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9日，《告全國軍民書》通過電訊廣播傳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就是一份國民政府開始全面抗戰的宣言。從此，全面抗戰的大幕正式拉開！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於廬山東谷的仙岩飯店，全國各界知名人士匯聚一堂，暢談國事。胡適像以往一樣先聲奪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極抗日的觀點，發表了一番熱情洋溢的演說：
“眾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然而當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個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再這樣下去，國將不國，還談什麼研究問題、科學救國！當今最大的問題，就是全國同心，把日寇趕出中國！”
見證中國諸多歷史事件的仙岩飯店
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還未開口，就已經淚溼眼眶，一番鏗鏘有力之語令滿座動容：
“決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爛了‘南開’可以再重建，國家一旦滅亡了，還談什麼教育！”
多愁善感的梁實秋喜歡掉書袋，他提到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的抗日詩：
“昨天我在松樹路漫步，看到路旁石頭上刻著馬占山將軍的一首抗日詩，壯懷激烈。詩是四年前寫的，可我們還沒有對日宣戰，多少‘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這樣下去，全國人民都要成‘遺民’了，‘王師’又在何處耶？”
最後，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人士達成共識，一致表態擁護精誠團結、共同抗日的方針。整個會場氣氛熱烈而慷慨激昂。
第二天，蔣介石邀請這些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會談，討論《應戰宣言》的具體內容便是此次會議的議題。大家看過宣言草案之後，對內容完全認同。但是在是否公開發表、何時發表等問題上，爭持不下。
在當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寫下自己的猶豫不定：“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
7月17日，蔣介石信心更為堅定，在日記中寫道：“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
7月19日，蔣介石已經作出公開發表《應戰宣言》的決定，日記的字裡行間表現出對日宣戰的決心：“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隨即，蔣介石決定製訂對日作戰計劃，同時他意識到“應戰宣言”這幾個字可能會對日方產生刺激，經過再三考慮，改為“廬山談話”，並對之前激烈的措辭作出調整。即便如此，《廬山談話》仍然彰顯出國民政府在對日作戰問題上的堅定決心。
此時，蔣介石對和平解決中日問題還抱有一絲希望，所以他在談話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之後時局的發展，徹底打碎的蔣介石的殘存希望，這從他這一時期的話語間可以看出。蔣介石先是認為“中國方面可謂完全沒有組織與準備，弱點很多”，“以此應戰，危險實大”，後來又覺得日本“橫暴”、“虛弱”、“以理度之，不難制勝”、“為民族之人格與振興民族之精神，自有轉危為安，因禍得福之機”。
蔣介石號召全民英勇抗敵
蔣介石比較樂觀地判斷對日作戰比內戰好打，甚至預計即將爆發的中日之戰會在一年內以中方勝利結束。
1937年7月17日上午，蔣介石身著戎裝，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題為《對盧溝橋事變之嚴正表示》的講話，史稱“廬山抗戰宣言”。
蔣介石《對盧溝橋事變之嚴正表示》演講全文如下：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止，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
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２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跟著今年二月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剩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常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待的。
該《宣言》的措辭空前堅決，字字鏗鏘有力，句句激奮人心，堅定了全國軍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決心，鼓舞群眾投身抗日戰爭的浪潮中去。
這份抗戰宣言是由蔣介石口述、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執筆，僅花三小時寫成。宣言裡的很多後來流傳很廣的句子，包括蔣介石之前在演講中使用的原句，如“和平未到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等。蔣介石講話結束後，整個會場情緒熱烈，很多人更是熱淚盈眶。
7月19日，該文稿稍加改動後作為《告全國軍民書》，通過電訊廣播傳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實際上已經成為國民政府開始全面抗戰的宣言。
蔣介石在廬山視察高級軍官訓練團
在這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事實上已經被國民黨承認，並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7月31日，蔣介石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是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拼。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黃帝子孫，只有齊心努力殺賊，驅逐萬惡的倭寇。我們從今以後要認定不是我們失敗，就是他們滅亡，只要全國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貫方針和精神，做繼續不斷的奮鬥，日本人必不能滅亡中國，反轉過來說，我們必定能夠打敗日本。”
12月17日，蔣介石再次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在這一重要講話中表示：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情勢之下，不能徒顧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則四千萬方裡之國土之內國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於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廬山宣言》發表之後，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艱苦、最英勇的一次衛國戰爭拉開帷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戰爭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全面展開。從此，中國軍民不分種族、黨派，不分階級、職業，不分男女、老幼，用鮮血和生命投入到捍衛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的抗戰大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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