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健朋

余秋雨，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著名文学家、美学家，主要学术研究是在戏剧方面。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引人瞩目的成绩吧，余秋雨一度成为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对他各种非议和批评之声不断，被各大媒体推举在风口浪尖上。

有过这样辉煌成就的余秋雨先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界人的批评之声呢？我也很想知道，于是，看了众多相关资料之后，我算是明白了，无非就有两个原因而已，一个是人品，一个是文品。

一、关于人品：称他在文革期间参加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而且至今不愿意对这一行为表示忏悔。

最重要一个导火索是 1999年被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指责为“文革余孽”、“才子流氓”。原因是认定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曾经是“石一歌”文革写作组成员。

这一事件，为什么在时隔十多年之后，有人再次提起呢，为什么没有在文革结束后就提出质疑或者反判呢？

即使他曾经在文革中犯过什么错误，那也是时代造成的。何况他那时候还是位初涉世的小青年。谁还没在年少的时候犯过点错啊！时这境迁，再提及，就有点别有用心了。

还有一件颇受争议的事件，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之事。

网络上称，余秋雨向灾区捐款20万元是子虚乌有。

后来余秋雨发表声明，说捐款20万不是修建三座希望小学，而是为三所学校新建三所校园图书馆。都江堰教育局的说法也是余秋雨是向三所学校提供20万元的图书。

文化界人士说余捐款有“诈娟”之嫌，说是“秋后算帐”。他的问题不在于“捐没捐款，而在于”说没说谎”。

这一事件当时在网上传的诽诽扬扬，后由灾区教育局一再说明捐建实情，又由王蒙、冯骥才、张贤亮、贾平凹、刘诗昆、白先勇、余光中等名家纷纷为三个学校图书馆题词，风波才得以平息。

捐款这个事儿，是个很私人化的事情，捐还是不捐？以什么方式捐？都是当事人的权利，舆论方面以此来裹胁或者批评捐款者，似乎就有点不太厚道了，即使余秋雨是明星式的人物，那也有他应该享有他的自主权。

二、关于文品：批他学术不严谨，存在很多文化硬伤，学养不足。

我有本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还是非常喜欢他的文风的。余秋雨开创一种特殊的散文方式，不追求辞藻，追求简练直白，不追求优美，追求哲理品质。放弃故作高深的架势，却铭刻某一种直指人心的力度。他的文字表述，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从容。这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可以体会。

随着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的声誉越来越高。批评之声也就越来越多，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的效应吧。有说他的文化就是励志鸡汤，有人说是快餐文化，是消费文化。

说他的散文有历史知识上的错误，说他是“假哲人”，“假君子”，“假学者”。各种批评和非议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想这也有余秋雨先生对批评之声的尖锐对立的原因，他对批评界的态度不够谦虚。所以引发媒体和批评界热炒的极端现象。传媒和评论界最容易走两个极端。

捧的时候是随心所欲，慷慨大方，这好，那好，光彩夺目。贬的时候又是当头一棒，批倒批臭，再踩上一脚以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种现象也已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假如余秋雨默默无闻，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他，批评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有接受不同观点和声音的度量，这些声音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也算是文化界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碰撞。有利于文化建构的深化和丰富，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所以包容批评之声对余秋雨来说也是很大的心理跳跃。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写文立传吧，嘴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吧。何况现在网络文字互怂实在说不清楚什么？只是制造热点文而已。坦然的心态最重要。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台湾畅销书作家刘墉说过，一个人的书如果畅销一年，可能是炒作；三年就会成为一种现象；十年便是社会现象；三十年便成为历史现象。我想，余秋雨最好还是留给时间去评价、沉淀与考验吧。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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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共读

沪上余秋雨大师，是漂亮人物，也是成功人士，席丰履厚，出权入贵，可谓风光无两。但是，我一直视他为病人，更当他是时代的悲剧人物。

所谓悲剧，不一定是身世悲惨，更多指的是身心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左右，所裹挟，所笼罩，成为一团矛盾，痛苦挣扎，永远无法解脱的生命状态。过去顾随先生论悲剧，说人的悲剧有两种，一种命运的悲剧，如李广，是真将才，是真完美，是足以凭本是封侯的，可是他命不好，只能委屈谢幕；还有一种，是性格的悲剧，像项羽之刚愎自用不能用人，连范增都不容，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性格决定的。

余老师虽然如今是“广大教化主”一般的人物，在书中、讲堂里、电视上，妙音说法，教导众生，舌灿莲花，苦口婆心，但我会时常不礼貌地恍惚起来：这个人在教人之前，是否需要先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在我看来，余先生自身，就是这个时代悲剧人物的标本，而他所有的“不幸”，都来源于他性格上的失调和精神上分裂。

在中国大陆今日的知识圈，他和范曾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两位“大师”（有官方认证），但也恰恰是他们两位，最不见容于文化界，说句冒犯不伦的比拟，像是沦为那个圈子的马蓉小姐，名利自然也是双收了，但也几乎千夫所指，为同类所不齿。

也因此，他们呢，一方面呶呶不休地自辩，另一方面，也只能无奈地“走下神坛”，面向大众，洋洋侃侃，去获取他们想要获取的。

所以，你们看到“大师”，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衣着光鲜的“病人”，一个“余”字编号的悲剧文化人。我说下这些话，并无丝毫的嘲弄之意，也全无愤懑之绪，完全是一种"若得其情,哀矜勿喜”的心情。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四分五裂，大概只有在两件事上还存有共识：一，好好挣钱；二，抵制余秋雨。

这当然都是不正常的文化生态。因此，一直以来，有一种反拨的声音在解释原因说，文化界对余老师的群起而攻之，是因为“文人相轻”，是因为“由嫉生恨”。

如果大家还愿意是诚实的，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绝然否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因为显然，任何公众人物，不管你是大师龙象，还是阿猫阿狗，都无法让所有人欢喜，让所有人满意，动辄得咎，毁誉参半，基本上是他们的共同处境，我想这是一个世情常识与最普遍现象吧。余老师又不是金刚不坏，也尚未得登天梯获颁免死金牌，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数十年的荧光强灯下，在不断翻腾的舆论漩涡中毫发无损，时时刻刻圣洁如海上白莲花。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两个方面下断论，又显然把中国知识界同仁想得过于愚蠢，也把他们这个群体猜测的过于团结了。很显然，“文人相轻”，只会是某一类、某一群人，特别是那些地位比他卑微的人因为心里不平衡，才会对他产生轻视，而不可能是知识圈整体性地排斥和狙击；说是“由嫉生恨”，肯定是更站不住脚的。知识圈内论名论利论曝光度比余先生更高达的何止成百上千，除了另一位范曾大师，还有哪位人物见过这种被集体讨厌的阵仗，况且要知道，当下可是文化人们名闻利养的最红利时期，余先生获取的那些老实话还真是蝇头小利，我这种贫民窟厮混的，都没怎么眼红过，更何况那些随时“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文化界人们？

所以，余大师在圈内，搞得这么声名狼藉，最大的原因，理应另有他说。

我向来认为，排诋余大师，所贬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的类型”。

余先生在文化界，在当下，是作为一种社会学中所谓的“类型人”存在的。而恰好，他这种类型引发了他的同类极大的不舒服感，甚至是恐慌感，这才是他招引集体性反感的核心原因。可以说，余先生的存在，像一个生动反面的、无远弗届的擎天柱版照妖镜，总让那些文化人群体看见一种他们自己极不愿意成为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身心也可能远比他们的批评对象污浊的多。

这个道理，举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我们日常现实中所最常见的，良家妇女当然是极度讨厌妓女的，但是妓女呢其实也尤其对妓女咬牙切齿。为什么呢，因为她们都分别看到了自己鄙夷成为和拒绝承认的两面。所以，余先生成为众矢之的，没法说他是最恶劣的，只能哀其不幸，木秀于林，只能被伐薪烧木制为精致而可以行销广远的标签。

那么，问题来了，余先生在当下，代表着什么样的“人的类型”呢？

我说，余老师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无行”的“类型人”：虚矫伪善、自艾自怜、谄媚权力。

1，虚矫伪善超越常情。有人说你文章有些东西搞错了，对的当然无妨执善固执，明显错了放点高架子”服善不矜”一下子行不行，佛祖法力无边尚承认自己有“三不能”，你只是“大师”又不是上帝，出点小错并无损“学问大家”尊严对不对？钱大昕受到戴震质疑后写信致谢、胡适被周汝昌挑错欣为“孺子可教”，历代不但没有人觉得他们的权威有降，反倒成为卑己自牧的美谈。 余大师怎么做呢，始于恼羞成怒，继之强词夺理，最后文过饰非；年轻时代明明是写作组一直好笔，在彼时此刻此时都不算什么了，连污点都说不上，偏偏拒不承认，当事人朱永嘉朱维铮他们都出来指认了，还只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发善心捐款也是慈悲心肠，红口白牙说要捐一所学校，后来变成了30万，再后来变成了图书馆，最后变成了三万本书，不用说，肯定也还没捐出去，连这些带捐的书有没真的落实都不明不白........余先生太喜欢作这类事情了，也许真的演戏会上瘾吧。

2，自艾自恋使人发毛。南方小男人多刚健不足，带点“天然恋”，也是世之常情，加上读了那么几本书，丑人多怪文人多情嘛，一般人想也多能体谅。但是余先生的自怜，维持时间之长，发掘之深入，表现之逆天，力道之充沛，滋味之酸劲，真的，如果细想，真的会午夜梦回，噩梦连连。在几乎所有的书籍中，他都把自己搞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角，哭天抹地，声泪俱下，絮絮叨叨诉说受所有人迫害，他说，他这么完美洁白的圣贤人物、仁人君子，结果被害得家破人亡，简直天理难容，而“中国文化”最使他感到“痛切”的，就是它“坐视纵容”大众迫害他；举个例子，您看看他是吹老婆的呢——“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边疆郊外的一个人烟稀少的风景点玩，那里刚发生过抢劫殴斗事件，几个主要肇事者已被铐在景区派出所的铁栏杆上，准备押走，游人们指指点点围观着。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们知道了我是谁的丈夫，兴趣点全都转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几个铐在铁栏杆上的犯人，也都笑着向我点头”，当年，看到此处，只能一句“卧槽”表横无际涯的佩服之意.......... 一个老年版本的郭敬明跃然世界。

3，谄媚权力妙手到恶心。作为文化人，最标榜的，不过就是骨气二字，这是他们所有信心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对于权力，当然是人之所趋，但是总需要点遮掩，不要太露骨，吃相太难看。余先生之所以如此被他的同类所厌恶，最大的理由还在此媚功实在使人可爱可哀又可怜可叹。比如“含泪”之事，想人类有替死人宣读遗嘱的，有帮死人打抱不平的，有为死人烧香度亡的，但是还真没见过竟然为了涂饰说那些悲惨的死难者死得幸福的，这怎么能不引起公愤呢？这方面，因为不便细说，也就不引申了。

最后，作为一名初中时代就受《文化苦旅》恩赐的老读者，谨愿余先生多捐点款，少写点书。《论语》讲君子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圣人之言，没有调侃，我也是真心的告白。

2018，6，9，午间漫谈所至

勉力坚持每天都写三五篇文史八卦、生活随感、时政看法、影视评论等。所有关注、点赞，还有留言，都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感谢！

刘愚愚

驱使我回答这条问题的最大动力，不是余秋雨这个人，而是在看了几位朋友的回答后，觉得其中涉及学者与文人的区别问题。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是不为大众熟悉的，他对中国和世界戏剧的专深研究发生在八十年代，只为同行和高校相关专业所知晓，走不进大众。而走进大众的余秋雨，是那个以《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赢尽天下人的余秋雨，这后者只是一个文人，不能算一名学者。

学者之为学者，全在学问二字。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皓首穷经，自守寒窗，不与世事，虽满腹经纶，博学精专，却不为世人所知。大众是不需要学问的，本质上不需要，你的小日子容不下多少高深学问，也没这个必要，别把自己往高端里蹭了。没有研究生以上的学术训练，你没有能力知道什么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学问。这十多年，大众媒体为了吸引观众，一些文化品牌栏目打出“某某学者主讲”的字样，你以为听到的就是学术精华了吗？别傻了，若然余秋雨在电视里跟你大谈莎士比亚戏剧的版本，修辞，典故，你立马就懵逼了，真正的学问你是听不懂的好不好。“某某学者”只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充其量做些很有限的“科普”而已啦。

鄙人来今日头条这两三个月，发现朋友们对于明代的文人是如数家珍，而对清代有什么人则知之甚少。我想个中原因之一，是清代的文化格局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经学、诸子之学、训估、音韵、考据、类书等在清代达到中国历代的最高水平，至今整个华语界仍无法整体超越。明代出文人，清代出学者。文人是什么，文人是要在社会上发声的，靠评论时局、创作大众文化产品赢得名声和生活资源的人。过去，文人以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身份出现，近现代新闻业发达后，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撰写文章，开办专栏，获得社会知名度、号召力。鲁迅、茅盾、梁实秋、徐志摩是文人，孟森、陈衍、陈垣、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萧公权、金岳霖是学者，两者的领域生态不同，获取资源、确立功业的尺度不同，不能同日而语。可不可以一人同时于两者有见树呢？可以，鲁迅先生算是一位，胡适算一位，闻一多先生也算是一位，但是他们作为学者的研究领域却一样远离大众。有些人认为，艺术、人文、历史、宗教，原理大家都懂，都容易明白，专家只不过比我们懂多一点而已，这是错误的。专业与非专业最大的区别在于三个地方，研究方法的尺度拿捏，信息资源的获取与运用，评估与流通体系的健全与稳定。社会是杂而不纯，人的知识修养是有各种的局限性的，凡是专家都乐于承认超出自己研究领域的，他不懂，而我们的大众有时反而很难承认这一点，那怕一些是本科学历的，到后来也以为很多他都懂，哈哈。

以上文字是我回答这问题最大的动力所在。说完这些，再看余秋雨。《文化苦旅》《千年一叹》写给谁看的？写给不懂这方面专著，平时就没多少这方面的思考感悟的文艺青年看的（文艺青年指心态，不以实际年龄为转移）。确实，我观察过，手拿一本《文化苦旅》的人基本上就是青春少艾心、满脑子彩色梦想，喝咖啡红酒，网聊一流投入，不就这类读者为主吗？所以，作为戏剧家、作为文人的余秋雨先生就尽得风流了。他的笔墨确实是可口感人，没有思想深度和知识修养的人，就觉得那是好到极点的“学者散文”了。但是，这种作品你会发现，今天看和你十年后看，不会发掘出更多的信息，十年前你就看明白了，这样的写作除了辞藻华赡、色彩绚丽、可口香软之外，装载了多少的文化信息呢？余先生的大作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读，不错，正当其时，超过二十五岁仍然痴迷其中，以为甚好，我觉得你要清醒了，三十岁以上仍如此，就真要担心一下你心智的成熟程度了。我对这类华丽得不行，内涵主题没什么的作品曾经是相当熟悉的，那就是汉六朝时的赋体，真没多少东西看，例如那位叫司马相如的先生。文胜质太过，即为“伪”！这是文章之道千古不易的判断标准。余秋雨先生的知名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大众不知何为“真”何为“伪”的阅读水平和心态追求上的。

也许有些人认为余先生是当代文化的一座丰碑了，我不知道余先生是不是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他非常享受这一切。文人如果自己的内心也如“戏子”的话，那他除了演就真的不能再干别的，因为真诚真实的面对自己，是件很痛苦的事儿。这十年来，余先生过去的、现在的一些丑行被揭发流传后，无论是粉丝和他本身可能都无法接受。粉丝无法接受很好理解，因为“青春文学”的主角一定要具有理想的完美人格，那么大的污点是遮不住的，这么大的丑态是圆不了的。而余先生定的“三不”说明什么呢？以他的智慧他会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别装了吧。

所以，余先生是我本人最不屑的那类文人。文人身上的优点与毛病他全都有，坏就坏在他只享受好的，只承受好的，别人谈论他坏的，他都以为是污蔑中伤。这好吗？

我反而真诚的呼吁那个学者的余秋雨再度“占据”余先生的人生。把自己的学术专长继续在学术领域耕耘发挥吧，别再进入大众文化领域了。在后者里面，你即使再牛逼也只不过是做快餐的主，中国不缺这类人，可惜了你在戏剧研究方面难得的能力，不值得！

唔好嘈

For your information

答这个问题之前，当然要先这样的界定一下我们的讨论范围，然后讲话才有意义。

中国人社会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算是十分的礼敬读书人。在大学任教的教师都算是「学者」，「学者」集体合起来，就算是「学界」了。

余秋雨谈「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为甚么这么多高等教育界的同行批评他？

余秋雨也是大学教师，还是个博导，学术专业跟戏剧有关，他的散文集也很畅销。

不过他主力谈「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为甚么这么多高等教育界的同行批评他？

拥护余秋雨的广大读者听众，以及吹捧他成就的学界行家，都会异口同声埋怨其他学者妒忌余秋雨名利双收才诸多批评，还有人说余秋雨「很少为自己辩护」。

道理很简单，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错得太多！

因为社会上听他所讲、信他所写的人也实在太多，他错到够不上一般大学教师应有的基本水平！教育界同行批评他，是希望他一要更正，二要反省，三要回家多读书多进修等等。说得坦白一点，那是误人子弟的劣行。

他不辩护是因为人家的批评都是无可解释，在学术上是被人家「技术性击倒」，怎敢自辩？

至于说是妒忌甚么的，那是余秋雨的粉丝小人之心度人。任何一个大学教师、学者，如果专注在自己本业的前沿学术研究、或者竞竞业业的履行繁忙的讲课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去妒忌余秋雨的名成利就。证明了余秋雨学养不足，也不一定能取而代之，也不一定能够与余秋雨背后的市务推广团队合得来，也就不一定能够取而代之了。

余秋雨大谈中国文明，基本要求当然是能够掌握中国历史文化最入门的认识。余秋雨在这方面明显非常不足。随便举个例，他就把「仁者乐山、知（智）者乐水」的「乐」读成「快乐」的「乐」（lè）！这个词要专词转读，「乐」在此要读「yào」，解作喜好、欣赏，是动词。

我们的「余大师」也真「赖皮」得可爱，他还有脸说自己本来知道正读，为了迁就年青读者才去读众所周知的错音！

善意批评他的读书人，除了写一个「服」字，还可以怎样？

[潘国森]，已刊行单行本30余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者，精通金学，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头条号并与我沟通交流。

潘先森说

首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也忍不住来凑这个热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算不上是一个文化人。自然更不是专家、学者。所以那些动辄开口批评我“凭你也配称为历史问答达人”的同志们可以闭口了。小子不才，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什么，原本就是自小胡乱读了几本野书杂学，既没有出身更没有学历，浪荡江湖一混子，仅此而已。

知道余秋雨这个人的时候，我还在工地上搬砖。没错，就是他的《文化苦旅》和《千年一叹》。以我当时混一顿饱饭的机会都不多的情况，没有可能第一时间去拜读他的大作，都是发行多年之后在图书馆去坐地板上蹭书读到的。确实，当时很为他的文字感动，在二十出头的那个年龄，虽然告别了华丽词章、缠绵情殇、无病呻吟。但是还是无法真正领悟厚重思想。

余秋雨的那两部作品刚好就是用文化思想包装的精美散文，实际上二十来岁，阅历不多的小文青最喜欢读的莫过于温香软糯的精美散文。那个时候我很是高看了余秋雨一眼的。还专程跟我读大学的堂弟认真探讨了一下，毕竟在中国，有没有文化是用学历来衡量的，能够跟大学生探讨，已经是我的福气。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混到企业里面做了管理职位，有了自己的电脑，接触上了互联网这个东西，对余秋雨的认识全面、丰富起来。更有机会不仅仅是读其书，还能够在视频里谋其面。所谓闻名不如见面，相见不如怀念，经常会看到余秋雨参加这样活动那样综艺，开口就是文化，闭口便是道德，怎么看着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虚伪和做作。按照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装逼。

作为一个自诩的文化大师、道德君子，起码在我这样一个痞子眼里落差太大了，既没有那种厚重，更没有那种超脱，也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儒者风度。倒像是一个充满虚荣、自卑的显摆着者。点评个东西，假装眼圈发红的样子，明显跟语境和情景不符，那种假模假式是我一向最反感的。

就如同当年的星光大道一样，明明是一个拼才艺的舞台，到最后搞成了拼苦情的场合，谁说的比较苦，哭的比较真，谁他妈就有机会拿冠军。让那些真正有艺术细胞，舞美、歌喉一流的陪了法场。这其中那些所谓的嘉宾、专家功不可没。为了显摆自己的慈悲，假惺惺的擦眼抹泪，把场景推向高潮。那一帮打分的吃瓜群众在氛围的渲染下就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把分都打给演苦情戏的了。毕竟，慈悲这种东西永远都是伪善巧饰者的通行证。

当然，咱虽然不是文化人，也不能凭直觉以貌取人，为什么文化界会反感当下不可多得的所谓大师余秋雨呢？一方面还是他天生的媚骨、没有半分君子宁折不弯的风骨和阳刚；二来就是那种虚伪巧饰，一种病态的慈悲形象；三来就一副装模作样的道德君子形象但是满眼都是金钱利益。这种人要是在雍正帝手下当差一定会被赐一块皇帝御笔亲书的牌子：“名教罪人”。

因为就是这个在综艺节目中动辄装的无比慈悲，擦眼抹泪的道德大师，说是要捐一所学校，最后放了空炮；改说捐30万；再然后捐了三万册书。也许这三万册书是印出来卖不出去了吧，顺便还可以让余大师的思想再影响一代人，真是立德立言两不误。

可惜了，年少轻狂时让我真当做文化大师膜拜的余秋雨。

谢金澎

读余秋雨先生的著作不会下十部吧。从《山居笔记》到《文化苦旅》，从《千年一叹》到《行者无彊》。感觉其优美的文笔，流畅的行文，大气如虹的篇章，还是很有振撼力的吧。我也是那个時代过来的人，年岁都不小了，没有感觉余先生这个人，有多少所渭学界批评的那么多坏毛病呀，更没有什么文革期间什么被狗仔队挖出的甚么不可告人的伪经历。可怎么老是被人揪到祭坛上来拿他的人格示众呢？我想，不是世道不古，便是文人相轻，嫉妒成性的文化界的臭毛病又借尸还魂了。一个人，只要不杀人越货，他罪可死吗？一个文化人，人家用自己的劳动，多写了几本书，多攒了些名，多得了些利，有什么罪过需要一些鸟人群起而攻之吗？人，只要不是圣人，一说话，一投足，都会有个性，有被人看不顺眼的地方。世界上有没有完人呢？有的，棺材里的死人才完美的人。所以老实说，今天余秋雨先生被人围攻的样式，有点像旧中国酸文人们围攻鲁迅。虽然谈不上可恨，但是可恶，可鄙，可憎。为什么不可恨而是可恶，可鄙和可憎呢？可恨，是涚旧中国的酸文人受到了他人的收买，才去咒骂鲁迅。可是今天的酸文人，谁也没花一个铜板收买啊，便也来胡趋一通，借头条的一小块板面，想借骂余秋雨的大名博几个眼球。不是可恶可鄙可憎么。余秋雨再不行，人家有数千万文字等身的著作留给今生后世，再有缺点，也是成功人士的遐痴之处，只能善意批评，而不能全盘否定地恶毒谩骂，无限上纲。所以，如若我是余秋雨，我会秉持鲁迅的态度。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因为历史终将证明，将来什么样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而现在的许多人活着，却早已死去一一

李老根2017

久仰大名，于是百度其著作，然索然无味不能续读，先以为高深之作需静心深入研读，然再三昏昏然不能往下一字，遂弃焉。百思不得解，余尝读鲁迅之著作，如故乡，藤野先生，阿扣正传，祝福，药，狂人日记，孔乙己，至今内容情节句子时有忆之，直觉趣味盎然，回味无穷。亦读过路遥之人生，平凡的世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黄叶从树上飘落，早晨从中午开始等著作，其情节感人肺腑，直至泪奔，催人振作。亦读过贾平凹，老舍，王朔，池莉，其他外国著作麦田守望者，廊桥遗梦，简爱，内容情节都不似余秋雨这般枯燥乏味。

呜呼哀哉！老余著作看似学问高深，实则寡淡乏味了无生趣，曲高和寡，终不得广传。

心的雨

大悔忆智冰

秋雨与人鱼

如果把余秋雨与“索多玛120天”的导演－皮埃尔 保罗 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摆在一起，不难发现哪一个更接近文学，更接近人性。秋雨写着梅里美的文章，却妄想着雨果的声誉。不能简单地说，余秋雨是个无耻文人，但他实在是个怪物，美妙才气与丑恶现实杂交出的骡子。不幸的是，他在文化上注定没有繁殖能力。

余秋雨还让我想起，日本豚鼠系列影片中的一部，“下水道里的美人鱼”。故事很简单，一条在下水道里搁浅的美人鱼，被一个画家无意中发现，于是画家就把美人鱼救回了家里，可是为时已晚，人鱼的身体已经被下水道里污秽所污染，已开始溃烂，于是影片就把一个梦幻般美丽的人鱼从皮肤溃烂开始，一直到她肠穿肚破的死亡过程展现给观众，可以说，观看需要极大的勇气，及精神承受力，更有很多人看后直斥导演变态，可是观后静下心来一想，这不也是个再自然不过的，并且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必经的过程罢了，可见不敢面对自己而活的人太多了。

而且非常的凑巧，余秋雨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逆转这个过程，让一堆腐尸烂肉重新弥合，重现焕发出伪生命的夸张光彩，也无怪乎，为什么他的文章，至今还是很多人的“唐僧肉”。可是很不幸，生命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尽管余秋雨为需要梦幻附庸深度的人们，重新用石蜡塑造了一个熠熠生辉的人鱼，可事实上你们不要忘了，看似的美丽，而过后一想，才知道，这实在才是天下最恐怖，最变态的行为，余秋雨是在鞭尸啊。

余秋雨有错吗。从自由主义观点来看，他一点错都没有，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选择，他首先是个人，跟你我一样的人，所以，如果批判他，是因为看不惯他在现实中呼风唤雨的本事，那么这些批判者所有的语言文字，其实都是自赏耳光。有功夫做这样的批判，倒不如和余秋雨等攀上关系，早点进入“中国作协”养老来得更实惠些。

钻石鼻子

对余秋雨，原来既说不上什么好感，,也说不上有多少蔑视。可是自从他发表了那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丑化一切对他的批评，而且不惜诬一切批评者为盗，此后在《山居笔记》里又进一步自我大师化，把一切批评者都说成是“小人”，再接下来，是他主动状告的两场官司，索赔共26万，我对他的蔑视才与日俱增了。他本来扬言要打“一系列官司”，要让批评者“一个个倾家荡产”，只是因师出不利，这才收敛止步。至于后来的做秀，商业化包装自己，那倒是小焉者，不必多计较了，他有他兜售自己的自由。但是言论的自由、文学批评的自由，却是必须捍卫的。余秋雨所作的正是要取消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言论自由，他是要把批评的尊严踩在脚下。我们没有理由蔑视别人的年轻、学问少，我们没有理由蔑视一个婴儿。正相反，我们要羡慕别人的年轻，天真，因为我们已不再年轻。学问少，更不是蔑视他人的理由，天下没有人无所不知。是人，个个有知识的盲区和见识的盲区。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更何况社会角色不同，隔行如隔山，任何一个劳动者所懂得的，我们大多不懂，所以学问不是自我骄傲、轻视他人的资本。读书人文化人，写出几本书来，不要说在市场上畅销，受到好评，就值得骄傲，就不可一世，即使是传世作品，也还有高低之分，从来没听说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从此可以蔑视天下人的，更何况影子都没有呢！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等大作家，都是极有自知之明，平易待人，甚至是常常对自己不满的人。那么，学问、水平都不是我们蔑视一个人的理由，是什么使我们产生了“蔑视”——这种与极度厌恶、极度轻视相邻近的感情呢？我想，只有对一个人在道德水准上的评价非常低，甚至是只有负面评价，而他本人却又以“当世文章道德楷模”的虚假形象出现的时候，才会使我们持续不断地强烈地保持这种感觉和评价。所以我敢说，余秋雨引起极大的负面评价的根本原因，完全不在于他的学问上有欠缺（谁没有欠缺？），文章中有几百个大小文史知识错误，也不在于他在“文ge”中在写zuo班写过奉命文章，是“市委**大pi判写作组文艺组”的正式成员（经历那个时代，谁能没一点错误，完美无缺？），而完全是在于他今天的对待历史、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包括文章失误、批评者和读者几方面，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诚恳？真实？尊重他人？尊重文学批评与言论自由，承认这一现代社会的民主法则？余秋雨狂妄地践踏这一切。他历史既非清白无瑕，学问上又漏洞多多，不足以服人，却气焰万丈，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诚意，那天下的批评者凭什么谅解你，支持和纵容你建立话语霸权，以伪乱真？余秋雨老是说自己是什么“有身份”的人，这个“有身份”，无非是因一个人在世俗中善于经营而混来的那些头衔罢了。其实一个作家，一个文化工作者，一个学问家，他的“身份”不在别处，首先只在同行中。在人品、学问上，你为同行看不起，你就是再学会会长、博导，担任10个客座教授也没用（君不见金庸、贾平凹之流，如今都是争相被聘为教授？），因为大家从心里蔑视你，这里用得着“蔑视”两个字了。有人说，文人相轻。是有这个东西，但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学问上如果确实是大家，那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你个人再心高气傲，你也不能不佩服他，因为你就是不懂。比如外语，比如训诂，比如考证，比如理论体系，不是嘴硬就能改变事实的。而真正的大作家，社会对他的热爱，那是全人格的结果。如托尔斯泰就是。好多人羡慕余秋雨，有名有钱。其实他是一个悲剧，他的不幸由他自己的性格一手造成，最后不能不是一出悲剧。世界上，还有比生前身后挨骂，在人格上遭受所有真正有识者蔑视的更不幸的作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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