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代中國既處於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的過程，又處於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演化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是相互制約的。洋務運動雖然不能和當時廣大人民的鬥爭相提並論，但它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而且從它的發生、發展到失敗的過程，也反映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認識由淺入深的過程，所以不能抹煞它的歷史地位和進步意義。
中國近代處於過渡時代。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這是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這是個向上發展的過程。兩個過程相互矛盾，又相互連結、相互制約。沒有國家的獨立，就不能保證社會的真正進步，而沒有社會的進步，則無法贏得國家的真正獨立。有的阻止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在於人民，在於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反侵略反壓迫的英勇鬥爭。反抗英國鴉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聯軍侵略的兩次民族戰爭，反抗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就是這種人民的偉大斗爭。洋務運動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它的歷史地位、歷史作用決不能和人民的偉大斗爭相提並論。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在洋務運動和人民鬥爭之間，又存在著曲折的聯繫，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民族戰爭和農民戰爭的副產品。封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被民族戰爭的炮火所驚醒，探索戰爭勝敗的因由，利用農民戰爭所造成的新局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緩慢地逐步朝資本主義方向挪動，在暗地裡或客觀上為中國的獨立和進步積累著物質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而完全抹煞。
從林則徐、魏源的引進洋炮，仿造戰船，“師夷長技以制夷”，到馮桂芬、李鴻章的“採西學”，“制洋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脈相承，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在民族戰爭炮火的洗禮下，為抵禦外侮而不惜“以夷變夏”的清醒的認識。向當時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學習，是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經一度出現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的另一種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經過農民戰爭摧毀清朝統治，太平天國取得全國性勝利後，推行由洪仁開設計的、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資政新篇》的方案。
這種前景也許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更加光輝奪目。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是失敗了，可能沒有成為現實，燦爛的前景只不過是某些歷史學家們一廂情願的假設。嚴峻的歷史事實卻是:農民戰爭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舊權貴，打破了清朝“太阿從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沒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種局勢，使李鴻章等人能夠依靠鎮壓農民戰爭而嶄露頭角，成為新權貴;這些新權貴憑藉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權柄，在太平天國的廢墟上，把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其端緒的學習西方的主張著手付諸實現，並擴展開來，持續達數十年之久，形成了一個“圖富強”的洋務運動。對於李鴻章等人來說，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自然是罪惡滔天;但鎮壓之後，他們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進取，為國家富強而向西方學習，為學習西方而對當時的封建頑固勢力進行鬥爭，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務運動表現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曲折地反映了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極端專制主義的封建統治和閉關鎖國的反動政策，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戕害了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以至歷史進入了近代卻還沒有誕生資產階級。向西方學習的任務，在始初階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階級的開明派來承擔。洋務運動既然是地主階級向西方學習的運動，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
守的性質。後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恰當地體現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封建主義是地主階級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務派並沒有破毀這個根基的意願，而只是想在這個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本意甚至還在於強化這個根基。要求地主階級不去維護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
作為地主階級，企圖在封建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還應該說是種進步的傾向，開明的表現。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向西方學習的始初階段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學為體”，歷來如此，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提出異議，並不需要特別強調或著力捍衛，洋務派揭櫫“中學為體”，無非企圖表明他們不是離經叛道。“西學為用”則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新思想，它針對封建頑固派妄自尊大、拒絕一切外來新知識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強調必須向四方學習。如果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內，便不難看出，“中學為體，四學為用”，開始時的著眼點在於提倡和保護引進西學，只是到了後來，當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改變封建專制主義、實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時候，這個口號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
洋務運動從發生、發展到政治上破產的過程，大體上反映了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認識由淺入深的過程。堂堂天朝“受制於小夷”，是對外戰爭失敗的結果，因此，首先引起人們注意並提到程上來的，是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及與軍事相聯繫的科學技術。洋務派大辦造船、制炮等新式軍事工業，開始改變了中國軍隊專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後狀況，並培育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和科技人材。隨後，洋務派進一步認識到經濟力量是軍事力量的基礎，.“必先富而後能強”，於是學習西方的經濟設施被提上了日程。開礦藏、辦工廠、架電線、修鐵路，古老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礦交通企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也開始逐漸成長起來。再後，當人們認識到西方的經濟設施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成效的時候，也就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逐漸成熟的時候，洋務運動也就瀕臨政治上破產之日了。洋務派的實踐證明，資本主義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義根基之上苗壯成長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這一點，卻是封建性十分濃厚的洋務派所始終無法理解的。
事與願違，恰好說明洋務運動在這方面的客觀進步作用。中西洋務派不僅封建性十分濃厚，而且對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協性，這是他們的階級屬性所決定的。他們作為地主階級開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軟弱。和廣大人民處於對立地位，是他們本身軟弱無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權旁落的專制朝廷的壓抑，下有盤根錯節的封建頑固勢力的牽制，洋務運動聲勢不小，成效甚微。李鴻章對比明治維新說:“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併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所以中國“有貝之財，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在中外力量對比日益懸殊的嚴峻形勢下，李鴻章雖然企圖勉力支撐，挽回頹勢，但他鑑於朝廷內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機四伏，把當時的中國描述為“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廈，稍一傾覆，遂不可知”的慘象，發出了“東西各國日益強盛，中土一無足恃”的悲鳴。軟弱必然產生妥協。每當帝國主義肆意欺凌的時候，千方百計地避免和外國兵戎相見，成為李鴻章外交政策的特色，並因此招來“賣國賊”的惡諡。
但是，妥協避戰和圖強禦侮並不是絕對互相排斥的。避戰屬於外交，圖強屬於內政，兩者並不完全是一碼事。洋務運動屬於內政範圍，積極加強國防建設，增強軍事實力，努力從事經濟建設，謀求保護利權，都很明顯地具有圖強禦侮的意義。至於成效大小，則受著主客觀各種條件的制約，不能單純以成敗評論是非功過。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失敗，豈可歸咎於洋務運動的興辦?從洋務派到資產階級維新派以至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存在一種錯誤的認識，即所謂“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以為只要國家富強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並因自身的軟弱而不敢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會的《對外宣言》公開聲明:“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這不正是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在華侵略特權嗎?明白這一點，對李鴻章所說的各國條約已定，斷難更改”，“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純屬“虛妄之論”，也就可以理解了。怎麼能用資產階級革命派尚且不能達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務派呢?洋務運動時期尚處於世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歐美列強還沒有完全操縱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和軍事政治力量，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也還沒有形成。
因此，把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定性為“買辦官僚”，把洋務運動期間興辦的“官督商辦”企業定性為“官僚資本”，都是需要重新進行深入研究的。至於引用甲午戰爭以後的某些材料來證明洋務運動的買辦性，並由此肯定它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運動，那就更加難以令人首肯了。甲一午戰爭以前，幾乎所有進步人士都支持和擁護洋務運動，即使有所批評，也屬於條陳或建議的性質，其目的是希望洋務運動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對洋務運動的大都是封建頑固派。甲午戰爭期間，系軍事、外交大權於一身的李鴻章怯戰求和，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從而聲名狼藉。但甲午戰爭以後，維新派首領康有為等雖然反對李鴻章，卻不反對張之洞，革命派首領孫中山等則直到一九零零年還對李鴻章抱著某種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參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謂“經世派”，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為代表，他們鑑於明末農民戰爭，總結明朝亡國的教訓，批判理學家的空談誤國，主張經世致用，改革時弊，講求富國強兵之道。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這個學派不利於愛新覺羅一姓的統治，採用提倡理學、獎勵考據、編纂群書以及文字獄等種種手段，斬斷了這個學派的流傳。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知識分子是具有關心國家命運的優良傳統的。鴉片戰爭前後，面臨歷史的大變局，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顧、黃、王的餘緒，並把富國強兵之道引為向西方學習。經過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遠承顧、黃、王，近繼林、龔、魏，興起洋務運動，把向西方學習的富國強兵之道付諸實踐。他們儘管具有這樣那樣的嚴重弱點和侷限性，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辦實事、空談禮義而且對辦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細故的封建頑固派，實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評價歷史人物，只能把他們和前人及同時代的人相比較，否則便不是科學的歷史的態度，難免流於苛求洋務運動當然不是成功的運動，歷史已經宣判了它的失敗。
首先，外國資本主義並不願意中國富強起來，不斷地採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軍事的手段進行干擾，而洋務派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往往是妥協退讓的。其次，封建頑固勢力害怕他們的根基和權勢遭到破壞，在政治上、經濟上、輿論上進行多方面的鉗制和阻難，而洋務派對於這種壓迫，往往是鬥爭不力的。第三，洋務派本身的封建性窒息著洋務運動的生機，諸如企業衙門化、貪汙中飽、揮霍浪費、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洋務派既是新式企業的創建者，又是這些企業的摧殘者。洋務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是很值得認真總結並引為鑑戒的。
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裡，為了阻止中國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淪，不同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從事過不同形式的探索和鬥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是這些探索和鬥爭的幾個主要表現。這些探索和鬥爭統統失敗了，但也都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響。向西方學習是近代中國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主張學習西方還是反對學習西方，成為評價近代中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重要試金石之一。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必經階段，不能因為它是地主階級學習西方的運動而抹煞它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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