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自安為讀者簽名
譚自安，這位中國作協的第一位毛南族作家，一輩子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地盤上，用時間和精力以及筆頭，埋頭幹起他一生最愛的事：講故事，講中國故事，講中國歷史的那些事兒。
這是一個愛講故事、會講故事的作家。作為一名普通的記者，要講好譚自安的故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應該講，我必須講。因為，譚自安的故事太值得講了。理由有三，一是隻讀完初小的人，能夠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壇能有幾人？二是能夠用自己的觀點講述中國曆朝歷代的歷史，又有幾人能做到？三是才50歲，就創作了上千萬字的作品，這也算稀少吧？
這樣一位作家，肯定是有故事的，而且他的故事一定精彩，一定是滿滿的正能量。
一套毛選，成就一名歷史作家
大凡有成就的人，都有其成名的根基。而譚自安能有今天的成就，他的“根基”源於小時候的經歷。譚自安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對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頗為熟悉。老年的時候，常和鄉鄰老友坐在家裡，邊小飲邊聊歷史上的那些事。每每這個時候，年幼的譚自安會坐在爺爺的身邊，乖乖地聆聽。雖然聽不明白歷史上各個皇朝那些充滿權謀和爭權奪利的事，但是，那些有趣的人與事，卻深入了他的腦海之中，成為他永遠的記憶和情懷。“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總有一種探究個明白的慾望在心底蠢蠢欲動。”譚自安說。
要探究歷史，那得讀書，讀各種歷史書籍。
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能夠讓譚自安讀到的歷史書籍並不多，甚至說沒有。於是，他只好“順著潮流”，找來一整套的毛澤東選集閱讀。
對於年方十幾的譚自安來說，毛選的博大精深，他是無法完全理解的。然而，其中關於歷史典故或者事件的註解，卻讓譚自安看到了毛主席獨特的歷史觀。可以說，譚自安與眾不同的歷史觀正是從閱讀毛澤東選集開始形成的。當後來有機會閱讀到更多的歷史書籍的時候，他已形成這樣的閱讀習慣：尊重歷史事實，但不盲從前人觀點。而且，隨著閱讀量越來越大，他越來越感覺到在許多歷史書籍中，對某一事件或者人物的評價並不準確，也不客觀。例如在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中，作者把劉備刻畫成為一位依靠眼淚收攏人心而雄居一方的歷史人物。經過多方考究和思考之後，譚自安認為真正的劉備一定不是這樣的人。劉備的最大特點是會用人。而在很多學者和歷史作家看來，司馬懿一生最大的對手應該是諸葛亮。但是，譚自安的觀點不是這樣。他認為司馬懿最大的對手是曹操。曹操並不像劉備一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是一個疑心特重的人，對於司馬懿，曹操從來就沒有放心過。司馬懿自然深知曹操的性格特點，知道曹操並不放心起用他。因此，為了避免遭來橫禍，司馬懿多次尋找藉口與曹操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不惜讓馬車輾斷自己的腿製造人為的癱瘓而不入曹操軍帳……這些觀點，都在《三國那些事兒》中有著充分地體現。
還有對於眾所周知的荊珂刺激秦皇的故事，譚自安同樣有他自己的觀點。幾乎在所有的歷史典籍中，荊珂都被視了大英雄而被史學家和後人讚頌。譚自安認為，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荊珂其實是被一群無能的官僚士大夫所利用。“我們可以這樣思考，那麼多有權有勢的官僚士大夫，他們不去做改變歷史的事，而是把國家的命運託付給一個俠客，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的。同時，荊珂作用一個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員，竟然也接受了刺殺秦皇的任務，這難道不是一種盲目的行為嗎？從這個角度來看，荊珂是英雄倒是沒錯，但也不至於佔有那麼高的歷史地位。”譚自安說。因此，在《秦朝那些事兒》的長篇歷史小說中，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譚自安對荊珂作了自己的解讀。在他的筆下，荊珂的形象更為豐富，更有情懷，更為人性化。當寫到眾人把荊珂送到易水邊的時候，譚自安筆下的荊珂非常清楚地看到眼前這些肥頭大耳的官僚士大夫內心的陰暗與脆弱，也非常清楚他們是在利用他。但是，由於對秦皇統治下的社會極度不滿，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毅然決然地走向刺殺秦皇之路。
“讀史不能盲從，要有自己的思考與判斷。”譚自安說，“雖然我不敢保證我所寫的歷史小說有多好，有多深度，對歷史的事件和人物的評價有多準確。但是，至少我做到了更符合邏輯更具有現代意識的創作。當然，我不是重寫歷史，我進行的歷史小說的創作，我的作品自然會有虛構的成份。”
譚自安贈書給讀者
一生重要三件事：買書、讀書、寫書
走進譚自安的書房，出現在眼前的是靠牆而立的兩個大立櫃，櫃子裡裝滿各種歷史書籍，有10本一套的《劍橋中國史》，有史學家呂思勉的著作，也有嚴復先生的著作，還有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論文集》等等。譚自安告訴記者，這些書都是他近十幾年購買了。他說：“小時候想讀書沒有書讀。長大後就拼命地買書，讀書。”
譚自安所說的小時候沒有書讀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找不到各種書籍閱讀，二是沒有辦法在學校讀書。
因為受祖父的影響，譚自安從小就養成了喜愛閱讀的習慣。但是，由於家住偏遠的鄉村，加上那個特殊的年代，農村家庭要找到一本書，那簡直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這就像一個十分飢餓的人找不到可吃的食物一樣，譚自安對書的渴望對閱讀的飢渴而最終的無法滿足，成為他年幼時最為痛苦的記憶之一。譚自安向記者講述了小時候的一件事。七八歲那時，他對閱讀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因為找不到要讀的書，他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每一次趕街的父親身上，只要到圩日，只要父親趕圩，他都會讓父親幫買一兩本“小人書”回來。每個圩日，他都會在下午五點鐘左右來到村口，等待父親的歸來。然而，很多時候，他都是滿懷希望等待，結果都是滿滿的希望與失落。因為家裡窮，父親實在拿不出多餘的錢給他購買“小人書”。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小孩，許多人長大後對兒時的記憶都是肚子的飢餓。而譚自安的記憶卻是對書籍的飢餓。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記憶，讓長大後的譚自安成為中國作協至今唯一一位毛南族會員。
兒時家庭的貧困，不僅讓譚自安找不到書可讀，而且還成為一名讀完初小就輟學的學生。
當一個人面對苦難的時候，往往會有兩種結局。一種是被苦難打倒，再也起不來。一種是“窮則思變”。譚自安顯然是第二種。沒上過多久學校的譚自安卻非常清楚“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道理。於是，長大成人之後的他，有點錢就買書，有點時間就讀書。在譚自安的書架上，有兩三千元一套的書，也有近萬元一套的書。而且，這些書買來之後，他總會抓時間儘快閱讀。
譚自安是一個喜歡思考也會思考的人。書讀多了，他發現很多書裡面的觀點並不那麼準確和科學，有些甚至缺乏邏輯性。“如果我來寫，一定不是這樣。”那個時候，他常常這麼想。
這樣的想法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就開始動手寫了。於是，在此後的歲月中，《丫丫三國》《秦朝那些事兒》《晉朝那些事兒》《三國那些事兒》《大漢的徘徨》《大明皇朝》《中國毛南族》《風情毛南、香美環江》等一系列鉅著紛紛面世。譚自安因此成為“毛南族裡文憑最低的高級知識分子”。
從田間走向文壇
譚自安部分作品
事隔多年之後的今天，譚自安依然清楚地記得1988年夏天那件改變他命運的大事。在這之前，譚自安雖然已是一名代課教師，但這是“半工半農”的身份，上課時間在學校上課，非上課時間那得回家務農。
這年夏天的“雙搶”期間的某一天，正在田間收割的譚自安收到了來自灕江出版社的一封來信。在炎炎烈日下，他用沾滿泥土的雙手，惴惴不安地接過封由郵遞員送到地頭的信。為了這封信，他等了整整一個月。一個月之前，他把花了一年多時間完成創作的武俠小說《奪命情》寄給了灕江出版社。而在這之前，這部長篇處女作已被“行內人”定為“胡亂之作”，不可能有地方為他出版。然而，不服輸的他偏偏不信自己花了那麼多心血創作的作品“一文不值”。於是，他就把《奪命情》寄給了當時在國內名氣響噹噹的灕江出版社。當然，不服輸是人生態度，而結局如何，卻不是他能夠左右和把控的。書稿寄出之後，他的心一直懸著。當終於盼到了回覆的時候，他卻猶豫起來，久久不敢打開信封。他怕信封打開的時候，也就是他人生的希望破滅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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