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說
蔡元培在高等教育史上的意義，不僅僅侷限於北大，而是為我國現代大學的發展，樹立了眾多前所未有的典範和榜樣。
一是觀念，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任職，當他從馬車上下來，看到校職工在門口分立兩側鞠躬致敬，歡迎新校長時，他也摘下禮帽，深鞠一躬以示回敬。
當時的北大校長之職，是內閣大臣級別的待遇，蔡元培的這一個脫帽鞠躬，不僅讓當場的校職工們瞠目結舌，更為重要的是改變了近代大學裡，由來已久的制約發展的等級觀念。
現在一些學校裡，想要很好的生存下去，主要的不是學術能力，而是梳理校內的各種關係。單單是一個報賬程序，就能把一個老師折磨得身心俱疲，足以完全刷新你對學校的認識。甚至還發生過個別教授，無法忍受被財務人員頤指氣使地反覆折騰，撕毀報銷票據，自己埋單的神奇事件。
二是宗旨，當時的學校，說輕了是混亂，說重了是一盤散沙，從學生到教職員工，真正熱愛學習，鑽研學術的人都非常少，一個重要因素是辦學混亂。蔡元培在就職演講中，重新予以定位：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想起網上盛傳的一個段子，一個校友回到母校，進行了一場非常有詩意的演講，結果被學生一句文不對題的就業提問，直接打擊的面目全非，支離破碎。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學校裡開始培養的，不再是對知識渴求的年輕人，而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如果現在你去和很多大學生談談，要關注遙遠的美好理想，要留心詩和遠方，你就非常有可能在學生中，因為這種“不合時宜的另類”而走紅。
三是態度，蔡元培做北大校長後，23歲的梁漱溟，把自己寫的一本哲學書寄給他，希望能進北大做學生讀書。最後蔡元培卻請他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
只有中學學歷，而且是自學佛學的梁漱溟，開始在北大教書，幾節課後，旁聽生達到200多人，教室容納不了，改在大講堂上課。
這只是蔡元培重視人才的體現之一，他曾說過：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人才為大學之根本，興化致治，必俟得人。”
現在自以為稍好一點的學校，動不動就要海歸，以前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現在是外國大學畢業的學生比較牛，這應該歸結於不自信？還是一種心態在作祟？
很多學校被人為的劃分成三六九等，受傷最深的是學生，這些原本並不存在的等級被拋出來之後，就成了單位招人，畢業生找工作時的門檻。
有些單位還以此為據，對不同層次的高校學生，在待遇上進行明碼標價。看起來，貌似吸引人才，實際上就是赤裸裸的歧視。
這些現象，如果被當時的一些教育先賢看到，不知是痛心，還是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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