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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里，有一个重要角色叫“方鸿渐”。
在小说里，方鸿渐算不上顶尖人才，长处在于涉猎广，什么都会点，也都能做好，但都不能算是特别好，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这个人，真实、可爱，心存理想，良心未泯。
有些人认为，方鸿渐这个形象，来源于一个叫做“费孝通”的人。
（《围城》方鸿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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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是什么人？
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有人评论他：
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行动；而且无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样孜孜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富民”理想。
1939年，28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从此一举成名，日后这本书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使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是“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
在一般人心中，费孝通永远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以一个豁达开朗的长辈形象活在人们心中，谁也想不到他年轻时英俊清瘦，中年后才心宽体胖，写得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更举重若轻。
鲜为人知的还有，在费孝通漫长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深刻地影响过他，她们分别是：杨绛、王同惠、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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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爱人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说得更准确一点，是费孝通单恋杨绛。
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小是男女同校，但中学只收女生。因为费孝通小时候体弱多病，他的母亲担心他在学校被大男生欺负，就委托了当振华校长的好朋友，也让费孝通上了女中。
他从小就喜欢杨绛。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振华女校的学生，都是本地人。忽然来了一个洋气的学生，当然惹人注意。女校的学生都是女生，我是特殊原因才进的女校，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有兴趣是自然的。”
在费先生眼里，杨绛十分有趣，但在对方心中，对他的看法却是刚好相反。
（年轻时的杨绛）
可能杨绛先生也是从小就领悟了那个道理：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她自己就是一个爱玩爱闹，有趣有生活的女生，所以更不喜欢没劲的人。在杨绛眼里，费孝通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两人刚到振华读书时，还没有别的新玩伴，杨绛跟与自己差不多大的费孝通玩过几次游戏。
其中有一次，他们在苏州振华女中的操场上玩耍，杨绛活泼俏皮，用树枝指着沙地上的一幅画，问身旁的费孝通：“你说，他是谁？他是谁？”
地上画的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头像，笑得合不拢嘴，小姑娘故意把他画得很难看。
（年轻时的费孝通）
而此时的费孝通，呆头呆脑，什么也不会说，就只是对着古灵精怪的小杨绛傻笑。杨绛觉得忒没有意思，把树枝一丢，不搭理费孝通，自己玩去了。
他们俩同班，费孝通的算术特别厉害，而杨绛演算四则题，却常常“吊黑板”，老师就让他解答，杨绛对他不以为意。上体操课时，杨绛的个儿小，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也自己走到最后排起队。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杨绛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女生。”杨绛呛回去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
一点儿都没给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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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大概觉得混在女生中间别扭，在振华只念了一年级就转到东吴附中去了。后来在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
在东吴，也有很多男生纷纷开展了追求杨绛的行动，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背后的小算盘其实是阻止其他竞争对手。
杨绛听到这话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尽管杨绛对这个呆呆的男生这么甩脸子，也挡不住少男的爱慕之心，他在心里总觉得，只要杨绛没有承认心有所爱，总有一天她也会被他感情打动，成就一段美满姻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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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落花一直有意，流水始终无情，杨绛对他的爱无动于衷。
1932年，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别的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好友孙令衔到处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
当钱钟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在杨绛面前，钱钟书针对别人传言他已订婚所做的澄清，杨绛对钱钟书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互相心仪已久的才子佳人很快恋爱了。
（钱钟书与杨绛）
杨绛还专门给费孝通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费孝通不服，找杨绛理论。
从小就认定杨绛的这个憨厚男孩着急了，急匆匆地跑去找杨绛“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
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自己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的回答很有立场：“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他不知道在感情的世界里，他还能再做点什么，才能让心爱的人接受他的爱，所以他接受了现实，成为了这个“普通朋友”。
这段感情，从友谊开始，到友谊结束。
至始至终，在这个恋爱的季节里，故事里都是费孝通一人在演绎情节，独自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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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完婚。
同年，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后者的夫人正是冰心。
在感情的世界里遭遇了挫折，费孝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学习中，他比以前更加勤奋更加发狠，他要让自己更加优秀，要让曾经错过他的人在将来看得起自己。
在这时，他认识了同系的一个女生，王同惠。
他们俩在燕大同系不同班，曾就人口问题有过一次争论，费孝通无法说服她，就送了她一本人口问题专著，后来王同惠说，就是这本书打动了她。
费孝通说：“这段因缘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没有那种像小说或电影里常见的浪漫镜头。
在一张照片里，她穿着立领镶边的波浪花纹旗袍，身材颀长，笑意盈盈。一旁的费孝通身着西装，脸上是招牌般的憨厚笑容。两人紧紧依偎，无限甜蜜。
还有一张，是他们的结婚照。王同惠一袭简单白色婚纱，五官在黑白胶片中更显清晰。她圆脸、短发、高鼻深目，一身古典气质，在任何时代，都堪称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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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期间他们一起翻译校订《社会变迁》和《甘肃土人的婚姻》，两书译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堪称两人爱情的结晶。。
他们之间仿佛有着一条看不见的线，彼此相牵。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费孝通在与她的共同学习探讨中，逐渐发现了这个女孩的聪慧与美丽。
在费孝通眼里，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性格温婉和蔼，人又大方聪明，可谓才貌冠群芳。王同惠则十分欣赏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更理解他心底更深一层的理想和抱负。
他们逐步从同学，变成了知己，走得越来越近，关系越来越亲密。
他们在飞扬的青春里，有着共同的志向，欣赏着对方的才华，也能理解对方的抱负与理想，
他们惺惺相惜，也心心相印。到了假日，费孝通留在清华园中的工作室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王同惠偶尔会前去相聚。两人如同一双比翼鸟，在北大清华间穿梭，今天约在水木清华，明天相约未名湖畔，偶尔一起去圆明园的废墟和颐和园散步，即使下雪天费孝通也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王同惠，被称作红门立雪。
8
新婚蜜月，本该温存，可因为希望可以早日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小两口新婚第四天便辞别了恩师，踏上了去广西的路途。
1935年12月，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引领下，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调查。小夫妻相互搀扶，跟在导游后面，走到五指山冲口处，怀有身孕的王同惠已经精力不足，浑身发软了，费孝通把她扶到大石头上歇歇。
就是这一歇，让他们和向导失去了联系。在莽莽深山里，夜来得很快，他们对地形完全不熟，也找不到方向，费孝通忽然发现前面有个类似房屋的建筑，以为那处有人家，赶紧前去查看，却不知道触到什么机关，轰隆一声，陷入一个深洞，掉进了瑶族猎户设置的捕兽陷阱里。
身怀六甲的王同惠，奋不顾身地上前，把丈夫身上成堆的木头和大石块逐步移开，发现费孝通从腰往下都收了重伤，无法站立，便将她扶到旁边坐下，“我们是生死夫妻，我去找人求助。”说完，就消失在荒野之中。
这一走，她再也没回来。
第二天，费孝通被路过的瑶族村民救了，而王同惠杳无音信。
副乡长听闻此事，即刻下令，凡16岁以上的男子都出发寻人，瑶族村民们集体出动，寻遍周围山寨乡村，都没能找到怀了孕的王同惠。六天之后，他们才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找到了她。
那已是一具遗体。她那天救夫心切，不慎失足落入悬崖。
此时，王同惠与费孝通结婚仅有108天。
9
遗体不便长途运转，费孝通把爱人葬在了梧州白鹤山上，亲笔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差点把费孝通击垮了。他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位琴瑟和鸣的爱人，还未生离，却已死别。把消毒水、药品一同吞下，甚至以头触石，“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中”，却在瑶民的照看下挺过了这一关。
他悲悲切切地写下的那段碑文，“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就是他的绝望。
但最终，多次自尽皆被救回后，费孝通想明白了，尽自己该尽的责任或许才是爱妻希望看到的，他在给吴文藻的信中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他再次跑到爱妻墓前，以志相许，发誓一定要实现她的遗愿。
在广州柔济医院治疗期间，费孝通伤情稍稍好转，便立即着手整理王同惠在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海外译名《中国农民的生活》)，使得学界轰动，并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的地位。
直到1977年，两人共同翻译校订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费孝通写了一万多字的序——《青春作伴好还乡》。序中说：“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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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王同惠是费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们两人身上，费孝通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与命运的残酷，而爱情的滑铁卢则又反过来促使费孝通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
杨绛是费孝通的爱而不得，王同惠是费孝通的爱而不能，生活给予了他一些东西，却又把另外一些从他的生命中拿走。
好在，最后，还是有一个与他在这个荒凉尘世间相濡以沫的人出现了。
1936年，费孝通远赴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两年之后，他就从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并先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回国后的第二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认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
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跟跟丈夫离婚很正常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
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平淡如水，却温润得可以滋补所有来自生活造成的伤痕，如穆旦《赞美》诗中那句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样的知识分子，却很有教养，通情达理，温柔体贴，成为了丈夫在生活上最好的帮助者。
费孝通曾说：“我的爱人是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农民。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她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性格。”
乡村土地般稳扎稳打的生活，抚平费孝通的往事伤痛。
1994年，孟吟病逝，费孝通作诗悼念：
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
往事如烟，忧患重积。
颠簸万里，悲喜交集。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
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一声“老妻”，是55年的风雨同舟，是半个多世纪的生死相伴，是一大半辈子的彼此搀扶。合影里，两个人的笑容，看上去竟那么相似，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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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是你的情窦初开，有人是你的青春同路，还有的人，是你时光岁月里的并肩同行。
初恋，青春，岁月，都在时间里，展现着它们的美好，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获得一段铭心刻骨。
回想起来，偶尔，一笑而过，偶尔，潸然泪下。
一份从最青春懵懂年少时便开始的爱恋之情，始于友谊，终于友谊。
一份琴瑟相和志向相同的比翼鸟的生死爱恋，爱恨归土，死生契阔。
一份在生活上彼此照料互相搀扶的相濡以沫，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三段百转千回的爱情，都给费孝通的人生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都在事业上给他了一种想象不到的助力。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观点：
当一个人因为某种缺陷而失败后，伴随失败的还有一种挫折感与自卑感，一方面，这种挫折感与自卑感可能会击溃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也会反过来促使人去发愤图强，进而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心理创伤之后的补偿作用。
爱情，有时候往往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显现出永恒的光辉。但得不到的爱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加倍奋斗，费孝通后来的名山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爱情缺憾了吧。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爱情、乡土和学术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漂洗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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