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曾通過方國珍的哥哥方國璋牽線向元朝請降，獲得了朝廷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的任命。但最後卻出爾反爾，拒絕詔安，囚殺使者。
這究竟是腫麼一回事呢？還要從龍鳳政權的建立說起。
1355年（元至正15年）二月，劉福通於亳州擁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復國號曰宋，建元龍鳳。利用民間“明王出世”的信仰，稱韓林兒為“小明王”，意圖號令全國的起義者。韓、劉的隊伍並非唯一的反元力量，而且大多數“紅巾軍”與劉、韓勢力其實並無實際組織聯繫。
“反元革命”發展到這時，軍閥化的諸部 “起義軍”與元朝政府的關係已經不是單純的對抗。對這些實際的獨立政權來說，保證自身利益方最大化才是最重要的。 承認“龍鳳”政權、自立為王、乃至於名義上歸降元廷都是為了保證各自的獨立的適時之舉。例如朱元璋最初便不欲承認韓宋政權，而是傾向於謀求不“受制於人”的自立，但考慮到“欲藉為聲援”，還是選擇奉其正朔。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軍佔領集慶（南京），七月，韓宋政權封朱元璋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平章政事。但朱元璋勢力卻保持著“事皆不稟其節制”的實際獨立：
杜遵道、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君，韓林兒造言宋苗裔也，群雄是其門弟子，皆從之。時滁陽王（郭子興）方卒，歸葬滁陽。未久，聞召諭造言門弟子孰先後之？創亂之功孰魁況？孫德崖以滁陽部將，意欲統滁陽之眾。其子聞之，懼辨不能，以文召上代辨。上總兵於和陽，日與元戰。諸戰將謂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眾御胡，則朱往；不然，則公往。”張遂代往。上發兵及親率將和陽西南民寨節次削乎。張自亳歸，齎毫州杜遵道文憑，授滁陽王子為都元帥，張為右副，上為左副。（《皇明本紀》）......上初欲不受，曰： “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後以諸將議，欲藉為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高岱《鴻猷錄》）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蹟》）
選擇接受元朝“招安”，奉其正朔，享其官爵的“群雄”也不在少數。例如張士誠、方國珍等都曾接受元政府的官職。張士誠在自立與歸順朝廷之間多次反覆，接受朝廷太尉頭銜後恢復了江南至北京的海運， 4年（1359-1363年）輸糧達48萬石，意義重大。方國珍一面名義從屬於朱元璋，一面又是元朝的江浙行省左丞相，爵衢國公。
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也在與元政府有過招安接觸的人物之列。
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興兵保元的義軍統帥察罕帖木兒利用紅巾軍分兵北伐的空檔，揮軍奪取宋政權的首都汴梁，“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官軍）獲偽後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龍鳳政權遭遇慘敗之時，作為名義上的“大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元璋卻採取觀望姿態，沒有派出一兵一卒援助汴梁方面。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六月，察罕帖木兒又在洛陽集結諸將，率官軍大舉東進，意在從紅巾軍手中收復山東。八月察罕致信勸降紅巾軍山東守將田豐成功，山東州縣已志在必得，如此淮河河道以北將無紅巾軍的立足之地，“江南震動”。
在得到義軍東進的消息後，從未真正歸屬過韓宋政權的朱元璋依舊沒有選擇援助北方的“抗元同袍”，而是主動向察罕帖木兒派去了通好的使者。面對實力強於自己的張士誠與陳友諒勢力兩面夾擊，與察罕結盟——至少保持良好關係是朱元璋在當前險惡外部環境下能做的最好選擇。更何況，有證據顯示其他勢力也在進行與察罕進行“道軍旅之情，請期約之會，以遂夾輔之謀” 的外交努力。
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震扼安慶；張士誠據蘇州，故有北方之好。（劉辰《國初事蹟》，注： 劉辰是《明太祖實錄》的編者之一，《國初事蹟》是作者為《明太祖實錄》做的資料底稿）
元朝政府與朱元璋集團之間的首次接觸就發生在這種情況之下。聽聞元軍在山東進展順利，勢如破竹，朱元璋下一批使者所持的使命外交使命從“通好”升級為了“結援”！ 朱部使者汪河、錢楨二人成功到達察罕在山東的軍營，似是完成了誘導朱-李（察罕帖木兒漢姓李，字廷瑞）結盟的使命。
八月己卯，大明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是，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國初群雄紀略》轉引劉辰《國初事蹟》）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錢楨往察罕軍中結援，河至軍中，議論稱旨。（《國初群雄紀略》轉引 《龍飛紀略》）
對於朱元璋來說，朱-李二集團盟約的完成讓他獲得了專心對付陳友諒、張士誠集團的有利環境，也許他的意圖也僅限於獲得安全的外部環境。而察罕等人似意不限此，有不少人認為，將朱元璋真正爭取至朝廷一方，至少使朱元璋接受朝廷的冊封對他們來說更為有利。其中包括方氏集團的二號人物，方國珍二兄——時任元通奉大夫、防禦運糧都元帥、衢州路總管的方國璋。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擊敗張士誠攻取婺州，趁威派主簿蔡元剛出使方國珍，使其降伏。方氏認為“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為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變。”（《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一》）表示服從朱元璋，同時方氏身上也還有元朝中央授予的官職。這時方國璋即產生了與做牽線人朱元璋接觸使其接受朝廷冊封的想法，並付諸行動。由晚清出土的《方國璋神道碑銘》可知：
朱元璋侵衡、婺，公計可使招來之，二年始得其情。 於是朝廷遣尚書張昶等來與公會議，至臺，將由婺以趨集慶。
因為這銘碑的撰者與書丹都是元朝方面的官員（翰林學士承旨張隸撰,元中書參知政事危素書），立場也是元官方的立場，故說“使招來”。根據“得其情”可知，方國璋為朱元璋請封的牽線，一定在兩年後獲得了朱元璋方的某種肯定回答。否則方氏不會通知朝廷派出封使。由《神道碑銘》的其他部分得知，招降朱元璋的封使“尚書張昶等”到達方國珍勢力的時間，大概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左右。元朝朝廷決定授予朱元璋的職位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誥書。
朱元璋對於招降的肯定答覆，也是出於對當前形勢的分析。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軍進入山東境內，連收東平、濟寧、齊河、泰安等府縣，圍攻濟南三月克城。察罕攻克濟南的時間大致在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從時間上來看，濟南匡復極有可能是朱元璋同意招安的直接誘因。元軍在山東進展順利，若察罕肅清北方，韓宋政權便走到了窮頭陌路。可以預見，龍鳳政權被消滅後，察罕的下一步必然是揮師南下。而東方的張士誠、方國珍勢力均有朝廷的封官，自己的頭銜卻是龍鳳政權的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西方的陳友諒則自稱皇帝。此時加入朝廷一方，最次可以保全自己作為獨立軍閥的勢力完整，而稱帝的陳友諒就會成為所有人的靶子。
但是，作為一名沉穩的政治家，戒驕戒躁，明晰利害，時刻掌握主動是一項基本功。朱元璋所作出的每一步都不遲不晚恰到好處，濟南落城使他同意招安，但使者卻不能直接到達我境，只能由牽線人方國珍轉送，我若閉門不迎，反而是他們陷入被動。故主動權依然在我。接受“冊封”是朱元璋與方國珍集團、更重要的是與察罕帖木兒集團博弈的籌碼。在朱元璋的計劃中，真正接受“招安”的條件也許是察罕真正恢復山東全境。他現在正默默注視著山東隨後的戰局。
所向披靡的元軍果然在益都（青州）的堅城下碰了釘子。元軍全力圍攻益都數月之久都沒有看到落城的跡象。前景又變得不明朗起來，朱元璋決定對已到方國珍處的朝廷封使不理、不問。
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於太祖，不答。（ 劉辰《國初事蹟》）
為招降朱元璋牽線的方國璋自然不會知道朱元璋的真實想法，朝廷的封使已經到達，“將由婺以趨集慶”，但婺州此時並不太平。駐守此地的“苗軍”曾是一支南方少數民族地主武裝勢力，前首領楊完者。因派系矛盾同屬元朝官軍序列的張士誠部屠殺殆盡，遂轉投朱元璋勢力。 但是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苗軍將領王保、劉震、蔣英突然叛變殺死明軍統帥朱元璋的愛將胡大海，持其首級前往方國珍處避難。方國珍自然不敢接納，方國璋明白，若處理不好這支苗軍就會成為方-朱勢力關係破裂的導火索，而“招安之事”自然也就告吹了。
時苗軍聚婺州，其將王保等殺渠帥出奔，過仙居，所過縱剽。 昶急與公謀。公曰：“今招安之事垂成而苗軍忽變，必入吾境，則吾民必見害。而彼聞之，將疑我懷去就。我請往諭保等，庶亂可弭。” （《方國璋神道碑銘》）
國璋決定親自與苗軍首領見面， 二月二十一日卻被怨恨方氏拒不接納其入境的苗將襲擊。 國璋持矛力戰殺10餘人，打得長矛折斷，中箭而死，年46歲。元廷追封他為越國公，諡榮愍。因他為朱元璋的冊封而死，元璋也遣使致祭。
已而苗帥蔣英等叛，殺胡大海，持首奔國珍，國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國璋守臺，邀擊之，為所敗，被殺，太祖遣使弔祭。（《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一》）
封使就這樣被晾在浙東，著急的人不止方國珍一人。晚明人錢謙益認為，察罕帖木兒在招降朱元璋的牽線中也扮演了角色， 錢氏堅信，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察罕致信朱元璋“通好”即與元朝中央的冊封有關。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海內震動。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合謀至，察罕為之也。 太祖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啖我。”所謂“甘言啖我”者，即榮祿、平章之命也。 （《國初群雄事蹟》）
錢謙益的判斷其實不完全正確。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察罕致書朱元璋的目的大概是催促其接受滯留於方國珍處的封使，正式接受招安。書信中的“辭媚而婉”很有可能是向朱應許了新的條件，也許受任的官職不限於“榮祿、平章”了。對於察罕的口頭應許，朱元璋的第一反應是質疑，其直接理由是“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 朱元璋沒能看到自己之前的使者（恐其被察罕扣押），只收到了察罕的口頭答應，其不信也在情理之中，太祖判斷察罕的底牌依然沒有打出，“就封”依然是自己手中的一個重要的籌碼。結合當時正忙於與張士誠、陳友諒、陳友定等勢力的衝突，朱元璋做出了 :"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能看到的刪訂後的《明太祖實錄》刻意隱去了察罕書信的重要內容，僅含糊地稱其為“通好”。中間一段太祖關於天人原理“大元必丸”的闡述，可能也是“史官的創作”。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時察罕遣使致書於太祖，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辭媚而婉，是欲啖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背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眾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明太祖實錄·卷十一》）
至正二十二年六月朱元璋接到的察罕書信其實是察罕對朱元璋的絕筆。就在六月，投降察罕的田豐因察罕“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大失所望，忿曰：“我以山東地降汝，又為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庚申外史》）遂於六月十四日設計刺殺察罕帖木兒，自天子至草民無不為之譁然。“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朱元璋自然也是譁然的天下人之一，他的第一反應也許是英雄相惜，畢竟他後來為察罕親自撰寫了祭文，其中包括各種嗚呼哀哉的感慨。但作為一個極度成熟的政治家，朱元璋馬上恢復了理智，馬上派人以“買馬”的名義調查虛實，核實察罕帖木兒的死訊。錢謙益注意到，在《明太祖實錄》中，“買馬”刺探軍情的真實目的再一次被抹掉了。
不意未幾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谷真，附海船 到大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齊等軍馬事情。谷真差吳都事同去。既回，帶到馬十匹。（劉辰《國初事蹟》。《實錄》載在癸卯三月，但云令谷真市馬。）
朱元璋必然認識到，察罕帖木兒的死代表中國政治形勢的重新洗牌，舊有的勢力對比已被打破。察罕的繼承人王保保，只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能否控制局面尚是一個未知數。但可以確定的是，維護元朝的勢力被大大削弱了。不出意外的話，出於對廓鍋貼木耳能力的懷疑，北方各將也將陷入爭奪權勢的混戰之中。錢謙益也認同察罕之死使朱元璋打消接受“招安”想法的決定性因素：
李察罕下山東，天下震動。太祖亦遣使通好。元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以江西行省平章授太祖。太祖聞察罕死，不受。馬合謀不屈死。（《月山叢談》，俞本《紀事錄》作都事馬木舌）
......元使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謂太祖聞察罕死不受命者，是也。太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煽惑我民。”察罕之死關係豈不重哉！ 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國初群雄事蹟》）
滯留方國珍處的元朝封使張昶、馬合謀等人，直到至正二十二年的十二月才得以與朱元璋相見，但是迎接他們的卻是朱元璋的羞辱、殘殺：
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於太祖，不答。國珍以為若不置於他處，禍將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欠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溥忻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太祖命符璽郎劉宗啟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啟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將出殺之，昶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太祖令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以三人首發福建界首示眾，監刑官韓留亦誅之。數曰後，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行中書省都事，不久升參政。自知政，多合太祖，賞賜甚多，權豪震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醜的管等官到京，太祖曰：“此等皆元朝大臣，給以腳力路糧，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鞫之，處以極刑。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被他侮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於水。”（《 劉辰《國初事蹟》）
我們看到的《明太祖實錄》又隱去了朝廷使者持宣命誥書來冊封朱元璋的真正目的，再一次糊其詞地稱其為“欲通好於我”。然而，即使是對朝廷使者真實目的有所不知的人在閱讀這條史料時也會有所懷疑，元朝派遣尚書級中央大員來寧，絕不可能是簡單“通好”。必有其他目的。
（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壬辰）元遣戶部尚書張昶航海至慶元，欲通好予我。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告，上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送昶於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所。時左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上上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於廣信溥招昶果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上問其所以來昶俛首無一言。上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
隨後朱元璋選擇了繼續觀望，不接受元政府開出的條件，也不為“招安”一事與朝廷主動進行接觸，但與察罕帖木兒-王保保集團繼續保持關係。就在朱元璋斬殺朝廷來使的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王保保的使者帶領之前朱方使者來到了集慶。
是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上常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乃遣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本姓王氏，名保保，察罕養以為子。 （《明太祖實錄·卷十一》）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癸卯春正月，朱元璋“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表達了保持朱-王兩集團間友善關係的意願。
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合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史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明太祖實錄·卷之十二》 ）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孛羅帖木兒集團佔據京師，朱元璋更是擺出盟友的口氣，對王保保表示了他的憤慨：“孛羅犯闕，古今大惡。”，表示如果若孛羅“侵寇不已”王氏即可遣使與他“渡江相約”，他必將出兵相助，“ 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 ”。朱元璋承認他與王保保舅父察罕的軍事同盟，在面對孛羅帖木兒時依然有效。
（ 甲辰 十二月）乙巳，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曰在：“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於始或沮於終，成於前或墜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罔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頴川王以一軍之卒，用於眾敗之餘，僅得加兵於齊魯，功未及成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於衷，勇發於義，鼓率憤旅，雪仇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慷慨，激勵三軍，雖李存勖之規略，莫是過頴川為不死矣。邇聞北庭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孛羅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夫以閣下雄才，待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之術，不可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頴川新造之業，邊度未固，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者，誠以頴川存日能盡撫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絕也。或孛羅侵寇不已，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然春秋恤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分哉！況予近平偽漢，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際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圖之。 （《明太祖實錄·卷之十五》）
朱元璋在“招降”事件中與察罕帖木兒、方國珍、國璋等人幾次政治交鋒，一直將主動權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處處達到利益最大化，唬的察罕、朝廷、方國珍、方國璋甚至王保保團團轉。顯示出這位卓越政治家沉穩、靈活並存的高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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