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
開個小小的玩笑，標題抄襲了，抄襲的誰的？可能都知道，就不贅述了。但還是有點不同，對於納博科夫
最近，我在讀3本《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本《作家訪談》共訪談了48位作家，都是大牛級人物。這麼一圈讀下來，讀到納博科夫的訪談時，是最順暢最開心最解氣的。
為何最順暢最開心最解氣？答案就在赫伯特·戈爾德寫在訪談前的一段話裡，“時年六十八歲的他體態敦實，不怒自威。他很容易開心，也容易著惱，不過還是開心的時候多一些。”“按照納博科夫的要求，所有的回答都是寫下來的。他聲稱他需要用寫的方式來作答是因為他對英語不熟悉；”
大家讀完訪談會發現，這小老頭鋒芒畢露，真有個性，真敢說話，還不乏有些可愛，但好像情商不夠（去他媽的情商）。可能到了他這個年齡和地位，有說自己想說的話的資本了吧。至於他的觀點評論是否有理，那就見仁見智了，但我很喜歡他的這種不藏著不掖著的風格，現在這種人太少太少了。
需要說明的是，這次訪談的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以下的內容只是節選了訪談的部分內容，想看全部內容的，還是掏錢買書吧。
《巴黎評論》：普林斯頓大學的克拉倫斯•布朗曾經指出你的作品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他說你“重複得無以復加”，你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述說本質上一模一樣的東西。他說“納博科夫的繆斯”是命運。你是有意識地在“重複你自己”呢，還是換句話說，你努力想跟你書架上的書達到一種有意識的統一？
納博科夫：我想我沒見過克拉倫斯•布朗的文章，不過他講的東西可能有點道理。非原創的作家看起來八面玲瓏，因為他們大量模仿別人，過去的，現在的。而原創藝術只能拷貝它自身。
《巴黎評論》：你認為文學評論到底有沒有目的，無論是泛泛而論，還是就你自己的書而言？文學評論有啟發意義嗎？
納博科夫：一篇評論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書說點什麼，評論家可能看過也可能沒看過那本書。評論是可以有啟發意義的，這是指評論能讓讀者，包括書的作者，對評論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誠實與否，或者兩者同時有所瞭解。
《巴黎評論》：那麼編輯的作用呢？確有編輯提出過文學方面的建議嗎？
納博科夫：我想你所謂的“編輯”就是校對員吧。我認識的校對員裡倒頗有一些地道的，無比機敏、和善，他們跟我討論一個分號的勁兒彷彿這個符號事關榮譽，當然，藝術的符號往往的確如此。不過我也碰到過一些自以為是的、一副老大哥樣的混蛋，他們會試圖“提意見”，對此我只大吼一聲：“不刪！”
《巴黎評論》：你是一位悄悄追蹤你的獵物的鱗翅類學者？如果是這樣，你的笑聲難道不會嚇到它們嗎？
納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聲會把它們誘入一種蟄伏狀態，昆蟲在模仿一片枯葉時都會產生這種安全感。儘管我並不熱衷於評論我作品的文章，但我碰巧記得有這麼一篇東西，是一位年輕女士寫的，她試圖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昆蟲學的象徵符號。要是她對鱗翅目昆蟲略知一二，那她的文章也許還能有點兒趣味。天吶，她是徹底一竅不通，她用的那一堆亂糟糟的術語佶屈聱牙、荒唐透頂。
《巴黎評論》：你與那些所謂的俄羅斯白人難民十分疏遠，對此你作何解釋？
納博科夫：嗯，從歷史上來說，我自己也是個“俄羅斯白人”，廣而言之，所有那些跟我的家庭一樣反對布爾什維克暴政，因而在其當權的早期便離開俄國的俄羅斯人都是、也一直都會是俄羅斯白人。但是這些難民分裂成很多社會小團體和政治小團體，就跟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的整個國家一樣。我不跟“黑色百人運動”[1]的俄羅斯白人打交道，也不跟所謂的“布爾什維克者”即左派打交道。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中有些是支持君主立憲制的知識分子，有些則是社會革命派的知識分子。我父親是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我倒不介意也被貼上一個老派自由主義者的標籤。
《巴黎評論》：你與當今的俄國亦十分疏遠，你怎麼解釋？
納博科夫：我對眼下大做廣告的假惺惺的冷戰解凍一說深表懷疑。對無可救贖的邪行罪孽念念難忘。對時下能令一位蘇聯的愛國主義者感動的任何東西徹底無動於衷。對本人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觀察到了列寧主義的 meshchantsvo（小資產階級的沾沾自喜，庸俗主義的本質）兀自得意。
《巴黎評論》：我知道你的作品在蘇聯也有人讀，並且受到攻擊。如果你的作品出了一個蘇聯版本，你會有何感想？
納博科夫：哦，歡迎他們讀我的作品。事實上，維克多出版社正要出我的《斬首之邀》，是一九三八年俄語版的重印本。紐約一家出版社（菲德拉）正在印我翻譯的俄文版《洛麗塔》。我覺得蘇聯政府肯定會樂於正式接受一部看似隱含對希特勒政權的預言的小說，一部對美國的汽車旅館業大肆抨擊的小說。
《巴黎評論》：你跟蘇聯公民有過接觸嗎？是哪一類的接觸？
納博科夫：我跟蘇聯公民可以說從未有過接觸，不過的確有過那麼一次，三十年代初還是二十年代末的時候，我答應見一位來自布爾什維克俄國的政府代表——純粹是出於好奇，他當時正試圖勸說流亡的作家和藝術家迴歸祖國。他有一個雙名，萊博德夫什麼的，還寫過一箇中篇小說，題目是 《巧克力》，我心想說不定這人會很好玩。我問他我是否可以自由寫作，如果我不喜歡那裡，我是否可以離開俄國。他說我肯定喜歡那裡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去考慮再出國。他說，蘇維埃俄國允許作家使用的主題多的是，那叫一個慷慨大度，我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比如農場、工廠、法吉斯坦的森林——哦，太多迷人的題材了。我說農場什麼的我沒興趣，這位想引誘我的可憐傢伙很快放棄了。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對他比我好多了。
《巴黎評論》：你把自己看做美國人嗎？
納博科夫：是的。我是地道的美國人，地道得就像亞利桑那州的四月天。美國西部的植被、動物、空氣，是我同遠在亞洲北極圈的俄羅斯的紐帶。當然，是俄羅斯的語言和風光滋養了我，我不可能在精神上同美國的本土文學，或者印第安舞蹈，或者南瓜派，親近到什麼程度；不過當我在歐洲邊境上出示我的綠色的美國護照時，我確實感覺到一股溫暖輕鬆的自豪感湧上心頭。對於美國事務的粗暴批評會讓我生氣難過。在內政方面，我強烈反對種族隔離。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絕對站在政府一邊。在不確定的時候，我的做法很簡單，只要是讓左派和羅素們不滿的我就擁護。
《巴黎評論》：對於創作型的作家而言，你認為學術界這個大環境怎麼樣？關於你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時的收益或者不滿你能具體說一說嗎？
納博科夫：一個一流的大學圖書館，位於舒適的校園之內，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個不錯的大環境。當然，還是有教育年輕人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假期裡，不是在康奈爾，有一個學生把一臺晶體管收音機帶進閱覽室，他振振有詞地說，第一，他是在聽“古典”音樂；第二，他開得“很輕”；第三，“夏天看書的人不多”。我就在那裡看書，一個人的大眾。
《巴黎評論》：你能描述一下你同當代文學圈的關係嗎？同埃德蒙•威爾遜、瑪麗•麥卡錫、你的雜誌編輯以及小說出版人的關係？
納博科夫：我唯一一次同其他作家合作是二十五年前跟埃德蒙•威爾遜一起為《新共和》雜誌翻譯普希金的《莫扎特與薩列裡》，去年他厚顏無恥地質疑我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理解，讓自己當眾出醜，也讓我對於那段合作的回憶似是而非起來。瑪麗•麥卡錫最近對我倒是很不錯，也是在《新共和》，儘管我確實感覺她在金伯特[2]的李子布丁的微暗的火里加了不少她自己的甜酒。我不想在這裡提及我跟格羅迪亞斯的關係，不過對他那篇《奧林匹亞選集》中的無恥文章，我已經在《常青樹》上做了回應。除此之外，我跟我所有出版人都相處得非常好。我與《紐約客》的凱瑟琳•懷特[3]和比爾•麥克斯韋爾的友誼之溫暖，即便是最傲慢的作家，只要一想起都會心存感激和喜悅。
《巴黎評論》：你能就你的工作習慣說點什麼嗎？你是根據預先制訂的計劃表寫作嗎？你會從一個部分跳到另一個部分，還是從頭到尾地順著寫？
納博科夫：我寫的東西總是先有個整體佈局。然後像一個填字遊戲，我碰巧選了哪裡就先把那裡的空填上。這些我都寫在索引卡片上，直到完成全書。我的時間表很靈活，但是對於寫作工具我相當挑剔：打線的蠟光紙以及削得很尖、又不太硬的鉛筆，筆頭上得帶橡皮。
《巴黎評論》：有沒有一幅特別的世界畫面是你想描繪的？對你來說過去始終就在眼前，即便是在一部關於“未來”的小說中，比如《左側的勳帶》。你是一個“懷舊者”嗎？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
納博科夫：我想生活在擁有無聲飛機和優雅的航空車的未來，銀色的天空萬里無雲，一個遍佈全世界的地下公路體系，卡車只許在地下行使，就像摩洛克斯族人[4]—樣。至於過去，我不介意從各個不同的時空角落找回一些失落已久的享受，比如燈籠褲和又長又深的浴缸。
《巴黎評論》：除了寫小說，你還做什麼，或者說，你最喜歡做什麼？
納博科夫：哦，那當然是捕蝴蝶，還有研究蝴蝶。在顯微鏡下發現一個新的器官，或者在伊朗或秘魯的某座山腳發現一隻未經記載的蝴蝶，跟這時的心醉神迷比起來，文學靈感所帶來的愉悅和收穫根本不算什麼。俄國若是沒有發生革命，我也許就全身心投入鱗翅類昆蟲學，根本不會寫什麼小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巴黎評論》：什麼是現代小說界最典型的“庸俗”（poshlust）[5]?庸俗之惡對你有沒有一點兒誘惑？你有沒有中過招？
納博科夫：“Poshlust”，更好的翻譯是“poshlost”，這個詞有很多微妙的含義，顯然，在那本關於果戈理的小書裡，我對於這些含義描述得還不夠清楚，不然你也不至於問出是否有人會被poshlost所誘惑這樣的問題。裝模作樣的垃圾，俗不可耐的老生常談，各個階段的非利士主義，模仿的模仿，大尾巴狼式的深沉，粗俗、弱智、不誠實的假文學——這些都是最明擺著的poshlost的例子。如果我們想揪出現代文字中的poshlost，我們就必須到以下這些東西里面去找：弗洛伊德的象徵主義、老掉牙的神話、社會評論、人道主義的要旨、政治寓言、對階級和民族的過度關心，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聞報道里的老一套。“美國不比俄國好多少”，或者“德國的罪孽我們全都有份”這一類的概念就是poshlost在作怪。Poshlost之花盛開在以下這些短語和詞組中：“真實一刻”、“個人魅力”、“存在主義的”（被嚴肅地使用）、“對話”（用在國與國之間的政治會談），以及“詞彙量”（用在泥工身上）。把奧斯威辛、廣島和越南混為一談是煽動性的poshlost。屬於一個一流的俱樂部（冠以某個猶太財政部長的名字）是斯文的poshlost。胡侃一氣的評論通常都是poshlost，但是poshlost同樣也潛伏在所謂高品位的文章之中。Poshlost稱“空空先生”為偉大的詩人，稱“假假先生”為偉大的小說家。Poshlost最大的溫床之一要數藝術展會；所謂的雕塑家們在那裡以拆卸舊車零件所用的工具製造出一堆不鏽鋼曲軸蠢物，禪學立體聲，聚苯乙烯臭鳥，現成物品藝術，比如公共廁所、炮彈、裝在罐頭裡的球。我們在藝術展上欣賞所謂的抽象藝術家們創作的廁所牆紙上的圖案，欣賞弗洛伊德超現實主義，欣賞露水般的點點汙漬，以及羅夏墨跡——所有這一切都跟半個世紀前學術性的《九月之晨》[6]和《佛羅倫薩的賣花女》[7]—樣老掉牙。Poshlost的名單很長，而且當然了，誰都有他自己最討厭的那一個，一群之中尤其可惡的那隻黑畜生。對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一個航空公司的廣告：一個諂媚的小蕩婦給一對年輕夫婦送上餐前小吃——女的兩眼冒光盯著黃瓜土司，男的雙目含情欣賞那位空姐。當然了，還有《威尼斯之死》[8]。你知道範圍有多廣啦。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當代作家是你頗感興趣的？
納博科夫：是有幾個我感興趣的作家，但是我不會說名字。匿名的快樂不礙任何人的事。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是你很不喜歡的？
納博科夫：沒有。很多廣為接受的作者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刻在空空的墳墓上，他們的書空洞無物，就我閱讀的品味而言，他們徹底無足輕重。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很多其他的作家，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當我看到評論家和其他作家泰然自若地將查泰萊夫人的交配活動，或者那個冒牌貨龐德先生的一派胡言，稱作是“偉大的文學”，我著實進行了一番思想鬥爭，我真懷疑這是他們聯合策劃的針對我的大腦的陰謀活動。我注意到在某些人家裡，龐德的書已經代替了施韋策醫生[9]。
《巴黎評論》： 你不是在寫一本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書嗎？
納博科夫：但不是隻寫他。我想做的是發表幾篇關於幾本小說的文章，都在二十頁左右——《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變形記》、《堂吉訶德》，等等，都以我在康奈爾和哈佛的講座手稿為基礎。我記得曾經在紀念堂裡當著六百個學生的面高高興興地把《堂吉訶德》、一本殘忍而又粗糙的老書一撕為二，有幾個比較保守的同事當時瞠目結舌，非常尷尬。
《巴黎評論》：那麼果戈理呢？
納博科夫：我很小心地不從他那裡學任何東西。作為一個老師，他有些可疑，且危險。寫得最糟糕的時候，比如他那些烏克蘭的東西，他就是個一文不值的作家；寫得最好的時候，他是無可比擬的，是不可模仿的。
《巴黎評論》：還有別人嗎？
納博科夫： H.G.威爾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作家。《深情的朋友》、《安•維羅尼卡》、《時間機器》、《盲人國》，所有這些故事都比貝內特或者康拉德的任何小說好得多，事實上，勝過威爾斯所有同時代作家所能創作的任何小說。當然他的社會學觀點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的浪漫作品和奇幻作品是一級棒。有一次那才叫尷尬，那天晚上我們在聖彼得堡的家裡吃晚飯，威爾斯的譯者金娜塔•凡格洛夫猛一轉頭，向威爾斯宣佈道：“要知道，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失落的世界》[10]。”“她是指火星人輸掉的那場戰爭[11]。”我父親飛快地說。
《巴黎評論》：你從你康奈爾的學生那裡學到什麼了嗎？還是說在那裡的經歷純粹是經濟性質的？教書有沒有教給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納博科夫：我教書的方法預先杜絕了我同學生的真實接觸。他們至多是在考試時把我腦子裡的一些碎片反芻一下。我每堂課的講義都是認認真真、一腔熱情地手寫並打字的，然後我在課堂上很放鬆地念出來，有時候停下來把一個句子寫一遍，有時候把一整段重複一遍——這是為了幫助記憶，然而卻很少會改變那些做著筆記的手腕的節奏。我很歡迎聽眾中的一小部分速記能手，滿心指望他們能把自己儲存起來的信息傳遞給其餘那些沒那麼走運的同學。我曾試圖在大學的廣播裡播放錄音帶來代替出勤上課，但是沒成功。另一方面，課堂大廳裡這時那時這裡那裡會傳來一些咯咯的表示欣賞的笑聲，讓我深感歡欣鼓舞。我最大的回報是十年抑或十五年之後，我以前的一些學生寫信來，告訴我他們現在明白了我當時為什麼要教他們想象愛瑪•包法利那個被翻譯錯了的頭型，想象薩姆沙[12]家房間的佈局，或者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兩個同性戀。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從教書中學到什麼，不過我知道我在為我的學生分析那一打小說時積累了大量令人激動的有價值的信息。我的工資，你碰巧也知道的，並非王侯俸祿級的。
《巴黎評論》：關於你夫人與你的合作，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納博科夫：二十年代初的時候，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她是顧問加法官。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說都至少會對著她念兩遍；她打字、改樣稿、檢查多種語言的翻譯版時會全部再重讀一遍。一九五〇年的一天，在紐約州的綺色佳[13]，我糾結於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和疑惑，想把《洛麗塔》 的前面幾章都扔進花園的垃圾焚化爐裡，是我妻子阻止了我，鼓勵我再緩一緩，三思而後行。
《巴黎評論》：你未來有什麼工作計劃？
納博科夫：我正在寫一部新的小說，但是無可奉告。另一個我已經籌劃了一段時間的項目是出版我為庫布里克寫的《洛麗塔》的完整劇本。他的電影從劇本中借用的部分剛好還能讓我保持劇本作者的合法身份，儘管如此，電影本身只是我想象中的那部精彩作品的模糊寒磣的一瞥，我在洛杉磯的別墅裡工作了六個月，一幕一幕地寫下來。我不是要暗示庫布里克的電影很平庸；就它自身而言，它是一部一流的影片，只不過跟我寫的不一樣。電影以其歪曲的鏡頭使小說變形、變粗糙，總會讓小說帶上一點poshlost的痕跡。我覺得庫布里克在他的作品中避免了這一錯誤，但是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他沒有追隨我的指導、我的夢。太遺憾了；不過至少我可以讓人們閱讀我的《洛麗塔》劇本的原稿。
《巴黎評論》：如果說你會因為一本小說被人們記住，只有一本，讓你選擇的話，你會選哪一本？
納博科夫：我正寫的這本，或者不如說我正夢想要寫的這本。事實上，我會因為《洛麗塔》以及我關於《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研究而被記住。
《巴黎評論》：你目前的名氣對於你是否有什麼顯著不利的地方？
納博科夫：有名的是《洛麗塔》，不是我。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再默默無聞不過的小說家，有著一個不知該怎麼發音的名字。
注：
1. 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反革命運動，支持沙皇統治。
2. 金伯特是納博科夫的小說《微暗的火》的主人公之一。
3. 美國作家E.B.懷特的妻子。
4. H.G.威爾斯的科幻小說《時間機器》中一群生活在地下的變形人。
5. poshlust是俄語，意為“庸俗”，包含平庸瑣碎、附庸風稚、精神世界貧乏空洞等特點。
6. 法國畫家保羅•查貝斯（1869—1937）的作品。
7. 美國畫家弗蘭克•杜韋內克（1848—1949）的作品。
8. 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的著名短篇小說。
9. 施韋策醫生（1875—1965），德國神學家、非洲傳教醫師，獲一九五二年諾貝爾和平獎。
10. 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的作品。
11. 書名“The Lost World”中的“lost”可以理解為“輸掉”的意思。
12. 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主人公格里髙爾的姓。
13. 康奈爾大學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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