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特別講到“獄中八條”，高度肯定其現實鏡鑑意義。“獄中八條”的具體內容有哪些？它是如何形成、傳播的呢？
要弄清楚“獄中八條”這些疑問，還得從羅廣斌在重慶解放後向黨組織提交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說起。
《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收藏於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
01
烈士們犧牲前叮嚀可能活著出去的同志，把他們最後的囑託報告給黨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1948年9月在成都家中被捕，押解到重慶，隨後戴著腳鐐關進渣滓洞監獄樓上七室。樓七室是隔離室，專關態度“頑固”不守監規的犯人，管理更加嚴格，平時不準放風。樓七室裡有一位羅廣斌認識的囚犯張國維。張國維，湖北漢川人，四川大學經濟系畢業，1939年入黨，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羅廣斌出身於一個有特殊背景的權貴之家。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時任第七編練司令官，手握重兵，駐紮四川，是當時四川境內最大的武裝集團首領，並與西南地區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有交情。基於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廣斌要注意蒐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的任務，作了一個有心人。他在積極參加獄中鬥爭的同時，留心觀察，設法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積累資料。同志們對他也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提供情況和意見。有時候還能三三兩兩地進行小型討論。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週年紀念日，渣滓洞監獄各囚室的難友紛紛採用各種形式慰問女囚室裡的江姐。江姐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後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先後分別進行了討論。這對提高獄中同志的鬥爭意志和思想認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關在樓下平二室。在這裡，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羅廣斌的入黨介紹人，被捕前任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王樸（被捕前任重慶北區工委委員）、陳然（被捕前任《挺進報》特支委員）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白公館監獄實際存在一個沒有名稱的黨的秘密領導小組，成員有許曉軒、譚沈明、周從化、劉國鋕。主要領導人許曉軒、譚沈明已坐牢十年，從貴州息烽監獄到渣滓洞到白公館，多次與羅世文、車耀先關在一起。他們在獄中堅貞不屈，刻苦學習，有較高的思想理論水平。羅廣斌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豐富的精神營養。
從10月底到“11．27”之夜，在公開和秘密的大屠殺中，兩座監獄的絕大部分同志均已壯烈犧牲。就在“11．27”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於看守之機，冒死突圍，衝出牢籠，蟄伏鄉間，三天之後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於活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後囑託。
羅廣斌
02
羅廣斌奮筆疾書，在重慶解放後第25天，把一份報告送交中共重慶市委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絡處”，接待從各個監獄脫險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前往報到，並參加籌備楊虎城將軍和“11．27”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他既享受迎來解放的歡樂又深深沉浸於對死難同志的悲悼之中。
為了執行難友們的囑託，他每天晚間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以後條件改善，才有了辦公桌可供寫作。到12月25日，大屠殺後的第28天，重慶解放後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這份報告如今只剩殘件15頁，有2萬多字。按原報告所分小標題，為七個部分，現在只存第一、二、三、七等四個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第五、六兩部則已完全迷失。估計全件當在3萬字以上。但僅就現在可以讀到的部分，已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地下鬥爭、監獄鬥爭的艱難歷程、大破壞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烈士們的崇高精神風貌。
羅廣斌《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部分）
03
《報告》七個部分的小標題和主要內容一、“案情發展”。講的是由《挺進報》改變發行方式引發的川東黨組織被大破壞的經過。《挺進報》是中共重慶市委的機關報（油印小報），1947年7月創刊。開始主要在黨內和進步群眾中發行。1948年初春以後，作為“政策攻心”的手段，重點發向敵黨政軍警憲特和有關社會單位，引起敵人警覺。敵人派“紅旗”特務接近進步人士和進步社團，偵察到《挺進報》的發行線索和地下黨領導人的行蹤，抓住了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和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兩人相繼叛變。加之有的同志喪失警惕，工作失誤，造成川東黨組織的一次大破壞，並且影響川康，波及寧滬杭，造成135人（另有寧滬杭地區8人）被捕，其中縣以上幹部40人。除8人叛變，少數人經營救和突圍脫險外，絕大多數同志壯烈犧牲，損失十分慘重。大破壞被捕者大都陸續關進渣滓洞、白公館。他們是當事人，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比較準確。
二、“叛徒群像”。著重揭露原地下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原川東臨委副書記塗孝文、原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原重慶城中心區委書記李文祥等幾個領導幹部的叛變罪行，剖析他們平時言行中反映出人生觀上存在的問題和叛變時的心理狀態，說明他們雖然職務較高，資格較老，有過功勞，但在關鍵時刻叛變不是偶然的。
三、“獄中情形”。簡略敘述了兩座監獄的由來和獄中鬥爭的情況。對渣滓洞，重點彙報“獄中追悼會”（全體囚犯公祭在獄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新四軍戰士龍光章）、“新年大聯歡”（即一般說的“春節大聯歡”，《報告》中寫的是新年大聯歡）“慰問江姐”等幾場鬥爭。對白公館，則重點彙報了“獄中學習”、編寫“《挺進報》白宮版”、“爭取特務看守”和“準備暴動突圍”等幾場鬥爭。《報告》說：“到最後（指暴動計劃未成，大屠殺開始），已經面臨死亡的考驗了。老譚（譚沈明）提出以前羅世文死的時候臉色都沒有變。於是（領導小組）要求（共產黨員）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結果，每一個人臨死都是倔強的，沒有求饒。國歌和口號聲一直不停地在槍聲彈雨下響著。牢獄鍛鍊得每個同志——黨員和非黨員成為堅強的戰士。”
這幾場驚心動魄的獄中鬥爭，充分顯示了在監獄這個特殊環境裡革命志士們集體的堅強意志和戰鬥精神，在監獄鬥爭史上放射出異樣的光彩，佔有突出的地位。通過《紅巖》《烈火中永生》《紅巖魂》等書籍、電影和展覽的描繪，早已膾灸人口，深人人心。
四、“脫險人物”。上所有財主要介紹兩座監獄在大屠殺中突圍脫險和在此之前經過各種渠道營救出獄的部分人士。《報告》以嚴格審視的眼光，有分析地介紹他們的情況和在監獄中的表現，對有的同志給予了高度讚揚。《報告》建議對脫險的黨外人士根據情況分別給予安排。另外，也對幾個被特務主動釋放的特殊“犯人”作了介紹。其中突出的一個叫劉厚總。他就是殺害新四軍政委、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的叛徒。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中，他作為新四軍軍部的副官，與其他少數指戰員隨項、周突圍，轉移至安徽涇縣邊境山區的一個名為蜜蜂洞的山洞中隱藏。3月13日夜，劉厚總開槍打死項英、周子昆，打傷警衛員黃誠，搜刮走他們身物、武器，騙過住在另一洞中的指戰員，跑下山去投降國民黨，邀功請賞。但是國民黨各級黨政軍特機關完全不買他的賬，不但抄去了他搶劫來的全部黃金、法幣、手槍、懷錶，而且把他關起來。他到處申訴到處碰壁，1943年被押解到重慶，先關渣滓洞，再進白公館，當一名“工作修養人”，半囚禁半工作。1949年11月25日，他給政治犯們寫了一封信，承認殺害項、周的罪行。同時談了三點認識：（1）共產黨是正確的，全國解放一定會實現；（2）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當時國民黨極力宣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美國將打敗蘇聯，並幫助國民黨消滅中共），因為全世界民主力量高漲，足以抑制帝國主義；（3）中國前途是光明的，但自己的罪惡太大，共產黨來了一定饒恕不了自己，很想自殺，但缺乏勇氣，死不下去，等等。27日下午，他被宣佈釋放。後來聽說，他出獄後走到山洞（地名，離白公館不很遠），被國民黨敗兵隊伍抓住，說他是解放軍便衣探子，戳了4刀，丟在路旁。恰逢白公館監獄看守所長陸景清路過發現，把他拖上吉普車往西北方向“打游擊”去了，不知所終，大約死於亂軍之中。
“脫險人物”敘述到此，以下便迷失了。
第五、第六兩部分已完全迷失。從全件上下文對照起來看，有可能第五部分為“烈士典型”；第六部分為“特務屠手”。特別是第五部分，如果估計不差則丟失十分可惜。因為直到現在，對一些很優秀的同志在獄中的表現還知之甚少；有的只存姓名，事蹟已湮沒無聞。
第七部分即“獄中意見”八條。共兩頁，約3000多字，則完整地保存下來。“獄中意見”八條是《報告》的核心部分。“獄中八條”就是在此基礎上提煉而出。
紅巖革命紀念館內展出的“獄中八條”
04
“獄中八條”的形成和傳播1989年，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胡康民，根據川東地下黨老同志蕭澤寬等人提供的線索，幾經周折，在重慶檔案館找到了這份報告。隨後他採訪了羅廣斌生前許多戰友，閱讀了大量檔案，全面瞭解這份報告後面隱藏的鮮為人知的歷史，將報告第七部分“獄中意見”，概括成今天廣為人知的“獄中八條”，並在當年《紅巖春秋》雜誌“渣滓洞、白公館烈士殉難40週年紀念特刊”首次披露。
獄中八條全文：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八、懲辦叛徒特務。
1996—1997年，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舉辦的《紅巖魂》巡迴展覽，著力表現了這八條“獄中意見”，在全國各地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共鳴。1999年，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在北京舉辦《為了共和國的誕生》展覽時，其中“獄中八條” 即受到中央和市委領導重視，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獄中八條”是革命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與教訓，既是一份寶貴的黨史資料，也是一份厚重的黨性教材。新時代，“獄中八條”更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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