫”。“一個是整體的氛圍，還有就是整個人的心態，還有體力，還有年輕。在當時的人來說，物質條件比現在貧乏得多，可是心裡面那個樂觀的勁兒，那種希望，似乎比現在要多。就寫作這件事情來說，自由和不自由的區別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