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以7月9日小米上市打頭，包括齊家網、獵聘等上市，出現中國互聯網企業扎堆赴港上市的動向。據業內分析，美團點評、同程藝龍、寶寶樹，甚至滴滴、螞蟻金服等互聯網公司，都排在後面。如果真是這樣，中國互聯網史上的第三次上市潮，將會出現。而與以往不同，這些互聯網企業不是投向美國，而是改道香港。其中意蘊，耐人尋味。它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由於香港態度的轉變，BAT之後的下一代中國互聯網，將在大中華圈紮根。
其中關鍵的原因，在於香港吸取了錯失阿里的教訓，作出了與中國互聯網發展相同步的制度創新。2018年4月24日，港交所發佈IPO新規，允許雙重股權結構公司上市，即實施同股不同權。該政策於4月30日起生效，即時接受上市申請。小米是“同股不同權”第一家創新試點。
五年前的2013年10月，面對阿里因不滿香港不接受雙重股權結構，轉向美國上市的形勢。香港有關方面不明事理，還以為堅持陳舊過時的制度是對的。英國《金融時報》針對阿里巴巴棄香港而就紐約上市，發表保羅·J·戴維斯和阿爾什·馬蘇迪的評論《港失阿里，焉知非福？》，給香港打氣。我當天就憤起回擊，在互聯網週刊發表了《港失阿里，焉知是福？》。指出香港再跟著英國這種保守過時的金融思想，“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生產力拔腿就跑，跑得比兔子還快。”
我當時指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這是一種不求進取的說法。求進取，就要反思，為什麼香港資本市場（舉一反三，包括大陸資本市場）不能在市場完整性水平上，進行整體的制度創新，達到足以同紐約競爭所要求的風險保護水平、創新激勵水平，從而收住阿里“適彼樂土”之心？
五年前的香港，在事關現代化走向的這一關鍵問題上，是非是顛倒的。在我們互聯網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事情上，就是想不通。好在，香港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在思路上回歸比較先進的大陸，而不是跟著已落後互聯網時代的大英帝國跑。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2017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稱：“前幾年沒有讓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是個很重大的錯誤。”而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談及同股不同權的改革時也直言：“我們要是再不改，小米也要去美國上市了。”有這種認識，就對了。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路，就走活了。香港把道理想通，這件事對中國非常好。因為可以把大陸即使想通也不一定做成的事情（此處略去一千字）給辦成。這樣，大中華圈做為一個整體，通過香港與大陸配合，總算補上了資本與創新不兼容這個現代化短板。現在不顯眼，等民族復興後，再回頭探因，這裡就變得無比重要了。
從地緣經濟角度講，把中國的“納斯達克”設在香港，也比較合理。因為從互聯網下一步走勢看，馬上就要到中美在技術經濟上分道揚鑣之時了。美國投資人老做空中概股，就是一種徵兆。他們只能理解技術創新，讓香港去理解市場創新好了。各活各的。美國人發明創造技術，中國人專門負責從中賺錢，這是一個不錯的社會大分工。英美當年就是這麼分工的。
至於讓大陸傳統人士理解這件事，基本是沒指望了。大陸企業的理解水平，也就是萬科和《財經》雜誌的理解水平（同股同權）。如果跟馬雲玩，會被馬雲玩死。而大陸金融人士的理解水平，與美國比至少落後20年，典型如許小年的理解“科技創新哪是銀行乾的事兒啊？”這時候，香港又變得有用了。至少，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沒有銀行支持，還有香港支持。這就各就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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