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示威者在國會議員辦公室外抗議新醫改法案。該法案將廢除貧困、殘疾人士的大部分醫療補助。新華社發 沈霆攝）
近期，隨著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熱映，“藥企研發投入”及“藥價”方面的討論顯得愈發熱烈。雖然有部分輿論認為“藥價高是源於研發投入高”，但若以美國醫療體系為背景來看，“高藥價”和“藥品研發投入”的關聯可能還真沒那麼緊密，其中，扭曲的新藥研發體制、藥企缺乏監管及資本主義制度才是“價高”的原因。
全球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曾對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在2012至2014年間的藥品價格進行比較研究，指出歐洲的相關藥品價格明顯低於美國。2016年，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下設美國計劃與評估助理部長辦公室發佈關於美國處方藥花費趨勢的報告，認為美國處方藥的支出正在快速上升。報告稱，2015年，美國的處方藥支出約為4570億美元，佔整體個人醫療保健服務的16.7%，然而上世紀90年代，這一比重僅為7%，而導致處方藥支出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藥企的商業策略，即收購一些早已存在但被大眾忽視的藥品，再將其變成高價的“特殊藥物”。如，藥物達拉匹林（Daraprim）研發於20世紀60年代，是幫助艾滋病人治療寄生蟲感染的基礎藥物，該藥的價格曾是13.5美元一片。但是，2015年，當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作為首席執行官的圖靈製藥公司在購得該藥的所有權後，將藥價從13.5美元提高到了750美元，上漲了55倍。再如，用於治療多重抗藥性肺結核的藥物環絲氨酸（Cycloserine）的最初價格是30片500美元，但在被Rodelis Therapeutics收購銷售權後，該藥直接漲價20倍，每30片售價漲至10800美元。
而藥企之所以能夠大幅度提高藥物價格，主要源自扭曲的美國新藥研發體制和政府在醫藥監管方面的缺位。微信公號“美國志”文章《美國藥特別貴，藥企掌握定價權，藥企CEO認為貴賣符合資本主義精神》稱，在歐洲和全世界許多國家，政府會直接和藥商談判，有政府幹預穩定藥價，但美國的新藥研發體制較為扭曲，聯邦政府雖然對新藥研製支持大量資金，卻在最終上市的藥物選擇、藥物定價等一系列終端毫無控制權。如，政府醫保沒有權力和藥商談判。因此，美國政府在藥品方面監管的缺位導致市場上醫藥價格的隨意性。據美聯社報道，由於美國當局並不監管藥品定價，一些國會議員雖然出手對高藥價施壓，但實際能採取的行動非常有限。這意味著，美國製藥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定價。如，2016年，美聯社的報道稱，過去兩年間，美國共有29種藥品因價格漲幅較大引起國會關注，相關製藥商接受國會調查、甚至遭到國會議員痛斥，然而，最終的結果是22種藥品價格紋絲不動，2種藥品價格反而上漲，５種藥品價格雖然下調，但均屬於公眾需求量較小的藥品。因此，輿論指出，雖然藥廠經常宣傳其研發費用高企，實際上，它的收益是高得不成比例，同樣作為具有公共性質的行業，能源快消等淨利潤率在2~4%，但藥廠的整體（已經包含研發失敗）淨利潤率卻能高達8%~10%以上。
另外，要想嘗試打破美國藥企的“價格壟斷”，在其現行體制下可謂困難重重。製藥企業在藥物“專利”方面的壟斷行為早已引起美國國民的不滿，他們認為，一些舊藥遠不值那麼高的價錢，只是因為相應行業的市場不自由才會發生這種現象。美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捍衛公眾利益組織”負責人羅伯特·韋斯曼舉例說，在鄰國加拿大，每支腎上腺素筆的售價約為112美元，而美國出售的EpiPen價格卻是前者的3倍，“令人憤怒”。他痛斥邁蘭公司“威脅民眾生命，侵吞國家利益”。也有醫療領域的專業人士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應該採取多種措施，保障新藥物公平定價。因此，曾有“政府資金研發的藥一律不設專利限制”的法案提出，但很快就被藥企華爾街聯合遊說給抵制掉了。這也正如馬丁·什克雷利對藥品提價所表述的觀點“資本主義的真諦就是要讓產品賣到最高價格。”
由此可見，美國的高價藥主要還是其制度所帶來的結果，並不是“研發藥物投入過大”所造成的。對其高價藥持反對意見的人士也指出，目前一些新藥定價之高，使得藥品在出售幾個星期後，就足以收回數年的研發成本。
（參見：《美國藥特別貴，藥企掌握定價權，藥企CEO認為貴賣符合資本主義精神》《之後，我們來揭露一下罪惡的美國扭曲的藥物研發體制》《為什麼美國某些藥物如此昂貴？》《美國竟是高價藥的天堂》《達拉匹林藥價一夜暴漲55倍 整個美國都震驚了》《國會施壓無用製藥商不為所動 美國藥價不降》《藥價暴漲高管狂賺 美“官二代”公司激起民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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