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希均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巨额美钞西运记》中讲述了一 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厚情谊的巨額捐款，从法国秘密运到了上海的鲜为人知的经历。文章内容如下：
此次善款是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曰斗争而筹集的。但是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又长期漕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封锁，又刚刚经历了长征消耗的我党我军，经费短缺，物资匮乏，军用物资更无来源。这笔巨额捐款的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
要使这笔巨额美钞发挥作用，第一步需要在上海兑成当时通用的法币，运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换成部队急需的军用均资，转运到各地。而上海至西安之间，不仅有着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更有着险恶的政治上的阻难。蒋介石虽然表示同意抗曰，骨子里仍是不忘反共。因此，兑换和运送捐款的工作相当困难。
旧上海
党中央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毛泽民同志。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毛泽民、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和钱希均，先后从延安、西安到达上海，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 我们开设了一个纸行，专营批发业务。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毛泽民充当老板，我自然就成了“老板娘”。我们这群来自延安窑洞的“土包子”，一下子都成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富佬”。钱之光、任楚轩住在纸行里，我和泽民同志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
毛泽民
安排就绪后泽民同志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愚园路的住处。当时我们这些“经理”、“老板”们，开商行，住公馆，雇佣人，穿高级衣料，而且身边确有“万贯家财“。别人一定会以为我们非常阔气哩， 其实我们每人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只有十五元。这样一点钱，要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维持“老板”的身份，我们只有压缩自己的膳食费。
泽民同志二十年代曾长期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他身穿毛哗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出入交易所，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但他还是十分谨慎， 周密，不留半点破绽。他有时兑换国民党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成钞票。由于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有时一他一天要跑好几次交易所，换来的钱钞随即就由钱之光、危拱之或我送往西安交红军联络处。
钱希均
钱之光同志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侍者陪同出入于上海一一西安车站，每当遇到盘查，侍者便打他们携带的箱箧网篮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我和拱之同志则装扮成军官夫人、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到西安古城进香参佛的香客。我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为了缩小目标，我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行前泽民同志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 联络处的首长时常派小车到站台接我们，以免除免涂繁多的检查。
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兑换运送捐款的任务全部完成。这样，一笔巨额款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运到了西安，不久变成了杀向日寇的枪炮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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